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培海说

天使百人会会员；北京传祺盛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农宝来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伙人。北大光华EMBA。

曾任日本ASUKA投资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或参与了浦华控股、博奇环保等公司的股权投资及投后管理。博奇环保登陆东证主板后，曾担任战略投资企划部总经理、副总裁，负责公司电力、环保等重大项目投资。投资方向主要关注医疗健康及养老产业。

传祺健康董事长曹培海：

创业帮我战胜了抑郁

因为创业压力过大，患上抑郁，不幸跳楼自杀——这是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的企业家新闻，但我们却很少听到“创业拯救了我，创业治好了我的抑郁。”

但，这就是天使百人会会员曹培海先生的亲历人生。

“传祺”创造传奇

2016年11月22日，第6期天使百人会走进家人企业活动中，曹培海先生向我们平静披露了自己那段惨痛的过往。

曾经两次抑郁，曾经年少时光却满头白发，曾经处在生死一线，但创业却将他拉回到正常的人生轨道。

他的人生故事因为战胜自我而精彩，但与之相比的创业故事同样毫不逊色。

他曾经在东瀛打拼，作为投资人纵横职场，但后来选择回归创业；

他曾经在医疗健康的市场多点突破，但最终聚焦于病理数字化；

他曾经目睹中外医疗差距，肿瘤患者因为病理误诊带来的人间惨剧，中国病理医生的价值被严重低估，“总想做点什么来改变这种现状”。

于是，他一手创办传祺健康（即北京传祺盛世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三大布局，即传祺医信、传祺医生和传祺国际。

其中，传祺医信主攻病理数字化。

让我们走进曹培海先生的传祺世界，看看传祺如何创造传奇。

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医生的医生’‘医生中的福尔摩斯’‘裁定肿瘤的法官’，这些都是送给病理医生的光环，但令人痛心的是，这样一个关键的医生群体却在中国被严重忽视。”

“位轻、钱少、责任重”是当前中国病理医生的群体写照。

近20年来，癌症发病率在中国持续增长。现在，中国居民每死亡4个人就有1个是因癌症而亡，平均每天有7500人死于癌症。

所有的癌症患者都经过了病理科医生的诊断吗？其中误诊率有多高？

据曹培海先生介绍，曾有一家知名骨科医院，为某位骨肿瘤患者做了截肢手术，但后来病理活检（活体组织检查）结果显示：“肿瘤系良性。”

一次误诊给一个人带来一生的噩梦，更别说那些冤赴黄泉路的肿瘤患者了。

病理医生手握癌症诊断的重要环节，但在医院长期以来却一直被边缘化。

中国病理医生的待遇与发达国家有天壤之别——这就是曹培海先生给我们揭示的无奈现实。

国外病理科医生是大牛

一个小型医院病理科的最小标配应该是一位病理医生和一位技师。前者负责诊断，对技术要求非常高；后者为病理切片制作，可以培养速成。

“没有经过近20年的实战训练，一位病理医生很难拿出一份合格的病理报告。”

据曹培海先生介绍，国外小型医疗机构大都不会养一个读片子的医生，病理诊断全委托给专业的第三方去做。

“美国、日本的病理医生都非常牛。”曹培海介绍，“外科医生只有拿到病理医生的诊断报告，才敢做手术。”

“病理医生可以多点执业，不仅地位高，甚至工资也比外科医生要高。”

“中国缺9万病理医生”

“第一，需要主观判断；第二，有亚专业的要求，中国有些医院病理科基本处于半瘫痪的状态。个别县医院没有病理科，基本做不了手术。”

现有病理医生大都集中在大三甲医院，有些地方三甲医院病理科水平也堪忧。

“全国现在在册的病理医生不足9000人。按照每百张床位配备一名病理医生计算，中国缺口约为9万人。”曹培海先生说。

“对医院而言，外科大夫直接面向患者，解决病痛，创造收入，但病理所在的医技科则被算为成本。这就像一个高科技企业，研发部门被算为成本一样不合理。”

据了解，中国医院科室设置是当年仿照苏联模式，病理被划归“医技科”，在医院处于边缘地带。

现在时过境迁，这种模式早已落伍，但却始终未改。

病理数字化是医疗信息化最后一块堡垒

据曹培海先生介绍，在医疗信息化中，全世界的病理诊断大都还是传统模式：“一个病理医生，一台显微镜，一个活体组织切片。”

如何将传统病理转型为数字病理，曹培海先生从国内外现状、宏观政策和科技发展进行了深度分析。

从国际上来说，美国、日本病理研究比较发达，病理医生的水平也很高，但他们有撰写学术论文的客观需求。

由于患者数量少，就同一病症，美国、日本医生一年只能收集15个案例，几年都出不了一篇论文，但在中国一个月就可以搜集100个案例。这就是发达国家医疗专家愿与中国合作的动力。

从宏观政策来说，中国刚刚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鼓励建立四个第三方中心，其中就有“病理诊断中心”。

从科技发展来说，要想把一个活体切片扫描成一张数字图像，过去需要1.5小时，现在则缩短为90秒。高科技的迅猛发展终于让病理数字化成为现实。

数字病理送优质医疗资源下乡

如何解决地方医院病理医生缺乏的痛点？“我们通过建立远程病理诊断平台来解决”。

2016年初，北京大学医学部病理中心联合美国、日本等全球顶级病理资源，建设了国际远程病理合作项目，意在打造世界上最权威的远程数字病理平台。

曹培海先生的“传祺医信”成为该项目的技术支持与运营方。

“传祺医信”由曹培海先生的传祺健康集团与日本最大的远程医疗上市公司TECHMATRIX株式会社（股票代码：3762）共同出资设立。

在该项目实施中，有一个关键设备即“传祺盒子”，系全球首款精准远程诊断装置。

此盒基于日方TECHMATRIX公司技术研发而成，将病理影像压缩、传输、读片等八大功能集于一身，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

地方医院将数字病理切片通过“传祺盒子”，先上传到云端，再由云端下载到本地。

在北大医学部病理中心的远程诊断平台上，国内外病理专家均可在线会诊，给地方医院回复诊断报告。

“现在，我们已经连入8家医院，有2个山东和内蒙古的医联体。”

“明年计划连入50家地方医院，其中有二级医院，也有部分三级医院。”

从PE转型医疗

说到传祺集团和日方合资办公司，曹培海透露，自己曾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专业，大学一年级就被送到日本留学，之后攻读了东北亚政治与经济专业的硕士学位。

“我曾在日本待了近8年，毕业后到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做PE。在节能环保和医疗方面投了一些项目，业绩不错，有几个已在境外上市。”

“虽然管着几亿到几十亿元的资金，但那都不是自己的钱，我总想干点实体。”在北大光华读EMBA时，他和几个同学一起出来做医疗健康。

“我并非医学科班出身，但对医疗有种莫名的喜欢。

我常年游走在国际医疗市场，痛感中国病理诊断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我总想做点什么来改变。”

“做传祺健康，我付出良多，走过很多弯路，遇到过很多挫折，但我无怨无悔。”

“我曾经两次抑郁”

在第6期天使百人会走进家人企业活动的晚宴上，曹培海先生意外披露，“我曾经两次抑郁。一次是十几岁，一次是30岁。”

在孩童时期，每个人或许都会对生死产生疑问，但都会一闪而过，但曹培海却为此抑郁了整整半年。

“我突然意识到人如果死了，所做的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于是，抑郁了，不和人说话。但半年后就好了。”

“自上大学起，我就长期失眠。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头发全白了，同学们戏喊‘辅导员’。但我还是一个二级运动员，北外100米短跑纪录11秒到现在还是我的。”

而立之年，曹培海陷入严重的抑郁中。

“我已经赚了一点小钱，但人生却迷失了方向，非常空虚。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人生意义是什么，人生的支点究竟是什么。”

“我必须采用极端的方式消耗体力，譬如在大街上不停地走。如果停下来，就只有一个念头——死。”

“看到电梯，我就想跳下去。如果躺下后，要努力克制自己不想。突然想到死，立马就喘不过气，坐起来满头大汗，觉得呼吸都困难了。”

人大都会贪得无厌，烦恼不断，但曹培海却说：“其实，没有欲望才真正可怕。抑郁中的人什么都不想，成天唯有求死的执念，那才是真正的地狱。”

“创业治好了我的抑郁。过去可能是闲的，因为创业，人一下子高速运转。半年后，我的抑郁就消失了。”曹培海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打倒我，因为我曾经独自面对过那么黑暗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