思维与语言·认识与真理:张浩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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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物思维到人的思维

凡是对动物的行为进行过认真观察和研究的人都不会否认,动物特别是高等灵长类动物具有一定的思维能力。对此,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论述。但是对于动物的思维与人类思维的渊源关系,以及动物思维究竟是怎样过渡到人类思维的问题,却很少有人论及。然而,要弄清人类思维的起源和形成过程又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地研究。本文试图从动物智力的发展状况和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一下动物思维与人类思维的关系问题。

心理学家们认为,对客体的映像、感知和记忆这些大脑最可宝贵的思维技能并不为人类所独有,也普遍存在于高等动物界。譬如,鸽子能远涉重洋而飞回大陆;狗和猫被人偷走之后,在一定的时间内,甚至在远隔江河的情况下,只要“自由”了,就能重新回到自己的“家”。显然,这些动物的上述行为不是单靠各部器官的直接“反射”,而是靠它们良好的记忆。记忆可以把以往的“经验”储存起来,一旦遇到新的外部环境,就能凭借过去的“经验”对新的信息进行比较分析,以抉择自己的去向。动物的这种行为已经超出了通常所说的本能的范围。至于人类近亲黑猩猩的智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上述动物。从进化论的观点来说,我们既然承认人类起源于动物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人类思想的萌芽也是植根于动物界的。

动物的智力发展与脑的进化是分不开的,而它们的智力发展水平又是以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和能力以及相互间传递信息的方式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为主要标志的。或者说,动物思维向人类思维的过渡,一方面主要看动物是怎样由单纯的适应环境到能动地改造环境,即从本能地采集天然食物向通过劳动自觉地生产食物过渡;另一方面,要看它们在群体内部传递信息方式的发展状况(即从动物的“语言”向人类语言过渡的状况)。关于动物的思维智力发展与脑的进化的同步关系及动物在自然状态下的思维能力和智力表现,笔者在相关文章中已做过论述。这里,仅就人为环境或人工驯养条件下动物智力可能达到的高度,探究动物思维向人类思维过渡的可能性及其具体表现。

一般说来,在自然状态下,猿类总是首先依靠自己的器官来实现目的,并且只有在这样做行不通的时候,它们才转而考虑采取工具的行动。因此,猿类使用工具的活动,明显地表现出被迫的特征。苏联科学家们对黑猩猩使用工具的情况,做了如下一系列的实验。

起先,实验者给黑猩猩一个长形的、狭窄的管子,管子里头放着食物。黑猩猩光靠自然器官是拿不到食物的,必须用一根长竿子把食物从管子里捅出来。然后给黑猩猩一根木棒。在经过人的示范以后,黑猩猩很快就学会了利用木棒把管子里的食物取出来,并且做得很熟练。接着,实验者在木棒的一端捆上一段横木,横木长度超过管子的直径。黑猩猩拿到这个工具时,竟不加分析地妄想将装有横木的一头插到管子里去。直至经过了几次失败以后,才似乎领悟到木棒两端的区别,用木棒的另一端从管子里捅出了食物。后来,在木棒两端都扎上横木。开始黑猩猩仍然一再地想把木棒塞进管子里去,当然都失败了。这时实验者给黑猩猩一根树枝,它的一端生长着细细的侧枝,黑猩猩用双手把侧枝去掉后用这根树枝取得了食物。也许从这次成功中受到了启发,当它们再一次拿到两端都扎上横木的木棒时就用全力企图去掉两端的横木:或是用牙齿把横木咬下来,或是解开扎在横木上的绳子,然后用这根光秃秃的木棒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下一步的实验中,交给黑猩猩的是一个在外表上丝毫没有工具形态的木制圆盘。经过再三试验以后,黑猩猩终于找到了好办法:把圆盘折成木片,然后用它去捅管子,取出食物。有趣的是,它们总是循着木质纤维的方向来折裂圆盘。当它们做得娴熟之后,实验者又在圆盘上画上许多同纤维方向垂直的条纹。黑猩猩起先会循着画面上的条纹的方向折圆盘,这当然折不断。于是它一面转动着圆盘,一面施加压力,最后仍然是顺着木质纤维的方向把木盘折裂了。上述实验见〔苏联〕格·赫鲁斯托夫《黑猩猩会利用石块制造工具吗?》,载《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

这一系列的实验无疑需要非常复杂的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能力。实验的成功,证明黑猩猩既能使用工具来取得食物,又能把某些材料加工成为合乎使用的工具,其知性分析能力与人类的儿童不相上下,和童年时代的人类也十分相近。

黑猩猩的社会行为显示了它和人类另一方面的相似性。黑猩猩有时候喜欢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做舞蹈式的跑跳,同时还大声地喊叫着。在动物园里曾让一些黑猩猩作画,它们绘画时显得非常开心,而且每一只黑猩猩的画都有它自己的“风格”。由此可见黑猩猩已经具有感觉综合能力的雏形,它们完全可以像人类的小孩在尚未达到具有表现力的阶段以前那样,熟练地画图画。这些事实说明,黑猩猩具有潜在的审美感以及类似人类意识和感情的初步萌芽。

猿类较复杂的行为和群居生活,形成了较高级的动物语言。它们不光会发出招群、求偶、报警等单调的声响,而且还能发出多种变化的音调,配合相应的体态、手势和面部表情,传递更丰富的信息,以协调彼此间的行动和表达喜怒哀乐的感情。由于缺少语言神经中枢、正常的发音器官、无法对声音进行定向反射,黑猩猩缺乏说话的能力,但是它们在学习手势语言和符号语言方面却有惊人的成绩。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夫妇于1966年开始用手势语言训练一头出生才6个月的雌黑猩猩沃休,在5年中它学会了近350个手势。其中许多手势不只是表示一个词,而是表示一组词的意思。更加惊人的是它还能创造新的词和词组的句法结构。如当它第一次看到从池塘登岸嘎嘎叫着的鸭子时,能用手势称之为“水鸟”,当它第一次拿到一只橘子时,它称之为“橘子色的苹果”。这说明,它已具有一般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1972年,美国另一位心理学家彭妮·帕特森对一头刚满周岁的大猩猩柯柯训练使用手势语言,在几周内它就学会了“喝水”和“多些”的手语。到4岁半的时候,柯柯已学会了222个手势,6岁半的时候已能正确使用645个不同的手势,其中经常使用恰当的手势有375个。它还会创造出一些复合名词来形容初次见到的东西,如把斑马说成是“白虎”,把长鼻子木偶称为“象娃娃”,不易咬碎的甜食被叫作“石头—点心”,镶宝石的戒指被称为“项链—手指”。柯柯对手语的运用,并不局限于称呼一些事物和行为,而且还能表示某些要求和自己的忧愁、欢乐等情绪,甚至还会用手势语言来同人争吵和说谎。按照斯坦福—比奈法的智力级别,柯柯的智商处于84~95分之间智商是测验智力的心理学术语,即智力的商数。其公式为:智力年龄÷实足年龄×100=智商(其代号为英文IQ)。如某儿童的智力年龄和实足年龄相等,按公式计算,智商为100,这是儿童智力的中等水平。120分以上者,为“聪明”,80分以下者,为“愚蠢”。,比同龄的人类儿童略低。

美国心理学教授安·普雷马克和戴维·普雷马克夫妇设计了一些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塑料小块,一块塑料代表一个单词。如蓝色三角代表“苹果”,粉红色方块代表“香蕉”,绿色大写M代表“Mary”(玛丽,雌猩猩萨拉的主要教师),沙斗状的绿色塑料块代表“给”。又设计了一块磁性黑板,把塑料块自上而下地排列在黑板上,组成简单的语句。如在绿色M下放一个沙斗状绿色塑料块,再放一个蓝色三角,就是“玛丽给苹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7岁的萨拉掌握了130多个单词,其中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比较词类等,此外她还学会了一些祈求、提问和肯定的句型。后来,它还学会了组合句子,先“写下”两个句子,然后逐步省略去句中的某些成分,把两个句子组合成一个句子,甚至还学会了“如果……那么……”这样一种不那么容易掌握的表示条件的关联词。最令人感到惊异的发现是萨拉竟能“说”出没有摆出来的东西,这正是语言学家们过去一直认为只有人类才有的一种能力。例如,萨拉很喜欢吃巧克力。教师把几种颜色的塑料块放在它的面前,其中有一块是棕色的。教师再“写”了一句:“把巧克力色的取出来”,萨拉就把棕色的取出来了。这就证明:萨拉当时虽然没有看到巧克力,但她知道巧克力是棕色的,能把这种颜色和放在面前的各种颜色进行一番比较,从中拣出符合她脑子里“棕色”这一形象的颜色,从而具有不用看到物件的本身就能“说”出这种物件颜色名称的能力。

猿类学习语言的实验向我们揭示,在类人猿身上的确存在着运用语言符号的潜在能力,以及借助于这些信号进行较复杂的思维活动的能力。它证实了人类的语言和概念思维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神秘莫测的,人类的思维能力乃是直接从其祖先——猿人那里继承来的。由于处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决定人类行为动因的有意识的思考所发挥的作用比在动物身上大得多,而且社会发展程度越高,思考的作用也就越大。但我们在前面的考察已经证明并不是只有人才是有意识、能思维的生物。动物也有不同程度的意识行为,而且这种自觉的意识活动随着生物进化阶梯的上升而不断增长。即使在今天,在文明发展到人类能够进入太空的时代,我们的行为仍然经常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无意识的本能。自觉意识和本能,在人类和动物身上互相渗透,是人类思维源于动物思维无可辩驳的有力证据。

动物思维如何向人类思维过渡,实际上就是思维和意识的起源问题。人类的祖先从猿类开始分化,利用天然物作为御敌的武器和谋生的手段,这种活动本身就表现出已经有了萌芽状况的思维和朦胧的意识。这是人类特有的思维和意识。正如达尔文所说:“类人猿概在本能的引导下,为自己建造临时的平台(即栖身之地——引者注);但是,许多本能主要受理性的支配,所以建造平台那样比较简单的本能大概会容易地变成一种自愿的和有意识的行为。据知猩猩在夜间用树叶遮盖自己;布雷姆说,他养的狒狒经常把草席盖在头上以防太阳晒。在这几种习性中,我们大概看到了向着某些比较简单的技艺——如发生于人类早期祖先时代的那种粗糙的建筑和衣服——的最初步骤。”〔英〕达尔文:《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第100页。这就是说,动物的思维是一种受本能支配的行为,而早期人类的思维已经是开始带有理智的行为,是有预期目的的活动。当然,历史黎明时期人的思维认识活动仍是本能多于理智,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能逐渐地减少、理智不断地增多罢了。用巴甫洛夫学说来讲,思维认识过程开始时的特征是第一信号系统的活动对于第二信号系统的活动占优势。不光是早期人类的思维认识是这样,就是现代儿童的思维认识也是这样。

探讨人类思维起源的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利用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要探究人类思维的起源就必然要追溯上新世1000万年以前的“人科繁盛时代”。参见美国《科学新闻》1980年第4期,第11页。这是人科成员——腊玛古猿腊玛古猿:人科之始,出现于1400万年前的第3纪上新世。据古人类学家推断,它们似乎已会初步直立行走,能用前肢掌握木石之类的“天然工具”,朝着人类的方向发展。当前国内外有关人类起源的学说,一般认为它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早的化石代表。从动物界分离的时代。之后,到早更新世的南方古猿南方古猿:出现在第4纪早更新世。当前,世界体质人类学家对其争论很大。有的说其为人属,因其体格结构起了很大的变化,能直立行走,并有语言的迹象。有的说其为人科的旁系,因其后来又朝着猿的方向转化着,尤其粗犷种的脑壳越变越厚。作为人种的旁系,它们仅生存了200万年左右,到早更新世之末,突然绝种了。时代(距今三四百万年前),又生发出一个人科成员的分支,出现了人科的旁系和人属的分离。这就是我们这颗星球上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时间大约为1000万年左右。

漫长的过渡岁月,人科成员处在大自然形形色色刺激的包围中。众所周知,进化是按照生物自身的优劣听凭大自然选择的,因此生存竞争的本身要求这些过渡成员必须争取生存优势,从而对周围环境进行反反复复的弃取。这些人科成员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对身边的各种刺激(除本能的反射外),还必须有目的地进行试探性的、大大小小的“体力活动”尝试(心理学上称之为“探究反射”或者可以称作“实践的萌芽”)。这种尝试本身是人科成员萌芽状态半思维半思维:是我们对早期人科成员思维能力的一种称谓,按人们对思维的一般规定,它只是一种缺乏推理和想象能力的思维。活动的结果。从此种意义讲,人科成员合目的性的半思维活动是推动它们进行“体力活动”尝试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说腊玛古猿属于人科成员,基于两点原因:第一,它的身体已开始直立;第二,经常使用“天然工具”(不像今天的黑猩猩那样只是偶尔地使用),便于促使其前肢的解放和手的形成。

在东非、印度北部、巴基斯坦和我国西南出土的腊玛古猿,原本是林栖动物。然而,在中新世和上新世之间的一段时间内,上述整个地带的森林逐渐地减少,甚至大片绝迹,森林慢慢转化为草地。腊玛古猿随着环境的急剧变化,必然要改变自己林栖的生活方式到地面去觅食。由于新的觅食方式的需要,原来由森林生活形成的、善于悬臂运动的前肢,逐渐向主要用于攀援、采摘食物的手的方向发展,同时后肢也逐渐向支撑全部身体和完成走路任务的方向发展。经过千百万年漫长时间的进化,腊玛古猿的体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当这一变化基本完成之后,人科成员就以崭新的直立姿态,开始向前迈进了!这一变化几多沧桑,出于谋食的需要,从攀援、爬行到渐渐学会直立行走,从而“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抬起头来直立行走和经常使用“天然工具”,为大脑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前提条件。在与大自然长期的抗衡中,尤其在和凶猛的野兽的搏斗中,这些人科成员逐步感知到“天然工具”的巨大威力,认识到它们既是谋食的重要手段,又是抵御野兽的重要武器,因而终于在头脑中形成了最初的联想:手和棍棒、石块的关系;棍棒、石块和对象的关系。就是说,懂得了棍棒和石块在手和对象之间,起着手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它们把手的功能延伸了。

随着大脑对外界刺激物的映象、感知和记忆(印象)的加强,人科成员的半思维能力在急剧地发展和提高。在使用“天然工具”的1000万年的艰难岁月中终于使这些人科成员初步懂得了对事物的简单推断和想象,学会了制造工具,从而结束了摩尔根所规定的“蒙昧时期的低级阶段”。

目前,在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造工具出现在大约300万年前的东非。正是在这个年代,人科的旁系南方古猿和人属的成员(人类的祖先)分道扬镳了。从此,人类这一支大踏步向前迈进,学会制造工具,从事社会性的集体劳动。这在人类进化过程中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的远古祖先,从不会使用工具到学会使用“天然工具”,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他们的活动已经不再是纯粹动物式的本能活动,而是一种“被意识到了的本能”活动了。后来,人类在频繁地使用“天然工具”的活动中,慢慢又觉得“天然工具”不那么得心应手,或者说不能按照人的目的、要求去发挥作用,于是改变木棒和石块形态的推断和设想便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了。起初可能尝试用手来折断棍棒或去掉多余的枝杈,后来偶然发现利用石块来加工比手省力和有效,可是以大自然所赋予的石块去修整棍棒也还是不能称心如意。怎么办呢?这时,他们就试图从经验中寻找办法:联想起过去在用石块猛力击打野兽时,因误中山岩,使石块破碎而变得锋利。从往日这些偶然现象中,想象出改变石块形态的方法,于是世界上第一件打制的石器问世了!就是使用这种自己打制的粗糙的石器,加工制造出所需要的各种原始“人造工具”,人类开始了独有的生产劳动。

工具的制造和改进是人类思维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因为制造工具本身需要比较复杂的思维活动。首先,必须考虑使用上的需要,即所要制造的工具和劳动对象的关系,这样才能想象出制造什么样的工具。这就是说,在制造工具之前必须预先在头脑中形成工具及其作用的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页。其次,要思考如何打制工具。这又要认识到有关材料的性质和特点,如加工石器,就要认识两种石头形状大小的比较关系,还要了解两种石头的不同硬度(如若两种石头的质量及硬度都相同,那将什么也得不到)。最后,是推断这样进行砸击所产生的后果,能否得到合乎要求的工具。这就是人类始初的思维活动。

这一系列思维认识能力的形成绝非一朝一夕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人科成员在生存斗争实践中,对一些偶然的和必然的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和推理所产生的结晶,标志着人类及其思维的基本形成。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如果没有思维的存在,如果不能完全有意识地,而不是本能地利用生活经验,如果不会建立一系列因果联系进行概括和推理,是不能制作哪怕最原始的工具的”。〔苏联〕B. A.谢列勃连尼科夫:《论“语言与思维”问题》,载《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第212页。

人类的始祖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生产劳动,给人类智慧的形成和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目的;是劳动,使古猿的智慧上升为人类的思维。

(原载《青海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