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土地孕育的第一位皇帝

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经过十年的南征北战，秦王嬴政终于以伟大的意志、不凡的胆魄和强大的实力，灭亡了六国，平定了天下，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长期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贾谊赞叹其豪迈：“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

李白也赞叹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一）始皇帝

秦王嬴政扫平六国统一天下之后，才发现建立一个体制完备的崭新的大秦帝国有一系列十分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王的称号或称呼问题，遂下令丞相和御史组织有关人员就此进行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关人员先后有朝廷大臣、博士即国家的政治顾问以及文学、史学、文教方面的官员和专家。最后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见，上书秦王：古有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臣等冒死呈上尊号，王号应称为“泰皇”，其命称为“制”，其令称为“诏”，王自称为“朕”。

秦王批示：“泰皇”除去“泰”字，留用“皇”字；再用上古“帝”位的号，并称“皇帝”。其他依照你们的建议办理。

嬴政把“三皇”（一说为天皇、地皇、泰皇；一说为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或女娲）、“五帝”（一说是黄帝或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一说是太昊即伏羲、炎帝即神农、黄帝、少昊和颛顼）合起来让皇与帝集于一身。这才是王者的气魄，这才是伟人的胆识！

甲骨文：皇。《说文》：皇，大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

甲骨文：帝。《说文》：帝：蒂也。花蒂之意。

在确立称号之后，追认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又考虑过去对死后的君主常常再根据他们的行为订立谥号，会形成儿子评价父亲、臣子议论君主的弊端，遂加以废除。从嬴政开始，称始皇帝，后世以数字计，为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以至万世皇帝，传至无穷。

同时，根据金、木、水、火、土凡五德循环往复相生相克的原理，推算周为火德，秦代周，应为水德。遂更改年始，群臣朝贺都在十月初一这一天；衣服、符节和旗帜崇尚黑色；水德属阴，而《易》卦中表示阴的符号阴爻叫作“元”，就把数目改成以为终极，符节和御史所戴的法冠都为六寸，车宽为六尺，六尺为一步，一辆车驾六匹马；改黄河为“德水”；国家实行法治，刚毅严厉，冷峻刻薄，以符合五德中水主阴的命数等等，不一而足。

（二）郡县制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采用郡县制，最初将全国分为36郡，后来增至40余个。但是秦郡的设置过程和郡的名目长期存有各种说法和争论。这里取1948年谭其骧《秦郡新考》说：

内史郡，为秦京师直辖区，体制与外郡不同，不在郡数之内。

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按秦置郡先后，为上郡、巴郡、汉中郡、蜀郡、河东郡、陇西郡、北地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上党郡、三川郡、太原郡、东郡、云中郡、雁门郡、颍川郡、邯郸郡、巨鹿郡、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砀郡、陈郡、泗水郡、薛郡，即泗水郡、九江郡、辽东郡、代郡、会稽郡、闽中郡、长沙郡、临淄郡、齐郡，即琅琊郡。

始皇二十六年后又增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九原郡。

后复分薛郡置东海郡，分邯郸置恒山郡，分临淄置济北郡，分琅琊置胶东24郡，分河东置河内郡，分九江置衡山郡。这样，自内史以外，秦郡凡得四十六。是时，北边有胡患，故渔阳、上谷等郡，辖地最少，设戍镇守；南方水乡安靖，故九江、会稽等郡辖地最多，皆出李斯调度。

官员的设置为：

中央“三公”：左右丞相（总理政务）、太尉（掌管军事）、监察御史（掌管图籍章奏，监察、弹劾百官）。

下设九卿：奉常（宗庙祭祀礼仪）、郎中令（宫廷警卫）、卫尉（皇宫保卫）、太仆（宫廷车马）、宗正（皇族内部事务）、典客（少数民族及外交事务）、少府（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制造）、治粟内史（全国财政税收）、廷尉（司法）。

郡：郡尉（典兵）、郡守（治民）、监御史（新置郡负责监督百姓及官吏）。

县：县令（万户以上）、县长（不满万户）。

乡：游徼（治安）、三老（教化）、啬夫（小乡司法与税收）、有秩（大乡司法与税收）。

亭：亭长。

里：里正。

郡县的官吏都由中央直接任免和考核，称为“上计”；规定俸禄，如郡守2000石，县令600～1000石，县长300～500石等，彻底改变和废除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扩大了中央集权的界别阶层和阶级基础，保证了中央政令畅通无阻，一直贯彻到基层中去。

更重要的是，秦始皇通过郡县组织将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再通过“三公”“九卿”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彻底实现了韩非“要在中央”的主张。

秦始皇并不知道，由他设计创立的这个封建制度体系有多么完备，一下子在中国沿用了2000多年（前221年—1911年）没有衰竭，也没有改变！

（三）统一文字

自周朝东迁洛邑后，历500余年诸侯兼并和七国争霸。到了秦统一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如《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所言，各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尤其是文字，据说当时“宝”字的写法，有149种形态；“眉”字、“寿”字的写法也都在百种以上。在字的结体上，有的柔婉流动、有的疏密夸张，有的体势纵长，有的结构狂怪。从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无疑为之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但对统一的中国来说，却带来了社会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上的困难与混乱。

秦始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实行“书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命宰相李斯将当时所有字体统一为一种书写文字，这就是秦篆。即把原来的史籀大篆简化成小篆，通令全国使用。

从秦小篆字体来看，它一方面保留了大篆字体结构和象形文字的基本特点；另一方面则对字体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整理加工，使之相对统一和规范。具体来说，一是各种偏旁形体统一，每字所用偏旁基本固定为一种，而不用别种代替；二是偏旁的位置相对固定，不能随便移动；三是大致确定每个字的书写笔数和笔顺。

文字的统一，实质上是对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的变革，自然有一个认可、接受和适应的过程。加之在推广之初，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也不太熟悉，很难一下写的得心应手。于是，由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这三部书既作为学童的识字课本，又是推行小篆的模板，供国人学习临摹。

这种在当时纯粹以实用为主，兼辅美观的文字书体，最后发展成了东方古老的书法艺术之一种。

可以说，小篆的出现，不仅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也意外地成就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辉煌。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至峄山（今山东省峄县境内），刻立“峄山刻石”；后至泰山，刻立“泰山刻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至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立“琅琊台刻石”；又至芝罘山（今山东省烟台西北），立“芝罘刻石”。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东巡至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境内），刻立“碣石颂刻石”。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南巡第五次登会稽山（今浙江省绍兴东南），刻立“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所书文字，都是标准的小篆字体，俱出自李斯之手。

殷商之甲骨文刻辞，是早期人类与自然神灵信息沟通的一种企图，是蒙昧时代认识未知世界的记录和表达。商周于青铜器上铸刻铭文即金文或钟鼎文，用以祭祀神灵、记录事件、显示富有、张显权贵。秦始皇刻石，则是用以歌功颂德，并将其开国大帝的丰功伟绩，刻于巨石，立于名山，与天地共存，如日月恒久。

在这一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实现的过程中，不期然使石刻成了一种可以使书法长久留存的载体和形式。秦始皇几乎一生都在寻找长生不老的方法终究还是死了，而只有那些石刻还残留至今。也算是一种意义上的恒久与不朽了。

中国书法艺术分碑、帖两大系统，而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秦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刻。

《峄山刻石》当是秦篆早期的代表作。字的点画均为线条，粗细一致，圆起圆收，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字体端庄严谨，有实有虚，疏密得当，从容平和且劲健有力。有人评之为“画如铁石，千钧强弩”。其结构上紧下松，垂脚拉长，有居高临下的俨然之态，须仰视而观之。在章法上行列整齐，规矩和谐。有人分析这种整齐划一的风格，与秦朝的政治理想是一致的。而总体上的从容、俨然、强健有力的艺术风范，则从相当程度上表现了秦王朝统一时代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

《峄山刻石》原石已被后来曹操登山时毁掉，但留下了碑文。今天所见到的是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摹本由宋代人所刻，现藏于西安碑林。

《琅琊台刻石》现存于山东诸城海神祠内，始皇颂诗及从臣诸名已剥落，尚存二世从官名和诏书十三行。书体是典型的小篆，以曲线为主，字体皆为长方，笔画粗细如一，极具雍容典雅之风格。

《泰山刻石》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本质特征，更为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流畅，疏密匀停，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最具秦小篆的特点和风貌。故唐张怀瑾对其大加称颂，赞其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小篆在当时一般用于秦朝政府公布的公文、法令、诏书等。而在民间，因其实在结构复杂，书写困难，速写就更是不易，一种以草书笔法书写的篆字并能急就的字体就诞生了，这就是隶书。

相传，当时有一个叫程邈的县吏得罪了始皇帝，被关在狱中，见当时狱官的幺牌用小篆书写很麻烦，经十年悉心钻研，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了这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大为欣赏，不仅赦免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普遍运用于官狱文字之中。因程邈是个徒隶，该书体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就把这一书体称之为隶书。到了汉魏，已臻完善完美，从笔势到结构都成了与秦篆完全不同的一种书体，并为其后楷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书法上称秦隶为“古隶”，汉隶为“今隶”。

至此，便有了后来许慎《说文解字》对秦书八体的概括：

一曰大篆：广义的大篆指秦代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史籀文和通行于春秋战国时期除秦以外的六国的古文，狭义上单指籀文。

二曰小篆：如上所述。李嗣真《书后品》赞曰：小篆之精，古今妙绝。秦望诸山及皇帝古玺，犹夫千钧强弩，万古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遗宝。

三曰刻符：此类篆体专刻于符节上，因系用刀刻在金属上，不能婉转如意，故笔画近于平直，形体近于方正，现存有阳陵虎符上的文字即是。

四曰虫书：也称鸟虫书，篆书中的花体。秦以前就有这种字体，大都铸或刻在兵器和钟镈上。往往用动物的雏形组成笔画，似书似画，饶有情趣。也书于旗帜和符信，而汉代不乏鸟虫书入印的实例。

五曰摹印：也称缪篆，其实是汉代摹制印章用的一种篆书体。形体平方匀整，饶有隶意，而笔势由小篆的圆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具绸缪之义，故名。

六曰署书：也称榜书。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载：检者，书署也，凡一切封检题字，皆曰署，题榜曰署。

七曰左书：也称史书，佐书，即秦古隶。称之为佐书，段玉裁认为：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近来有学者首先认为隶书之名隶，是起于徒隶所书；其佐书之佐，或是起于书佐（汉代职掌起草和缮写的低级官吏）所书而名。

八曰隶书。为我国文字由古体转为今体的重要里程碑。

再细分，小篆当还有玉筯篆、玉箸篆、铁线篆、草篆等。

汉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和发展中，一方面起着思想交流、文化继承等重要的社会作用，另一方面它本身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书写造型艺术。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独放异彩。而秦始皇帝统一的文字，命李斯等独创秦篆、秦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为书法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存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世汉隶、楷书、草书、行书的变革、发展和繁荣，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窦氏《述书赋并注》盛赞：斯之法也，驰妙思而变古，立后学之宗祖。

秦之后，无论历史发生了什么，统一的汉文字都始终没有改变。

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奇迹。

（四）统一度量衡

所谓度量衡，基准有三：度是计量长短的标准，量是计量容积的标准，衡是计量轻重的标准。

德国伟大的科学家西门子曾说，测量即是认识，它的观念与产生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故从人类制造第一件工具开始，度量衡的概念即已形成。更因为凭依了度量衡的概念，人类才可能制作大小不同的砍砸器以猎食，刮削器以分食，尖状器以抵御，以保障人类自身基本的生存条件。各种计量仪器与准则自此衍生。其间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人类也在这一过程中一次次地改善了自己的物质环境，优化了制度和标准，推动了文明的发展与演进。

中国的衡制起源于何时已无从稽考。无奈黄帝制造器物之说也成了我们推测的依据。一般认为，中国的度量衡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我们知道，衡器的制作主要在权上，以权衡之。“权者，铢、两、斤、钧、石，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尚书·舜典》有“同律度量衡”之语。又《孔传》载：“律者，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这就是说，权衡之制也是起于黄钟之律。

相传，黄帝命令伶伦制造十二根不同的单音竹管来模拟凤凰的叫声，完成后分成六阳六阴两组，分别命名为“黄钟”“大吕”等十二律。把能发出黄钟律宫音的那根律管拿来，分成90等，每一等分的长度就叫作一分，积十分就得到一寸，十寸为一尺。这样，如果我们知道了黄钟律宫音的音高，然后制造一根竹管发出这个音高，我们就能知道古代的一尺有多长了。这个推断与定义只在秦朝以前有效，被历史学家称为“周尺”。

秦以后将律管的高度当作“度”的标准，并以秬黍（一种黑黍子的植物的淡黄色的籽实，颗粒类似小米，比小米大，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排列于律管，90颗秬黍正好是律管的长度。于是一颗秬黍的长定义为一分，十颗为一寸，十寸为一尺。

而律管的容量即为“量”的标准，也是用合适的秬黍1200颗，刚好可以填充律管的体积。所以，这1200颗秬黍所占的空间容积就是一龠。一龠等于半合，二龠就是一合，十倍的合为升，十倍的升是斗，十倍的斗就是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而“衡”的标准，就是把1200颗秬黍的重量当作十二铢，乘以二就有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30斤，三十斤叫作一钧，四个钧的总和是一石。

当时用以日常生活的简单常识，今天解释起来竟是如此复杂！诸位有兴趣，还是自己去读原文，譬如《汉书》《隋书》《宋史》之《律历志》卷，都有相关的记载。

秦统一后，衡制仍因袭前代。但各国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秦始皇在全面的改革中，对度量衡进行了统一。

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必需工具，又与国家赋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秦统一度量衡，其用途便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便于封建政府向农民征收赋税，同时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与交流。

清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近代山东潍坊收藏家黄介祺于琅琊台西南古城址拾得秦始皇百二十斤（一石）铁权一个，是秦始皇统一权衡的实物例证；权上嵌有铜诏版，权重清衡八百一十九两又五铢。这种嵌有诏版的铁权，就是秦统一度量衡以后的权度。后来，秦权虽然多次出土，但嵌有为统一而发布诏令的诏版却十分罕见了。

秦始皇是延续商鞅的观念将全国的度量衡统一以强化其专政，包含的内容很多，譬如将度量衡的理念用于官职的顺位与管理上，便规定以他为最高统治者，下设“三公”“九卿”；全国按“郡”“县”划分；官员俸禄依等级发给；再颁定土地私有制以统一课征税收，等等。施行的措施有：颁发统一度量衡命令，确立统一度量衡的标准，制造并颁发度量衡标准器，以及建立严格的检定制度等，为后代树立了依循的规则和典范。

有学者认为，就度量衡自身衡制系统而言，秦极有可能因为经验不足，以及国命太短之故，有许多基准并不是非常适用。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某些基准缺少稳定性、高流通性，以及高精度性。因此，只能说，秦朝是第一个制定度量衡的朝代。而到了汉代，对于基准的制定已经知道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方法了。以至在我国整个度量衡的发展史，无论是在标准的确立，器物的制作，单位制的完备，以及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以秦汉为重要的阶段。而且始终不出秦汉的基本体制。这包括与时俱进中的度量衡质量的增大或减小，标准器的兴废与更换，单位制的改进或恢复，等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制度不断输入，旧有传统受到影响和冲击。至民国成立，国民政府废弃旧制改立市井制，但这个新的市井制仍保留有秦汉制的影子。

1984年，我们国家正式公布与实施法定计量单位，全面推行国际单位制，中国的旧制终于完成了它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使命，功德圆满。

（五）统一货币

货币，既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衡量价值的总的尺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大致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和金属铸币时期。这一划分，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情形基本相符。

物物交换时期，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交换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原始性、等价或不等价性，交换结束，作用随之消失。所以，此时用以交换的“物”还不能称为“货币”。

实物货币时期，亦即原始货币或自然物货币时期。此时期的交换，是以牲畜、食品、布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某些装饰品，如玉、贝等充当等价物而开始具有货币的职能。此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金属称量货币时期，目前的史料只能推到商周。但是，有关专家断定，其开始产生很可能在夏代。当然，那时也“只是简单地按重量交换罢了”。这是因为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红铜和青铜，铜在当时应是非常珍贵而价值相当高的物品。金属称量货币的铜一直延续到春秋，金银则到战国，早期与贝币并行，晚期与铸币并行。

金属铸币时期，大致在奴隶制完全确立时期，专家分析估计，夏代就应该有铸币。目前能够见到的实物则为商代后期。山西省保德县林遮峪殷代墓葬出土的一百零九枚铜铸贝，以及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铸贝，是其物证。

铜币来源于农具铲，大约萌芽于商周时期，广泛使用于东周时期。

金、银属于称量货币，大约始于春秋中期。黄金称量货币，有冶炼浇铸的金版、金饼、金贝等；白银称量货币，也有冶炼浇铸的银铲、银版、银饼，及银布币、银贝等，主要流通于南方浪漫富庶的楚国，少量见于三晋及中山国。

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纷纷扰扰，大小诸侯与国家铸就了先秦货币的多姿多彩与美不胜收。现在，我们把它分类为刀货、布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齐、燕通行的是一种刀币，也称刀货，是从实用的刀子变化而来的。

韩、赵、魏通行布币，是由古代锄草的农具演变而来的。其状像铲，所以，又称为铲币。

楚国通行蚁鼻钱，是从贝壳形的铜币演变而来的。蚁鼻钱正面突起，铸有文字，笔画像只蚂蚁，两个小口像鼻孔，所以，称蚁鼻钱。楚国还通行爰金，爰金是方形的，每小块一两，十六块为一金（斤）。

周、秦用圆形的圜钱。

秦统一六国后，在统一文字、度量衡的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叫“秦半两”。

那么，为何要取这种形制呢？有人认为，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了绳索后铜钱不易旋转，可以防止磨损。

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后来，我们把钱幽默地称之为“孔方兄”。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可从书法入手。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统一币钱文“半两”为小篆，当然断定是宰相李斯所书。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因袭仿效，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到了宋朝，还出现了皇帝御书钱。这也是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中国古钱版面多以钱文而非图案为主，而西方货币则多以动植物、人像等图案而非文字为主。至于古钱文的书法艺术欣赏，则是又一个饶有兴趣的话题了。

（六）焚书坑儒

“焚书”与“坑儒”，是发生在秦都咸阳的两个不同类型也互不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说重大也未必真的重大，无非是秦统一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罢了。

而后来把这两个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反反复复、愈演愈烈，做了无尽渲染无端扩大争论不休以至口诛笔伐，好像就有些现实的别有用心了。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这是在偷换概念。

我们是把秦始皇所焚之书偷换成全部“中华文化”的概念；把秦始皇所坑之儒偷换成全部“知识分子”的概念。那问题就严重了，罪恶就深重了，也与事实不符了。

大凡一个崭新朝代的确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创建，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当务之急是安全，重中之重是稳定。这其中有六国归一后对大秦帝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屈服与认同。秦始皇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除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辆规格和设立郡县以外，还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全部迁徙聚集到秦都咸阳，并在渭水南岸大片土地上修建各代先租的陵庙，以及章台宫和上林苑。而且，秦每灭亡一个国家，就把这个国家的都城宫室用图形描摹下来，在咸阳原上仿建。这样一来，在南临渭水的这片土地，从雍门向东至泾水与渭水的汇合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形的长廊相连接。从六国得到的美人、钟鼓等，都安置在这些宫殿里。

秦始皇这样做，是把两步棋并作一步走。十二万户豪富，每户的主人、妻妾、子女、门客、侍卫、仆从、家丁等加起来若是10人，那咸阳一下就新增120万人；50人，就是600万人；100人，就是1200万人！究竟多少人，没有确切数字，但是，要知道，他们可都是当时天下最富有的大户人家呀！

他们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大秦帝国首都的繁华、繁荣和繁盛，但是，也带来了十二万户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他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力量，迅速改变了秦都的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积极的意义自是不待言说，而负面的影响就是潜藏了一种威胁和危险。

秦始皇把他们全部迁徙而来，这第一步棋就是割断他们与原生活居住地的世代根源的联系，彻底破坏原来意识形态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对秦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完全依赖，从而有效地掌控他们。同时，走出的第二步棋就是对六国宫室的仿建，让那些豪富们在文化心理的冲突中得以自我调整、安慰、说服、认定，获得最后的归属感。

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秦始皇的方法，而未看到他的全部。

那么，我们就来认识一下秦始皇究竟是怎样的一代帝王，怎样的一个人。

1．对待李斯

李斯，上蔡乡下的无名小卒，得到了机会与秦始皇谈话，秦始皇就一再提拔重用他。后来一封《谏逐客书》，正在大为光火的秦始皇竟然立即接受，把已经行至骊山脚下的李斯追了回来。还马上知错就改，收回刚刚发布的逐客令，这如同打自己的嘴巴。试问，哪个当官的尤其当皇帝的能做到这一点呢？

2．对待韩非

不说秦始皇动用三十万大军攻韩，只为要一个韩非。而且说，他一定要韩非，是因为他读了韩非的书。这个细节是否可以断定，秦始皇是爱读书的，不仅爱读书，而且是能得其书中精髓与真谛之人。只有他深刻地读懂了韩非，深刻地理解了韩非，才有他爱韩非、尊韩非，并把韩非的思想理论运用于大秦统一的实践，指导了统一大秦的现实。书给了他学识与修养，给了他果断与睿智。

3．对待尉缭

尉缭是李斯推荐的。秦始皇先问其兼并六国的策略，再问其兼并六国的顺序。秦始皇全部听取了他的意见。而第一次听取了他的意见后，秦始皇见尉缭满脸的不屑一顾，知道自己对尉缭可能太官僚了，马上放低了姿态，衣服、食饮与缭同。第二次听取了尉缭的意见后，秦始皇敏锐地觉察出魏缭对他有某种偏见，便对其诚恳挽留，并任命他为尉，掌管秦国的军队。

其间，尉缭果然在背后说过秦始皇的坏话，说他长得“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这里对秦始皇的恶毒形容和描述，是全部《史记》文学性的最大的败笔。虚构，无益于主题的表达；属实，那也是尉缭一时郁闷情绪化的恶语伤人。当然，事实上我们以为尉缭不可能去说，也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如果事实上尉缭真的说了，秦始皇就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秦始皇不仅宽容原谅了他对自己的侮辱，还把整个国家的军权交给了他。

4．对待赵高

赵高者，被赵国疏远的亲属。赵高兄弟数人，皆生于宦官之家，其母受过刑罚，世代地位卑贱。秦始皇听说他博闻强记，通于狱法，选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曾犯大罪，蒙毅依法治之，判赵高死刑。秦始皇认为，赵高平时办事认真，赦免了他，恢复了他的官职和爵位。

我们再捕捉一些秦始皇的历史细节。

对嫪毐的叛乱坚决镇压，强势，铁腕，威严，原则。而在平定叛乱之后，太后的问题，听了茅焦的意见；吕不韦的问题，既不绞杀，也不赐死，只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自己做出选择；其门客分门别类地进行了疏散，并从法律制度上对此类人做出了规定。对嫪毐的门客，先迁徙至蜀，后进行了赦免。

对六国的平定坚定不移。而六国的国君都被俘虏后，未见秦始皇对他们如何残忍与惨烈。倒是俘虏了赵王后，秦始皇对赵国与其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活埋。我们猜想，这是秦始皇为了彻底掩盖自己出生的秘密。因为与其母亲家有仇怨的人，都是知道他底细的人。这是一个例外，也在情理之中。

国家统一后，秦始皇日理万机，身体力行，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无论大小事情都由自己亲自处理决断，每天用秤来称各种当时书写文件的竹简、木简的重量，日夜都有一定的数量定额，据说为120斤，阅读达不到这个定额，完不成规定的工作量，从不休息。

有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宫看到了已是丞相的李斯出门时带了庞大的车骑卫队，很不高兴；他觉得，太豪华太张扬太铺排也太浪费了，发了一通感慨。还没来得及去找李斯谈话，宫中已经有人告知了李斯，李斯很快谨慎和收敛起来。

秦始皇由此判断，这一定是他身边的人把他的话泄露了出去。审问时，没人招供。秦始皇下令逮捕了他身边所有宫中侍从，全部杀掉。秦始皇知道，对李斯不过是一番感慨，便迅速泄露了出去；要是涉及国家机密大事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焚书”了。

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新生的政权，秦始皇最先遇到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

丞相王绾建议，燕、齐、楚地处偏远，不设王国，无法治理。请求封立各位皇子为王。秦始皇对这样涉及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问题，他的态度历来民主，把提案下发给群臣进行讨论，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做出决策。

讨论的结果，大臣们大都同意丞相王绾的建议。

而李斯却坚决反对。

李斯用大量的事实、经验和教训，来说明分封制的弊端，论述郡县制的好处。他那时还只是个权不高位不重的廷尉。

秦始皇立即感到了李斯的意见之于统一的大秦帝国的正确、高远、独到和精辟。于是，对大臣们说了一段忧国忧民非常感人的话：天下的庶民百姓数百年来饱受了无休止的战争的动乱和苦难，究其原因，不就是因为分封制带来的诸侯国的并立和诸侯王的存在！如今，天下刚刚平定，百姓从苦难中刚刚过来，却又要重新设立王国，这与过去的诸侯有什么不同！这是在种下战争的祸根，延续苦难的遗患，怎么能求得天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幸福！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

于是，秦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

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其实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确立过了的。那就是推崇法家。但是，这并不是说秦就排斥儒家思想文化。

秦不仅不排斥，还无处不运用体现着儒家思想对国家的治理。但是，这时问题也出来了。那天秦始皇兴致勃勃地在咸阳宫大摆酒宴，70位博士上前献酒并致祝词。有些人一遇到这种场合，就不放过吹捧上司、表现自己的机会。仆射周青臣端着酒杯，一脸媚态地走上前去，对秦始皇一番歌功颂德：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圣明，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能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再无战争祸患；这伟大的功业可以流芳千秋万代，这神威功德，空前绝后，无人能及。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俩人碰杯，一饮而尽。

这时，有个博士叫淳于越的，被这当面虚伪吹捧浮华之辞弄得心里难受，这是属于另类文人，坐不住了。便也端了酒杯，上前说：众所周知，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1000多年，分封子弟与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你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国家来不及提防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图谋反叛的乱臣，没有子弟与功臣辅佐，靠谁来帮助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不传承旧制而能使一个国家一个王族长治久安的，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对你当面阿谀，薄古厚今，这只能加重陛下的盲目和过失。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不是忠臣。

两种不同见解，双方意见对立，现场的争论就混乱了，矛盾就激化了，酒宴就热闹了。虽然还是老话题，但秦始皇立即敏锐地判断出这里仍然潜藏着一场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治思想的斗争，只是今天借了这个机会终于说出来了。

在这样的问题上，秦始皇依然表现出谦恭纳谏的民主作风，他把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交给大臣们讨论。最后，还是李斯坚定地站了出来。这时的李斯已经跃上了大秦帝国丞相的位子。

5．丞相李斯说

纵观五帝的制度，绝非一个模式的简单重复；夏商周的制度也决非代代因袭守旧，一以贯之；他们都是充分借鉴前代的经验，而凭着各自时代的实际，确立自己具有时代特色的制度对国家进行治理，并大获成功。

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悖，而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时势也有了不同。现在，陛下开创了天下统一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的卓著功勋。这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那些愚顽卑陋的儒生能够理解的。况且淳于越所说的是早就过时过期过往的所谓夏、商、周三代的事，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代；这真是迂腐得可以，三代的事有哪一点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去模仿效法呢？

这也让我想到了过去另外一个被我们都忽略了的其实是应该重视的现象。

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一统，那么作为百姓，你要做的就是在家努力从事农工生产；作为读书人，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法令刑禁。而现在的这些儒生们不仅不学习今天的时事政治法律法令，还要抱残守缺顽固不化效法古代，还极力推崇大肆宣扬，以此来诽谤当世，蛊惑民心，搞乱我们的思想阵线。

我们不能不说了，千百年来，天下纷争混乱如一盘散沙，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加以统一。所以诸侯并立，纷纷兴起，给了那些游说之士投机钻营的机会。他们一开口论说不外乎都是称引古人而损害当今，无一例外地都用虚伪的言辞并加以矫饰来扰乱事实混淆视听；人们只片面地欣赏他们用私下所学的知识公开做出的谬论，进而指责皇上所建立的崭新制度。这会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呢？

一方面，当今的皇帝已拥有了一统的天下，一统的文字，一统的货币，一统的制度，一统的法律；依此明晰而细致地分辨出了天下大小事物的纲目取舍、是非黑白，并规定一切决策、决定都有皇帝一人做出，唯我至尊。而另一方面，那些私家之学却相互勾结，无视并非议法令教化。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一听到政令发布，就各自按照他们自己所学的陈腐观点和主张，大肆加以评论。在朝时，嘴上不说，而在心里指责；出朝后，大放厥词，到处街谈巷议；在君主面前，恬不知耻地夸耀自己所学的那点学说和主张，以博取名声，追求奇异说法用偏偏不同于当今的观念，来表示高明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诽谤政府，无端制造谣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尽快加以禁止以致野火般蔓延开来，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如此，就会使在上的君主威势下降，在下的臣子结成朋党。现在，是已经到了不禁止不行的时候了。

于是，李斯建议：

（1）令史官将除《秦记》外的其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

（2）除博士官署职责范围内收藏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及其他有关学术思想的著作和记录的，全部交到地方官府一起焚烧。

（3）有关医药、占卜、种植等科技类的书，不在禁止之列。

（5）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经》《尚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讽今的，满门抄斩；官吏知情不报的，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内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服四年修筑长城的劳役。

秦始皇下诏说：可以。

于是，“焚书”这一历史事件就在这一种背景下发生了，我们看见了那遥远的火光和烟尘，弥漫了大秦帝国并不晴朗的天空。

我们能给出一个“焚书”的意义吗？

至于“坑儒”，是个误解。

“焚书”第二年，不知从哪儿冒出两个装神弄鬼、被称为“术士”或者方士的骗子来。

他们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

也许是这俩人聪明过度了，也许是笨蛋到家了，他们竟一起要去为秦始皇研制冶炼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长生不老的仙药上那儿寻找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寻找不到长生不老的仙药，如何给秦始皇交代？那就只好编瞎话，找托词，寻借口了：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肯定找不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煞有介事）。大概是要人主与方术相合而人主应秘密出行以便远离恶鬼，神仙真人才能降临（一派胡言）。人主所在的地方如果让臣子知道了，就会妨害神灵（继续编造）。所谓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凌驾在云气之上，寿命和天地共长久（想象贫乏）。现在，皇上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安宁。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只有做到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是何道理）。

秦始皇不知是否识破了他们太过幼稚可笑且几乎不能自圆其说的骗术，但秦始皇就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但那长生不老的药还是寻找不到，这就再没有了退路，你还怎么编瞎话，找托词，寻借口呢？侯生、卢生们就急了，和一些儒生串通一气，私下诽谤秦始皇“刚愎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等等。这可算是给自己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和理由，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于是，俩人就一边冠冕堂皇地辩解，一边狼狈不堪地逃跑了。

秦始皇听说后非常生气，说了一段百感交集的话。

他说：我前些时候收集了天下不合实用的书籍进行了销毁，广泛地招聘文学、方术方面的人士，内心还是想谋求太平。谁知这些人都是些装神弄鬼的乌合之众。方士炼丹欲得奇药，炼到现在也没见他们炼出了什么名堂，到后来连汇报一声都不敢来了，韩终、侯公、石生几个相继逃跑；更有活骗子徐福，去求什么仙药，花费国家的专款已经数以万计了，我没见仙药是个什么样儿，倒是见到了不断有关他们投机奸诈从中谋利的报告，这又出现了这个方生、侯生，我真是对他们非常尊重，也给了丰厚的赏赐。这倒好，折腾了半天，仙药求不到了，自己没有退路了，于是转移儒生们的注意力，把矛盾转嫁给我，对我大肆诽谤，找了种种借口和理由，抽身而去，迅速逃遁。

秦始皇觉得不能饶恕他们了！遂派了御史全面追查这件事情。方士与儒生们相互牵连告发，结果查出与这个事件有直接牵连的460余人。秦始皇也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跺了跺脚。为“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将这批人全部活埋在了咸阳。

这不难看出，秦始皇所谓“坑儒”，实则是“坑方士”。

那么，方士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在甲骨文中，“方”字的字形是一条船，《说文解字》中，对“方”字的解释是这样的：“方，船也。”也就是说，“方士”是一些懂得航海的人士。

甲骨文“方”。《说文》：方，併（并）船也。象（像）两舟总头形。

秦始皇一生好巡游。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五次“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他两次东巡至海——入海求仙。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到琅琊，首次组织了一定规模的求仙入海活动。方士徐福带着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口谕，开始试探性地向海外进发。据说，后来他又带领一支有三千童男童女、谷种、百工，并有武装保护的精良船队，从海上航行到了日本，并在那里定居下来，繁衍生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再次东巡至碣石，拜海求仙，先后又派卢生、侯生、韩生、石生等两批方士，携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在秦始皇的整个求仙活动中，“方士”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史记·秦始皇本纪》关于徐芾的记载

既已，齐人徐芾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一）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芾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二）（一）正卷 汉书郊祀志云：此三神山者，其仿在渤海中，去人不还，旧曾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

有人说，秦始皇入海求仙，带有很强的政治军事目的。那么，对一个帝王和任何普通百姓来说，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是不是要更实际得多呢？

有人说，在那个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秦始皇的作为可以说是开了对生命进行探索的先河。《说文解字》对“仙”是这样解释的：“仙，长生。”这是古人对仙的理解，我们不难看出，仙在这里并没有被神化，它是古人的一种美好愿望，是人们多少年来探索自然、战胜疾病的结果。几千年来，中国人对生命的探究，与求仙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求仙就是求长生。

当时的仙，实际上是指长生的人。他们或隐居于高山峻岭，采摘珍稀植物，悬壶济世；或潜行于深谷幽涧，炼丹修行，完善自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有了他们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才有了今天中华医药的辉煌。长生不死是不可能的，但是，健康长寿却是有希望的。为了求得长生不老，方士们奉命出海了。可是，当卢生从海外归来时，并没有带回任何灵丹妙药，却带来了一句谶书：“亡秦者胡也。”这使得秦始皇不但在国内屠杀姓胡的人，还大修长城防止北方胡人的入侵。秦始皇一次次的被骗，终于使他怒火中烧，坑杀了这群骗子。

另外，在整个秦朝时期，儒家的政治地位始终很高。虽然坑杀方士也坑杀与之有关联的儒生，儒家的地位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到了汉初的儒学家们，还没对这一事件有所介意，甚至极少有言及者；到了西汉中期，才为人们所关注，也只是称之为“坑杀术士”。

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桑弘羊第一次提出秦始皇“坑儒”一说。这时，距秦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为了弘扬孔孟之道，都把“焚书坑儒”作为反面教材，大肆进行抨击。即便如此，儒学家中仍不乏持保留态度者。如唐代韩愈、北宋司马光，对“坑儒”之说采取回避态度，而称“坑杀学士”，或谓“屠术士”。

看来，秦始皇真是冤枉得很。

又据《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说，秦始皇不仅“坑儒”，而且还坑了两次。

在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多个书生后，秦始皇想借此把天下的书生全部杀掉，以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但又怕书生逃跑，秦始皇就想了个计策；他命令地方官员访求各地有名的书生，送到京城以待录用。不过几个月，各地方就送来了七百多个想当官的书生。秦始皇命这七百多人都为郎官，一时间，把这些书生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年冬天，有人报，骊山的马谷中却是硕果累累。这真是一件新奇的现象，很诱惑人的。秦始皇说，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瞧瞧，欣赏欣赏。这七百多书生就和秦始皇一起兴致勃勃地去了。到了马谷一看，果然是藤上结了瓜，树上挂了果，这真新鲜哎。大家议论分析，发挥想象，极力猜测。刹那间，就听一声巨响，飞石像雨点般向马谷中落了下来，这七百多位书生就这样被砸死在了马谷。据说，这所谓奇异的瓜果，是因为马谷地下有温泉，所以四季如春。秦始皇就密令心腹，先在谷内种植了那些瓜果，再让那些书生全部中了秦始皇的阴谋诡计。

这虚构杜撰得更像是一篇小说。

简单的道理是，威震天下威风凛凛的大秦帝国的秦始皇帝，杀几个柔弱的书生，并不需要用这么低下的手段。

在“坑儒”这件事情上，秦始皇的公子扶苏出来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社会始乱方治，民心还没有完全归附，你要杀的人虽然有罪，但是，他们很多可都是孔子的门生，我担心天下会大乱，请您三思，法外开恩，放了这些人吧。

什么叫法外开恩？扶苏的这个带有求情性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它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性，甚至有可能会危害法律的尊严和正常运行。所以，秦始皇觉得，扶苏政治上太不成熟，派他到北方监督蒙恬军队修筑长城参加社会实践去了。

（七）阿房宫

关于阿房宫，千百年来已是怎么想象都不过分，怎么神往都合情理，怎么虚构都精彩绝伦。

这想象，这神往，这虚构，都因了那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而让我们在美丽的遗憾之中，思接千载，神魂颠倒，诗情飞扬。

楚人一炬，我们因之有了那幻想辽远恢宏的可能。

可怜焦土，我们因之有了这虚拟繁华富丽的空间。

1．司马迁《史记》中的阿房宫

秦朝统一后，秦都咸阳人口急剧增长，政府机构不断扩张，秦始皇就觉得，原来先王们的宫廷太小了，既不能体现大秦帝国的威严与庄严，也没有崭新时代的豪华与豪迈，那么就需要重建。在选址的问题上，秦始皇想到了他敬佩的两位有作为的君王：周文王和周武王。周文王定都在丰，周武王定都在镐。那就选择在丰镐两城之间建造秦朝帝都。

没有人提出疑义。于是，秦始皇帝便在原为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殿的周围修了庞大的阁道群，一直向北跨越渭河，要与旧的咸阳宫殿群接连比邻。

于是，司马迁告诉我们说：首先建筑了前殿阿房宫，其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宫内可以坐下上万人，而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周围环绕着回廊通道，从殿下直达南山；然后在南山的峰顶建造壮美的宫阙。再修造现代化的天桥，从阿房宫横跨渭水，连接咸阳；一如浩瀚苍穹间阁道星座与营室星座相接的璀璨银河……

这么庞大浩瀚的工程，堪称历史之最。

但是，我们知道，阿房宫尚未建成。两年后，秦始皇帝突然驾崩了，工程搁浅。后来不甘心的秦二世接着再行建造，意欲完成这项带有始皇帝无尽理想与梦想的设计和规划。可惜秦二世即位第二年，就发生了陈胜、吴广大起义，接着，项羽和刘邦于公元前210年直驱关中，进入咸阳，灭了秦朝。

2．杜牧笔下的阿房宫

杜牧的阿房宫，当然是在他二十三岁所写的著名的《阿房宫赋》中，用精美奇丽的想象，为我们铺陈营构的辉煌建筑。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非凡，有先声夺人之势。十二个字，极尽秦始皇的豪迈气概，彰显阿房宫的非同凡响。而“六王”即六国诸侯之灭亡，“四海”即整个天下之统一。杜牧由此先给出了个兴亡的伏笔，再来说蜀山突兀，其树木已被砍伐殆尽了，而这时，阿房宫于世间“火爆登场”。

这样的起句句法，历史上有很多，挑出来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了；若有闲情逸致，不仿加以玩味：

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唐代陆参《长城赋》。

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晋人郭璞《井赋》。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南朝谢惠连《雪赋》。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我们看到了总体印象上的阿房宫，其逶迤壮阔、巍然耸立、遮天蔽日的宏伟规模和气势了，我们也开始进入可能的模拟和想象。

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杜牧压根儿就没看见过阿房宫，他甚至压根儿也没见过阿房宫的图纸和设计方案。所以在具体描述阿房宫时，更多的是附着了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虚虚实实，亦真亦幻。他说，这阿房宫从骊山北麓建构，折而向西，一直壮丽延伸到达咸阳。渭水和樊川两河缓缓流动，进入宫墙。五步一座楼台，十步一座亭阁；走廊萦绕曲折，回环往复，似人腰间系着的缦带，檐头高高翘起像飞鸟仰天啄食的尖嘴；各处的建筑都依随地势而自然变化，构思奇绝，巧夺天工；四方参差辐辏，相互争雄斗势。周转盘旋着，像密密的蜂房；错综变化着，像旋转的涡流；高高矗立着，不知道有几千万座！接下来，就更加矫情虚饰了：长桥横卧渭水之上，没有云彩，哪里就飞来了长龙？上下两层通道跨越天空，也非雨过初晴，哪里就现出了彩虹？然后杜牧就煞有介事地说了：这高高低低的，真是令人晕头转向，不识高低，难辨西东。歌台上笙歌动人，热烈的气氛宛若和暖的春光；舞厅里长袖飘拂，飞动旋舞，若秋天般凄冷的风雨。一天之内，一宫之中，气候竟是这么无尽变化，完全不同。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有，输来其间，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秦人视之，亦不甚惜。

——杜牧现在开始带我们进入阿房宫里面去游览。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六国的嫔妃、王子、皇孙，离开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宫殿，来到秦国的阿房宫中。清晨唱歌，夜晚弹奏，低贱成了秦王的宫人。杜牧告诉我们，假如你看到了有星光一样的明亮闪烁，那就是美人打开了梳妆的镜子；假如你看到了有墨绿云彩的团团缤纷，那就是美人早晨梳理黑色的长发；假如你看到了渭水泛起了油彩，那就是美人泼在河里的香粉与胭脂；假如你看到了宫中弥漫的烟雾，那就是熏香焚烧椒实和兰花。假如这时有雷霆般的倏然震响，那就是皇宫里的车子威风地行驶而去；车声辘辘，渐行渐远，归于无声，不知它驶向什么地方去了。下面，杜牧毫无凭据地完全是主观臆猜了，说，那些宫中美人，肌肤姿容，都极尽娇嫩娇美；一个个精心梳妆美艳绝伦，久久站立，充满期待；望穿秋水，祈盼能得宠。杜牧不知从哪得知，说有的美人等了36年都没有见到皇帝。看了美人，杜牧就带我们来看阿房宫里的珍宝。杜牧说，燕国、赵国收藏的金银，韩国、魏国聚敛的珠玉，齐国、楚国挑选的精品，都是那些诸侯年长日久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堆积如山；一旦国破家亡，这些东西就不能占有了，都被运到阿房宫里。运到阿房宫里，这些珍宝是什么情况呢？杜牧说，秦国人把宝鼎看作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把金银看作土块，把珍珠看作碎石，随便乱扔，满地都是，一般的秦国人看到了这些东西，也根本不感到可惜。

杜牧写到这里，文字就不可爱了，他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对阿房宫虚拟的想象和描述，到达他政论文的哲理主题。杜牧作“赋”的目的是借秦亡的教训来规谏唐敬宗。敬宗李湛16岁时继位为君，就大兴土木，游宴无度，不视朝政，沉湎于声色，在位三年就被宦官杀害，可见这篇“赋”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这些都是我们所已经知道了的。

倒是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那就是杜牧如此这般说完之后，来了一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哪是楚人一炬，在这里我们以为完全是杜牧一炬，一次次用文字焚烧了我们的心灵，丰富成无尽想象，可怜成一片焦土！

3．考证的阿房宫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的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自2002年10月至2004年12月期间，对阿房宫前殿遗址进行了密集考古勘探和重点考古试掘、发掘工作。

考古工作者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全面考古勘探后，在阿房宫遗址的夯土台基之上，没有发现秦代建筑遗物堆积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更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建筑遗存。

据此，阿房宫考古队提出：阿房宫没有建成，它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此，相传千年而为史家所沿用的项羽“火烧阿房宫”事件以及所谓阿房宫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宫殿建筑的杰作等说法，均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证据有三：

其一，从考古上看，在前殿遗址上只发现了耕土层、扰土层、汉代堆积层和夯土台基，并没有发现秦代的堆积层。没有秦代的文化层，只能说明没有秦代的建筑。此外，也没有发现秦代的瓦当。而瓦当是秦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秦咸阳宫、汉长安城发掘时都有大量瓦当出土。

其二，从时间上看，阿房宫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开始修建，三十七年（公元前210）七月秦始皇死后，便把修建阿房宫的工匠调去修筑骊山始皇陵墓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四月，二世命令继续修筑阿房宫。当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冬，因为天下形势混乱，而繁重的赋役使得民不聊生，于是，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去疾和将军冯劫向秦二世上奏，建议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却遭到了拒绝，三人并因此而丧命。到了第二年，秦二世自杀后，阿房宫的修建也就停止了。可见阿房宫从开始修建到最后停工，前后延续最多只有四年时间，实际施工时间还要短得多，仅就前殿54万平方米的台基来看，像阿房宫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也不能完成的。

其三，从文献上来看，《史记》明确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司马迁写《史记》时距秦只有一百年左右，当时阿房宫的遗存应该还在，司马迁本人也一定到实地看过。他的记述是可信的。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下》中，更是十分肯定地说秦阿房宫未完成就灭亡了，“复起阿房，未成而亡”，这是秦朝未完成阿房宫修建工程的最可靠、最明确的文献资料。宋敏求《长安志》也记载，秦阿房，亦名阿城，西北东三面有墙，南面没墙。估计他是看到了这些具体的情况。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史记》载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又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里司马迁的“咸阳”概念，不包括阿房宫所在的“渭南”地区。

有人说考古成果改变了历史，其实不是改变，而是还历史以本来的本真面目。

我们也许很失望，很绝望，但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我们就欺骗一下自己吧，就相信杜牧的阿房宫是真实的，让我们在文学独特的创造里得到精神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

（八）郑国渠与长城

公元前249年，韩国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韩军战斗力也很强，有“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宝剑韩为众”的说法。然而，在强秦进攻下，韩国被真正打败了，将士尸横遍野、百姓四散流亡，景象十分凄惨。

面对强敌，即将亡国的韩惠王派出一个手无寸铁的水利工程师郑国，去说服秦国兴修水利。在韩国看来，这是危难之际疲乏秦国、救亡图存的好办法。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郑国渠这样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想借此求得暂时的安宁。

在当时，思想和科技非常开明，才俊们到异国献计得到重用的游士制度非常普遍。各国将水利作为强国之本的思想已经产生。对秦国来说，兴修水利更是固本培元、兼并六国的战略部署。当时秦国的关中平原还没有大型水利工程。因此，韩国认为这一计策最有可能被接受。

肩负拯救韩国命运的郑国，在咸阳宫见到了秦国的主政者吕不韦，提出了修渠建议。当时秦王政年仅13岁，国家大政实际由相国吕不韦主持。商人出身、并非秦人的吕不韦一直希望做几件大事来显示治国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韩国的建议与吕不韦急于建功立业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吕不韦当年就组织力量开始修建郑国渠。

远古时候，泾河与渭河经常泛滥，给关中带来了大量肥沃的淤泥。但由于关中平原干旱时有发生，上好的土地得不到充分开发。而郑国提出的引泾河水浇灌关中良田的建议，正是秦国向往已久的事情。

郑国设计的引泾河水灌溉工程充分利用了关中平原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特点，使渠水由高向低实现自流灌溉。为保证灌溉用水源，郑国渠采用独特的“横绝”技术，通过拦堵沿途的清峪河、浊峪河，让河水流入郑国渠。

郑国渠巧妙连通泾河、洛水，取之于水，用之于地，又归之于水。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设计也可谓巧夺天工。

1．引发危机

公元前237年，郑国渠就要完工了，这时意外出现了，秦国识破修渠原来是拖垮秦国的一个阴谋，郑国面临着生命危险。

这一事件引发了更大的危机：当时秦王已经亲政，吕不韦不再执掌实权。秦国贵族势力借这一事件，向秦王建议驱逐外国人。

来自楚国上蔡的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规劝秦王善用人才。而危急之中郑国也对秦王说，杀掉我没什么，可惜工程半途而废，才是秦国真正的损失。秦王权衡利弊，最后得出结论：修建水利工程对于开发关中农业的意义，远远能够抵消掉对国力造成的消耗。于是，秦王收回驱逐侨民的决定，郑国渠也得以继续修建。

公元前236年，郑国渠用了十年时间，终于修建成功。一条长达100多公里的大型水利工程在关中大地上蜿蜒盘旋，浩浩荡荡。它巧妙地利用了北仲山南麓西高东低的地势特点，把渠修建在了渭北平原三级阶梯的最高线上，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足以供应秦国60万大军的军粮。郑国渠不但未能起到“疲秦”的初衷，反而极大地增强了秦国的国力。这让本来强大的秦国如虎添翼！更加速了它迅速实现消灭六国的梦想。郑国渠工程宏伟，规模宏大，称得上是两千多年前之壮举。它用富有肥力的泾河泥水灌溉田地，淤田压碱，变沼泽盐碱之地为肥美良田，使关中一跃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据《史记》记载，此渠修成后，“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为秦始皇最终统一全国做好了物质上的准备。

公元前230年，秦军锋芒直指韩国。对这时的秦国来说，疲秦之计已变成强秦之策。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最后决战刚一拉开，韩国就灰飞烟灭了。郑国渠建成15年后，秦灭六国，实现统一。

郑国渠首位于今天的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即今王桥镇的船头村西。当时，因其进水口水量大、水流流速快等特点，容易造成渠岸两壁黄土崩塌的情况，人们于是发明了拱形地下渠道，使渠壁拱券有力，不易塌陷。这极大地提高了郑国渠渠首的质量。又为了便于施工和掌握水流方向、深浅，便间隔一段开凿一井，俗称“龙眼”或“天窗”，这都是当时人类伟大聪明智慧的结晶。

郑国渠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发挥灌溉效益的100余年，而且还在于首开了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秦以后，历代继续在这里完善水利设施：汉代的白公渠、唐代的三白渠、宋代的丰利渠、元代的王御史渠、明代的广惠渠和通济渠、清代的龙洞渠等。汉代有民谣：“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称颂的就是引泾工程。

1929年，陕西关中发生大旱，三年六料不收，饿殍遍野。引泾灌溉，急若燃眉。我国近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临危受命，毅然决然地挑起在郑国渠遗址上修建泾惠渠的千秋重任。在他亲自主持下，此渠于1930年12月破土动工，数千民工辛劳苦干，历时近两年，终于修成了如今的泾惠渠。1932年6月放水灌田，引水量16立方米/秒，可灌溉60万亩土地。古老的郑国渠再次焕发了青春！

在泾阳县王桥镇西部的张家山，至今依然保存着历代引泾渠首遗址，它们如同一块块活化石，带领我们进入天然的水利断代史博物馆，领略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这里现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优美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悠久雄浑的历史遗韵，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内外游人观光旅游。

郑国渠——泾惠渠，犹如一条闪闪发光的银线，牵来了泾河流域的美丽富饶。

秦统一前后，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提到统治阶层的议事日程上：那就是民族地区的统治与统一。敏锐的秦始皇反复地回顾和总结了历史，决定采取强硬的态度，对他们进行全面的征服！

这便创造了中国著称于世的伟大历史建筑：北长城。

在北方，匈奴对中原的侵扰是一直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落后苦难的部落民族。

这是一个坚韧剽悍的游牧民族。

这是一个血性骁勇的马背民族。

驱逐以至征服，否则，统一的中国仍将永无宁日。

秦始皇运筹帷幄，起用大将蒙恬担此重任。

蒙氏乃秦国将帅世家，蒙恬祖父蒙骜，当年名震韩赵魏；蒙恬父亲蒙武，随王翦伐楚，先击杀项燕，再俘虏楚王；蒙恬的弟弟蒙毅，官至上卿，在朝为臣，深得始皇宠信。出外常与皇帝同车，称为股肱之臣。

秦始皇起用蒙恬，成就了他一生最为辉煌的两件事情——

其一，率30万大军一路北上抗击匈奴，并于公元前215年收复河套以南地区，即当时所谓的“河南地”；第二年再进，逐退匈奴，使秦自榆中向北，在黄河以东、阴山以南的地区内设置34县。蒙恬率部驻守十多年，声威远震塞外辽北。

其二，就是修筑中国万里长城。

需要明确的是，蒙恬当时是将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北方的长城，加以修缮和连接，建成了一条西起陇西郡临洮，东至辽东郡的长城，长达五千多公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秦长城。

秦以后的一些朝代对长城屡加修建，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筑始于明代建国之初的1368年，全部工程历时200余年才完成。这时的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鸭绿江口，全长6千多公里。今天我们经常看到的最具代表性的北京八达岭的长城就是它的一段，这被称之为明长城。

长城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防御工程，也是世界建筑史的一大奇观。它自东向西跨群山，越峻岭，经绝壁，穿草地，过沙漠，历经两千年风雨沧桑，巨龙般顽强逶迤横亘于中国北方大地之上。其工程之宏伟，修筑之艰巨，历时之长久，气势之磅礴，中外罕见。

几百年前，长城就与埃及的金字塔、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古罗马大斗兽场、印度的泰姬·玛哈尔陵、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等一起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长城，它的一砖一石都浸透了无数将士与民众的血汗，还有传说中的那个哭长城的孟姜女们的血泪苦难与凄婉哀伤。但和一个朝代一个统一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相比，秦始皇们当然知道哪个更重要。

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

我们在阳光下的长城上思绪万千，兴高采烈。

诗人范源先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你是一条长长的青藤/时刻缠绕着我民族的情绪……

诗人田君写下了这样的句子：长城再长也挣不开始/脱不开终/我愿你是永远的前题、标题和旧题/在你的理解和注释里/应该没有自豪、骄傲和感激/在一个城垛内/世纪末的阳光温暖着我小小的三口之家/我年幼的儿子正踮着脚在高高的垛口远眺……

（九）秦兵马俑

最重要的概念是，秦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20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陵包括秦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毫无疑问，如果不是1974年被发现，这座考古遗址上的成千件陶俑将依旧沉睡于地下。秦始皇，这个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殁于公元前210年，葬于陵墓的中心。在他陵墓的周围环绕着那些著名的陶俑。结构复杂的秦始皇陵是仿照其生前的都城——咸阳的格局而设计建造的。那些略小于人形的陶俑形态各异，连同他们的战马、战车和武器，成为现实主义的完美杰作，同时也保留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40多年前，准确地说，是公元1974年那个干旱的春天，陕西省临潼区西杨村的几位村民选择了一片石榴树林，在那里打井取水，灌溉他们有点儿枯黄了的庄稼。

井水尚未打出，倒是从那五六米深的地下打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消息迅速传开，有着完全专业机敏的考古工作者及时赶来，取代了那几个打井的农民。当然他们已经不是来打井，而是专业发掘。那时连他们也不知道，二十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就此拉开了序幕。

我们看到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真人一般的陶俑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现场的考古学家断定：这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几十天的挖掘，只是奇迹的一角。

挖掘探测的结果，我们现在知道了，就是秦兵马俑一号坑。后来，秦兵马俑按照它们被发现的时间又发掘出了二、三号坑，以及马厩陪葬坑、珍禽异兽陪葬坑、铠甲坑、百戏俑坑和大型彩绘铜车马、木车马，等等。单就兵马俑陪葬坑而言，占地就达两万两千多平方米，真人真马相仿的陶俑陶马八千余件，青铜兵器数十万件。

秦兵马俑的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

让我们俯瞰它们——

这是一支地下的秦军兵团。

这是一支雄壮的秦军列阵。

这是一支曾经扫荡六国纵横天下的无敌劲旅！

这是一支永远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

他们的最高统帅就是秦始皇，而他就睡在不远处的那座巨大的皇帝陵寝里。

让我们走近它们——

在那些大量的青铜兵器中我们最先看到了刻在一支矛上的文字：“寺工”。史书记载，寺工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

而在另一支戈上，我们看到了它右边也刻着一行文字：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这最直接的信息是，吕不韦作为秦国的丞相，他负责着秦国的兵器生产；同时，这些兵器无疑都铸造于秦始皇时期。

我们看到了那把青铜剑，通体光亮，青锋锐利。经检测，剑的表面经过了铬盐氧化处理（这种技术是德国于1937年、美国于1950年发明的），其长度竟接近一米。专家说，由于青铜材料易折的特殊性，做出这么长的剑来，几乎没有可能。现代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其铜锡独特科学的配比让这把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更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秦剑在设计上，能使受力部分得到加强，而又保持一定的弹性。使用起来，剑身又不会过于沉重。可以说，秦剑达到了青铜剑铸造工艺的顶峰，它的长度、硬度和韧性达到了几乎完美的结合，其锋利可想而知。

这种兵器叫作弩，木制部分已经腐朽，专家根据完整的遗迹尝试着对其进行了复原。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秦弩类似弓箭，不同的是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进而有着强劲的发射。其射程最远能达到三百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箭。那么准确性呢，你不用担心，秦人是聪明的。他们在弩机上装有一个叫“望山”的构件，其作用一是在上弦时可以自动地把扳机重新调整到击发的位置；二是在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可参照“望山”，确定弩抬高的角度，让呼啸而去的箭镞沿较为科学的抛物线轨迹命中敌人。

接着我们来看看为弩配备的青铜箭头吧。从造型上看，几乎都是三棱形的。专家说，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会形成切割力，以至穿透铠甲和人体。我们常见的那种双翼面箭头，也相当凶狠，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使射击更加精准。难以置信的是，现代检测结果发现：秦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几乎和子弹的外形与原理一样了。

铍是类似短剑的长柄兵器，从出产时间上它们有的相隔十几年，但它们的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

还有那不同时期生产的戈，也一模一样。

再看看兵马俑坑中的那四万多支三棱青铜箭头，其规范规格规整的统一让人难以置信，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仅在0.83毫米。

有关冶金专家对箭头做了进一步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也基本相同。那么也就是说，秦国数以万计数以亿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与技术质量铸造出来的。这让人想到了现代工业的一个概念：标准化。

是的，标准化。没有标准化，大秦十年统一战争，近百万军队武器装备的生产供应，不仅质量不能保证，恐怕是数量上也不能达到的。显然，秦国做到了。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拼接在一起。因此，大规模的武器装备生产在秦国成为可能。而在实战中，标准化可以让秦军兵器在战场上损坏后可以重新拼装，投入使用。他们只需配备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就行了，而且损坏的兵器中仍旧完好的部件也可拆卸下来再次使用。当然秦国统一的技术标准与质量标准的制定，是从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总结优选出来的。因此，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英勇的秦军装备基本上都是当时最为优秀最为先进最为精良的兵器。这一点是我们不可忽略的。

那么，是谁保证了这所有青铜剑的坚韧及其近一米长的剑身棱线的流畅与精美呢？

那么，是谁保证了这铍的规格戈的规整以及万千青铜箭头三方流线表面的对称呢？

那么，是谁保证了秦兵马俑坑中的几万件不同种类的兵器几乎是同等的质量呢？

——是他们。

这个他们，可以解释为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或者体系，也可以被视为质量责任人，他们的名字都刻在每一件兵器上，《吕氏春秋》称其为“物勒工名”。

兵器上刻得最多的当然是“相邦吕不韦”，他是兵器生产的总裁和总监。他的下一级是工师，即各兵工厂的厂长。你看，监制这支戈的厂长叫“蕺”；厂长下边是丞，就是车间主任之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是谁呢，哦，他叫“尚”。这样说来，秦国的兵器工业制造大致为四级管理制度。相邦、工师、丞、工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如此严密的制度与措施，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模式和水平了。

让我们再次俯瞰它们：

在兵马俑列阵的前边，站着三排战士，他们使用的兵器就是秦弩。面对汹涌而来的敌人，第一排战士发射后，需要把箭再装上去；于是第二排战士就上前射击；退下来，第三排战士就上去了。三排弓弩手就这样默契配合轮番搭箭射击，构成战斗初始远距离密集的杀伤力。我们看到了万箭齐发劲疾锐射，我们看见了呼啸声中人仰马翻。

之后，一个整体性的步兵方阵开始向前冲击。他们使用的都是长柄刺杀兵器，戈、矛、戟、铍，彼此呼应，协同作战。矛用于方阵集体的向前挺进；戟可砍可钩可刺，适于单兵格斗；铍则用于局部的对决。可惜可恨可恶的是盗墓贼盗走了他们的兵器，赤手空拳的秦兵马俑不能为我们演示实际战争中这些兵器的运用和配合了。倒是我们看见了那些弩兵的队伍中也编制了长矛手，很显然，他们的责任是保护射击手免遭冲到前面的敌人的伤害。从这个细节来看，秦步兵在专业化的协同作战方面已经相当成熟。

再来看看秦国的骑兵部队：

在秦始皇兵马俑坑，专家测量了一百多匹陶土战马的身高，发现所有的战马高度都统一为1.33米。有记载说，秦军选择战马的第一个条件是马的高度必须达到五尺八寸，也就是今天的1.33米。看来，秦人对战马的选择十分严格。战马的品种自然是优质精良威武，这在当年张仪游说韩王时就说过了：秦带甲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虎贲之士跿跔（跳跃）科头（不戴头盔）贯颐（不戴面部护罩）奋戟者，至不可胜计。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前蹄跃起）趹后（后蹄腾空）蹄间三寻（一寻八尺）腾者，不可胜数。

而秦国的骑士们，一个个身材修长，装束简洁，独特的皮帽紧紧地勒在下颚上。他们每四骑为一组，每三组为一列，共八列108名的纵队，组成中国最早的骑兵编队。专家发现他们的马鞍很先进，但没有马镫；他们使用的武器竟是秦弩。分析认为，秦骑兵的主要任务不是参与大兵团作战，而是快速灵活地突袭劫持敌兵的武器粮草装备。当然他们要具备高超的骑射技术和格斗本领。

还有战车，车体窄小轻便，有四匹马拉着，共有64辆，组成战车方队。超出一般的是，秦军的战车后面没有步兵跟随其后，而是以其自身的速度和骑兵一起配合作战。战车上的士兵配备着利戈与长矛等近距离的刺杀兵器，而骑兵们在他们之前飞驰着远距离地发射如雨的响箭。当这样一支骑兵与战车先后急风暴雨般滚过，敌军的部队就一排排地倒下了。

挺进，8000多个兵马俑组成的秦军军阵开始向前挺进。

保持队形向前挺进。

凝为一体向前挺进。

不论遇到什么力量什么情况什么困难什么阻力都不改变阵形地向前挺进。

排列在军阵最前面的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前锋。

排列在军阵最后面的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后卫。

军阵的最后边三列横队，其中一列面朝后方，他们在防止敌人背后的袭击。

军阵的右翼有两列士兵，一列朝前，一列朝后，高度警惕。

军阵的左翼有两列士兵，一列朝前，一列朝后，虎视眈眈。

这两翼兵团的护卫队，他们时刻在提防着军阵左右两侧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

前锋，后卫，左翼，右翼，四面铜墙铁壁般护卫着中间庞大的秦军军阵的主体。这个主体是由三十八路纵队组成的主力部队，步兵、骑兵和战车相间交错，浩荡澎湃，铺天盖地，气壮山河！

击鼓前进，鸣金收兵。

十几万、几十万英勇善战的秦军将士组成的军阵，统一在将军的意志中，向前挺进；统一在旌旗的指挥下，向前挺进；统一在战鼓的节奏里，向前挺进！

那么，我们再来认识一下那个叫“喜”的士兵。

“喜”是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鸡叫时出生，“喜”比秦始皇整整大两岁。“喜”出生那年，秦军正在攻打韩国的大野王。两年后，“喜”的弟弟“敢”出生了，那时秦军正在进行规模宏大的长平之战。这两次壮观壮烈壮阔的战役，他俩还是一个嗷嗷待哺、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幸运或遗憾地他俩都没有赶上。

到了秦始皇登上王位的那一年，“喜”按规定向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年龄。当时叫“傅籍”。所谓“傅籍”就是申报登记后就成为一个壮丁了，随时听候国家征召入伍。这年“喜”的年龄应该是16岁或17岁，看来在战争时期，秦国十六七岁就被视为成年男子了。于是，“喜”分别在秦始皇三年、四年和十三年的时候，三次被应征入伍。“喜”从20岁到30岁的10年间，曾经参加过三次小的战斗。好像没有什么突出表现，更没有建功立业。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机会，也不走运。其实大多秦国的男子都有着像“喜”一样的情况和经历。

在秦国，从17岁到60岁的男子，都在法定的服兵役义务年龄段。而且一个人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也没有严格的规定，完全根据祖国的需要，一声令下，随时穿上军装，奔赴前线。秦始皇在对天下大势本国实际进行了深刻的对比分析判断后，决定向六国发动全面的兼并战争。之前一年，“喜”再次向国家申报登记了自己的年龄。“喜”在申报登记后才得知这是秦国为即将发动的统一战争所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喜”在他后来的自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之后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也记述了这件事情。俩人记载的年代完全一致。

我们知道，秦国的军队始终保持在100余万左右，按当时秦全国的人口来算，每五个秦人就有一个士兵。这其中很多人都是多次被应召入伍的，这其中就有“喜”，以及和“喜”同样经历的“喜”们。但是幸运或遗憾的是，“喜”自始至终都没有参加秦始皇的十年统一战争，虽然他随时都做好了各个方面的准备。

“喜”在地方上做过湖北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狱吏等，都是与司法律令有关的小职务，并在这个位置上终其一生。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正值壮年的“喜”突然去世了，葬在湖北云梦睡虎，死时应该在46岁左右。“喜”虽然没有在秦始皇的统一战争中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但在司法小吏的这个岗位上十分敬业，也表现出色。他非常热爱他的这份工作，他死了之后，也许按照其遗嘱，人们崇敬地把他一生用精美娴熟的秦隶抄写的法律文书和他业余时间记录的一部个人小传全部放在了他的棺材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特异的一幕：他的头枕着的是他爱着的竹简，脚垫着的是他爱着的竹简，身体两侧是他爱着的竹简，身体上面是他爱着的竹简，手里拿着的也是他爱着的竹简。一共1155枚。

“喜”死后睡拥自己丰富绚烂的简牍书城，一定幸福而又满足。

一个很文化的安息，一个很浪漫的长眠。

简牍是中国古代使用墨笔书写的有文字的竹、木简牍的总称。在大规模使用纸张以前，简牍是中国最主要的书写载体。不少史学家将中国文明分为简牍时代、卷帙时代和印刷时代。作为中华文明奠基时期，简牍时代前后持续了上千年。

“喜”的这些书简，专家把它大致分为十类，有《编年记》《南郡守腾文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内容涉及法律令、文书、秦统一六国战争、疾病与药方、历谱、家信、日书和易占等。

丰饶细致的内容，洋洋洒洒的文字，让我们在两千年后思绪万千地读到了一个叫“喜”的人向我们讲述的活生生的关于一个国家的故事，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个人的故事。

“喜”记述，秦军在攻打邢丘的一次战斗中，士兵红斩获了敌人的一个首级，士兵绿企图杀死士兵红，意欲将首级据为己有，却被士兵黄发现了，绿被当场捉拿归案。还有两个士兵在战场上为了争抢一个敌兵首级也动了手。虽然方式欠妥，但这让我们知道了秦兵在战场上是如此的立功心切。

秦一直沿用商鞅军功授爵制规定，秦兵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可获爵位一级、田宅一处、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喜”补充说，秦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获释；如果其妻身为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秦兵如果战死疆场，军功与爵位不会作废，可以传给儿子和家人。我们似乎明白了秦兵为什么一到战场上便热血沸腾，拼命杀敌，争取立功，甚至争抢敌人的首级。

“喜”记述，爵位不同，吃的也不同。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这样明显的等级与待遇的悬殊差别，对秦兵，是激励，是鼓动，是驱赶，是利诱，是不服，是坚决！并由此一点点地折磨锻铸并最后形成了秦人的顽强意志和文化秉性。

这使我们想起韩非的描述，说秦人一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耐，生死不惧。

这使我们想起张仪更为形象的游说：你看，秦国的兵士是多么威武勇猛啊，一到战场上，你看吧，他们飞奔跳跃，勇往直前，杀声震天；他们头盔都不戴，带着武器，舍生忘死，扑向敌阵；而山东六国的士兵，只会戴着头盔，穿着铠甲，聚集起来像没头苍蝇一样作战。人家秦国的军队那个酷啊，不戴头盔，甩了战袍，就那样光着膀子赤着身子与敌人殊死搏斗。左手提人头，右手挟俘虏。那要是把秦兵与山东六国兵比，我把它比喻成一个是威猛的大力士孟贲，一个是软弱的胆小鬼；双方重力较量，还有个比喻，一个是威猛的大力士乌获，一个是小不点的小婴儿。如果用孟贲、乌获这样威猛的军队去攻打不听话的弱小国家，再打个比方，就像是把千钧之重量压在鸟卵上，那一定是不存在有什么侥幸的结果的。

这使我们想到了在秦兵马俑中，我们看到所有将士一律不戴头盔，士兵仅仅裹着麻布做的头巾，军官戴着牛皮做的板状帽子，更多的士兵则把长发盘在头上，挽成一个个发髻。他们身上穿的铠甲极为简单，主力步兵的甲衣只护住前胸和后背。前三排的弩兵部队身上一个甲片也没有。还有一队完全不穿铠甲的士兵手持白刃格斗的刺杀类兵器，形象也显得特殊。研究人员推测，他们应该是秦军的特殊兵种，担负着战争中最危险的任务，几无生还，重赏之下，这些被称为“死士”的勇敢凛凛地站了出来，组成大秦帝国的敢死队。我们进一步感受到那种无形力量的激励、鼓动、趋赶、诱惑、不服与坚决！

“喜”还说，秦军在战前和战后，都要大肆饮酒。酒给人烈性，给人胆量，使人亢奋，陡然增添此时此刻的天地英雄生死豪情。有人观察到了秦兵马俑的一个奇异现象，就是绝大多数秦军士兵的腹部都微微鼓起，说这与他们长期喝酒有直接关系。但这只是一种方式的推测，不足为凭。我们以为饮酒是处于西北地区的秦人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已。当然也不排除有战争的目的，大碗的酒使血流加快，使神经亢奋。另外，腹者富也，立有军功也就有了财富。

“喜”记载，秦人法律更细节地规定，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这让我们知道了，秦国军粮由国家统一供应；这也让我们困惑了，一百万的军队需要有多么强大的秦国农业的支持啊。

“喜”给了我们详细的答案。

如秦国的动植物保护令中规定：早春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河道。不到夏天，不准烧草做肥料，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不准捕捉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用特殊的方法毒杀鱼、鳖，不准设置陷阱和网罗捕捉鸟兽。上述禁令，到七月解除，只有因人死亡而需伐木制造棺椁者，不受季节限制。靠近养牛马的皂和其他禁苑的居民，幼兽繁殖时不准带狗狩猎。百姓的狗进入禁苑，没有追逐和捕捉野兽的，不准打死；如追逐和捕捉野兽的，一律打死。在专门设置警戒的地区打死的狗，要完整地上缴官府；其他禁苑打死的狗，可以吃掉狗肉只上缴狗皮。

如秦国的上报雨泽灾情令其中规定：下了及时雨和谷物抽穗，应立即书面报告受雨、抽穗的顷数和已开垦而没有耕种的田地的顷数。庄稼生长后下了雨，也要立即报告雨量多少和受益田地的顷数（这些数字让政府大致能估算到全国年度粮食的总产量，并可以根据情况安排生产和采取相应措施，同时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如遇旱灾、暴风雨、涝灾、蝗虫或其他害虫等灾害损坏了庄稼，也要报告受灾顷数（了解粮食的缺失率，为赈灾和国家减免税收提供资料和依据）。距离近的县，文书由走得快的人专程递送；距离远的县由驿站传送，在八月底以前送达（出现失误如何惩罚一节缺失，想必是“喜”漏抄了）。

如秦国的防火令其中规定：贮藏谷物的官府要加高墙垣。有其他墙垣和它连接的，可单独加贮草的仓和用茅草覆盖的粮仓。令人不得靠近居住。不是本官府人员，不准在其中居住。夜间应严加守卫，关门时即刻灭掉附近的火，谨慎警戒。有违反法令而有遗失、损坏或失火的，其官吏受有重罪，大啬夫（执法机关负责人）、丞（佐官名）也须承担罪责。另外，不准把火种带进收藏器物或文书的府库。吏将物品收好后，由官府的啬夫和吏轮番值夜看守。经检查没有火，才可关闭门户。叫令史巡察其衙署的府库。如果新建吏的居舍，不要靠近收藏器物、文书的府库。

如秦国的灭鼠令其中规定：粮仓里有多少鼠洞就应论处及申斥？成例：有鼠洞三个及三个以上罚款一盾，两个及两个以下应受到申斥。鼷鼠（一种小老鼠）洞三个算一个鼠洞，等等。

如秦国有关科学种田令其中规定：播种的时候，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另，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另外，农户归还官府的铁农具，因为使用时间太长而破旧不堪的，可以不用赔偿，但原物得收下。表示国家对先进铁制农具的重视，以此鼓励农民大量使用铁制农具。

如秦国有关会计统计审计令其中规定：会计经过校算发现差误，错算数目在二百二十钱以下的，斥责该官府的啬夫；超过此数而不多于二千二百钱的，要罚一盾；超过二千二百钱的，要罚一甲。错算人口一户或牛马一头的，要罚一盾；错算两户或更多的，要罚一甲。另，会计账目和实际数目相比，差数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和不应销账而销了账，要估计其价值，不满二十二钱的，可免罪；在二十二钱到六百六十钱之间的，要罚该官府的啬夫一盾；超过六百六十钱的，要罚该官府的啬夫一甲，并要责令赔偿所销账的东西。错算人口一户或牛马一头以上便属大误。如系自行查出的错误，可减罪一等。另外，县尉的会计以及县尉官府中的吏如有罪行，该县县令、县丞应承担罪责，和其他官府一样；司马令史管理苑囿的会计，如会计有误，司马令史应承担，和令史承担官府会计的罪责一样。

无须再罗列举例了，我们已经可以猜测并感知在遥远的小农自然经济时代，秦国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和经济有效的宏观管理，并最终造就了秦人发达的农业，进而用有限的耕地面积和不足的农业劳力的情况下，强力支撑起秦国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及其旷日持久消耗巨大的兼并战争。

秦始皇和他的决策者们为此殚精竭虑，并充分展示了秦人的聪明才智、坚忍不拔和创新精神。

这让我们想起了商鞅，他曾经近乎决绝地告诉秦人，生活中其实只有两件事：耕田和打仗。换句话说，就是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撑胜利的战争。秦人理解并再现了这个耕田与打仗之间浅白又深刻的辩证关系，不放过任何机会，并十分警醒，刻苦努力，坚持始终，一刻也不懈怠。

耕战策略最终成就了秦国一统天下的抱负。

耕战策略调动了所有的秦人，或在前线杀敌立功，或在后方加紧生产，整个国家成为一个有机有序有作有为的整体，每个秦人都是秦军的一部分，秦国是在以举国之力进行着一场充满豪情极尽豪放铺张豪华表现豪迈的战争。

所以秦兵马俑给我们的是一个伟大帝国的奇迹和震撼，给世界的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崇高和杰出！

然而令我们都大惊失色的是，世界上这么强大的一支号称百万大军的精锐之师，扫荡六国纵横天下的威武之师，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王者之师，仿佛一夜之间，突然灰飞烟灭，倏然销声匿迹，黯然遁入地下了。其实，无须去说出那么多的历史原因……

兴许是600年的春秋争霸七国争雄战火连绵号角连天，国家与人民都耗尽了财力、人力、心力、智力。

兴许一切都到达了极限，一切都走到了顶点，一切都勉力支撑在一个崩溃倾倒的边缘。

兼并的天下一片千疮百孔，统一的帝国到处危机四伏。而消耗殆尽的秦国、秦军，血已冷却，心已困顿，人已疲惫。他们现在需要疗伤，需要抚恤，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恢复，需要解除身体和心灵的戒备，需要安定和平，需要人间烟火与世俗岁月的劳动、歌唱与生活，需要父母，需要妻子，需要孩子，需要儿女情长，需要洗澡换换衣服刮刮胡子理一下散乱的头发，需要瓜棚豆架，需要睡眠，需要舒展自由的哈欠和懒腰。

但是他们还不能。

因为超负荷的国家机器磨损的齿轮旋转的惯性还停止不下来。

因为秦始皇还没有最后实现他要实现的博大浩瀚的政治图谋与他建构的大秦帝国的恢宏天地和梦想。不能停顿！无法终止！

在北方，30万秦军和几十万民众在修筑万里长城；

在南方，50万秦军在征服南越；

在咸阳和骊山，70万刑徒在建造辉煌的阿房宫和他的陵园；

在其他许多地方，运输、戍边、警备、据守、制造、科研、保卫、监督、征收、执法、巡视、内勤的秦军和民众已是不计其数。

简单的推理是，所有南方北方咸阳骊山数百万人的后勤供应同时需要数百万人才能提供可能的保证。这就已经让我们难以想象一下了。

我们就看看司马迁用“堑山堙谷，直通之”只七个字点到的那条公路吧。

那是从秦都咸阳，延伸向北，直达秦九原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西的被我们忽略了的一条笔直的大道。那是一条质量等级很高的一百米宽七百公里长的军事专用高速公路。目的很简单，就是保证那30万或100万修筑长城守卫边疆的秦军和民众的后勤供应。除此，谁也不准使用。700公里笔直的大道穿山越岭笔直向前，乃至阻于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无尽地表达着秦人无坚不摧超越极限的毅力和意志！

无论是那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工程的复杂与艰难程度，还是七百公里黄土夯筑的板正结实的路面，都令我们惊讶惊奇惊叹，其难度绝不亚于长城！筑路者多少人哪些人什么人我们不知道了，工程的指挥者组织者实施者我们不知道了。

秦始皇的错误，恰恰是他总满足于推进实施他帝国梦想计划的那些国家机器运转下的异化整体，而忽略了那具有生动思想和丰满血肉的生命个体。而当他突然死于出巡路上，强大的秦军迅速解体溃散，大秦帝国从它的巅峰之时顷刻土崩瓦解。

那些秦军兵士终于回到了他们自己日夜思念的故土、可爱温暖的家乡，秦兵马俑是他们形象的回忆录和一种形态的遥远岁月的相册和日记，生动了整个进步的人类，丰富着大千世界的精神和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