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区别

人的思维认识能力，无疑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既然我们承认，从遗传学上来讲，人类的祖先是动物，那么我们也应该承认，在人的身上既存在着动物所固有的东西，也存在着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特有的东西。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东西，从遗传学上来说，要比只有人才具有的东西存在得早，因此它应该成为只有人才具有的东西的基础。人的思维认识能力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许多心理学家认为，动物的思维认识能力，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它产生于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形成之前。可以说，它是人类思维认识能力产生的基础。当然，动物的思维并不等于人的思维。人的思维认识能力，不仅与动物的思维有着不同的生理心理基础，更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因素。

我们知道，未经驯养的动物，只有第一信号系统。因而，动物的思维活动只是动物的大脑两半球通过第一信号系统的作用，对直接作用于它的具体信号进行分析和综合、判断和推理。概括，在它们身上没有超出造成形象的表象这个范围。人类则不然，人类的大脑半球，除了接受第一信号系统的作用，又附加了一个第二信号系统，“这就引来了神经活动的新原理——对前一个系统的无数信号的抽象化与概括化，以及对这些新的概括化信号的分析作用与综合作用”。因此，人类的思维不仅可以分析与综合来自直接刺激物的具体信号，而且可以分析与综合概括化了的信号。经过训练，动物虽然也能形成对词的条件反射，但这个词对动物来说，除了声音的刺激，并不造成其他任何形态。对于人类来说，“词”这个刺激物，是通过声音复合体来作为传达思想的工具的。对于人，词是信号的信号。它以概括的形式，包含了这些信号所标志的现实世界的事物或现象所引起的直接作用。例如，动物对火灾的反应是非常神经质的。它们认识火灾是用视觉器官（火焰）、触觉器官（高热）、嗅觉器官（烟雾）、听觉器官（燃烧时的爆裂声）来实现的。但对于“火灾”这个词，它们则毫无反应。人则不然，他们不用看到火灾，不用感到燃烧物的高温，不用闻到焦味儿，只要听到“火灾”这个词，就会按照人类认识在他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结果，即按照对火灾以及同火灾有关的一切现象、感情和体会的概念、表象而开始行动。在“火灾”这个词里，人不仅仅放进了火灾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属性，而且也放进了所有伴随火灾而来的人的感情和体验、人的行为等内容。听到“火灾”这个词的声音复合体，人也就了解这个词的意义。这是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因为动物的理性活动，只是在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直接刺激感官而出现的形象、表象的基础上进行的。

词，对动物来说，只是声音；对于人来说，则是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的标志，也是这些事物和现象的形态、特征和属性的标志。词所以能够履行现实世界的事物和现象标志这个职能，是因为它用物质的外壳，把在思想中完全相符的、反映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和现象，及其特征、形态和属性体现了出来。词在物质上体现了主体同客体联系的复杂过程，体现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心理学家们对动物和人的思维认识能力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指出：“成三角形的模式性质对于有言语的人类来说是不变的，不管刺激物是物体还是图形，大的还是小的，也不管目标是附着于刺激物还是离开刺激物。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类因素对于没有言语的动物并不是无关的。”这就是说，动物不会像人那样借助第二信号系统来进行思维活动。

虽然，在动物心理学家们的精心训练下，某些聪明的猿类也能运用手势语言和符号语言交流思想，进行人兽对话，但至今还没有发现猿类能够创造语言符号来交流思维成果。

许多专门研究动物的行为方式与心理习性的科学家，曾向我们介绍过不少有趣的动物思维活动。如黑猩猩怎样用棍棒和石块做工具，摘取果实、击毙小动物为食等。除此之外，我们在电视台经常播出的《动物世界》专题片中，也看到了许多动物在觅食捕猎时的狡黠策略和逃避强敌时的巧妙方法。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动物已有简单的分析和综合能力，有初级的抽象思维活动。但是，动物的思维与人不同，它们的思维只是一种趋利避害、自我保存的本能活动。然而人类的思维，即便是人类始祖的思维，也是按照自身的需要和目的，有意识、有计划的一种精神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当然，动物的思维也是出于自身的某种需要。但需要出自本能，而目的和计划却是深思熟虑的产物。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猿类利用其周围各种自然物作为工具去解决各种课题，仅是出于偶然的动机，而不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产劳动。对它们来说，工具没有一定的意义，工具上没有刻着使用工具的方法以及某种操作过程。动物使用工具的活动，也同其他任何一种活动一样，是包括在实现机体的主要生存需求的过程之中的。换言之，它们利用某些对象作为“工具”来使用，只是在不利用它，就根本不可能或难以获得食物及其他直接满足自身生理需要的客体时，才发生的。

人类较之动物，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对象的特殊性，所以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个对象作为工具。动物只是偶尔利用大自然所创造的物体作为“工具”，或仅能将某些天然材料作些简单的修整加工，使其成为所需要的“工具”；人类则有把自然界物质改变形状和赋予新的用途来制造工具的技能，从而能够制造出自然界所没有的劳动工具。动物只是使用者，但不是发明者。只有人类，才是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既会使用工具，又会发明和制造工具的生物。

人类的工具，同黑猩猩那种稍加修整的“工具”不同。人类对某种工具的使用，也并非只限于一种特殊的用途；人类的工具复杂得多，而且能够根据实际用途，按照一定的规范，制造出不同器形的工具。这就说明，人类制造工具包含更多的能动性。换言之，就是在制造工具的活动中，人类表现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给周围的环境打上烙印的能力。

人和动物思维活动的区别，还表现在动物只知道使用工具，却不知道保存工具。它们的“工具”是边用边扔，每次用完之后，就弃置一旁，下次需要时，再到处寻找。人则不然，即便是始初的人科成员，也知道保存自己制造的工具。日本动物心理学家西田利贞先生，在谈到黑猩猩使用工具和人类使用工具有哪些地方不相同时说：“黑猩猩为捕集蚂蚁使用的工具，有的是天然物本身，有的则要经过某种程度的加工。”说到加工，其实也是极其简单的，通常用不了一分钟时间。工具寿命也只有四分钟左右，是用过就丢掉的工具。有人说得好，“动物，不限于黑猩猩，都不会有制作工具的工具，（第一次工具）也不做供将来使用的工具，也不会为其它同类个体而制作工具”。

达尔文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里，用进化论的思想，阐述了人的思维认识能力和动物的思维认识活动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的思维认识能力是在动物的思维认识活动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人和动物的思维认识活动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他写道：“人类所完成的很多智力工作无疑由于模仿，而不是由于理性；但人类的活动和低类动物的许多这等活动之间的重大差别，即在于此，这就是说，人类不会通过他的模仿力在最初一试中就能制造出比如说一只石斧或一条独木舟。人类必须通过实践去学习工作。”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人类思维与动物思维的本质差别，正在于有无社会实践。因为实践能够使人类的思维和认识得到检验，从而使人的思维能力不断提高，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地向前发展。

在人类的黎明时期，我们的祖先并不比别的动物高明。原始人群和动物一样，在采集树叶、野果、种子和掘取植物根茎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经常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而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情况。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人们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对人体有害，某些植物可以治疗某些疾病等。所有这些，并没有超出动物的智力范围。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他不仅能分辨植物是否有毒，能否治病，而且他还能采来有毒的植物去麻醉鱼类和鸟兽，然后捕捉之。

随着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人类生存技术不断得到改进，至此，人类在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上，才真正摆脱了像动物那样单纯依靠大自然恩赐的状态，取得了对食物生产的绝对控制权。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但不会改造环境，它们没有生存和发展的自由，完全受大自然的支配；然而人类能够创造适合自己生存活动的条件，不断地扩大生活资料的来源，所以人类才能够打破地域的限制，去那些不出产原有食物的地区繁衍生息，最后遍布于全球。现在，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几乎已经找不到人类足迹未曾涉及的地方。这是任何一种动物所不能比拟的。其原因何在呢？就在于人类有其他动物所不具备的高度的智慧，即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黑猩猩是灵长类中智力最高的一种动物，它与人类的智力相比还相差甚远。“没有一个黑猩猩知道用火或做饭，但没有一个野蛮人不知道。”

有人曾经对黑猩猩做过这样的实验：先在实验室的天花板上挂了几只香蕉，墙边搁了几只大小不等的木箱，然后让黑猩猩进到实验室里来。黑猩猩看到香蕉就想拿下来吃，可是够不着。它急得上蹿下跳，一下子看到了墙边的木箱，犹豫了片刻，就跑去把一只木箱子搬到香蕉下面。它敏捷地爬上箱子，可是木箱不够高，还是够不着。它无可奈何地下来，又去搬第二只木箱，这次搬来的木箱比第一只大。它把大的摞在小的上面，就着急地往上爬。可是没等它爬上去，大木箱就掉下来了。它又把大木箱捡起来再摞上去，可还是不行。它瞧着两只木箱愣了一会，好像悟出了些道理，然后才把大的放在下面，小的放在上面。这一次它爬上去了，可是还不够高。于是它又去搬来另一只木箱，先是又摞上一只大的。爬上去还不稳，又倒了。它失败了再试，经过多次试验，终于找到了办法，把几只木箱按着下大上小的顺序摞了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够着了香蕉，熟练地撕开皮吃起来。可是，隔了几天再照样试它一下，它还是像上次那样翻来覆去地重新折腾了一番，经过几次失败，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前次已经解决过了的那个老办法。

如是可知，黑猩猩的思维活动与人类的思维活动有多么大的差别。从根本上来说，猿类的种种思维活动的表现，只是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而发展起来的，那种适应环境的动作方式，不具备对客体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抽象概括的能力。它们只能对现实的具体事物做出感觉、知觉和表象的反映，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只有处理当前事物的能力，而且只是暂时的现象。这只是一种具体的、初级的、直觉的“思维”，或者称“行动中的思维”。人类的思维活动则带有自觉的意识，有预见性，是一种长期性的活动。他能对客体事物做出评价，保留对自己有价值、有效用的东西，又能够借助词汇，进行抽象思维的分析、综合、概括和推理，因而使自身的经验在脱离现实情境的情况下，社会性地传递下去。并且能借助在现实情境中获得的新经验同前人经验相结合，构成新的行动计划。同时也可以知晓他未能直接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情境。这样，人就能做到猿类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在猿类的思维中，缺少人们通常所说的关系思维，即从抽象的意义上去考察事物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它们的思维，离不开具体的感性材料，即离不开视觉、听觉、触觉等等提供的直接材科。人类则不然，人类的思维不仅能认识具体的客观事物，而且能够在客观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中去思考和认识这些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交往和传递中去认识信息本身。

简言之，动物的思维主要是来自生物的遗传。虽然某些高等猿类也具有在行动前做出周密筹划的思维活动，但它们的这种前思维活动，主要还是一种“饥思食，渴思饮”的本能性活动。它们筹划的只是眼前的利弊，缺少的是长远的打算；它们思考的只是个体的利害得失，而不能为群体或“社会”着想。更主要的是它们思考的只是如何向自然界索取，而不可能根据自身的需要去创造客观世界不曾有过的“第二自然”。所以它们只能受自然界支配，为自然界所改造，循着优胜劣败的自然规律发展。然而人类的思维则不是这样。人类的思维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文化传递方式，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的。它来源于本能，但又高于本能。因为人类的思维认识活动是和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人类能够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可能去创造人化的自然，把思维转化为现实。当然，人类的这种思维认识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与生俱有的，它是人类以古猿的“行动中的思维”作为起点，经过数百万年的社会实践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原载《齐鲁学刊》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