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简政放权与依法监管
积极推进简政放权依法加强质量和安全监管
近年来，质检总局按照国务院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一方面简政放权，另一方面依法监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推进职能转变，四中全会要求推进依法监管，对政府部门来说，这两个责任都要承担好。本届政府成立以来，质检总局累计取消下放行政许可项目16项，达到了总数32项的1/2。我们积极推进商事制度配套改革，把组织机构代码由9位拓展到18位，构成新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已在福建成功试点并在全国推行。今天重点讲一讲我们依法履职的情况和与质检职能息息相关的五项非传统安全，即质量竞争力安全、质量基础设施安全、消费品安全、国门检验检疫安全和特种设备安全。
一、关于质量竞争力安全
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主要源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竞争力主要是产品质量的竞争力。我国制造业质量竞争力指数从2002年77.89提高到目前的83.14，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从1994年69.8%上升到2014年的92.3%。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现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进出口贸易国，其中就有产品质量竞争力的重要贡献。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质量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德国实施“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质量政策；60年代，日本提出“质量救国”战略；70年代，韩国实施“质量赶超”计划；80年代，美国制定《提高质量促进法》并设立国家质量奖，都促进了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竞争能力，主要来自长期保持一流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形成了支撑一流质量的垄断性优势。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今天，重视质量的德国并没有受到世界金融危机太大的影响，靠的就是质量竞争力优势。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没有质量竞争力优势，经济抗压能力较差。
二、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安全
联合国工发组织2005年提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是一个国家的质量基础设施。”计量就是度量衡，包括时间、长度、空间、容积；标准是一组符合性要求，包括符合顾客的满意程度；认证认可建立对质量的信任；检验检测衡量质量的水平。一辆汽车、一台电脑是否合格，检测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检测机构必须具有一定的资质和能力，标准要靠精准的计量来实现。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事关国计民生、国家主权、国家核心利益，美国、英国、德国等42个国家把计量（度量衡）写入宪法，作为中央事权和统一管理国家的基本要求。经济理论界对标准有一个经典说法：三流企业卖产品、二流企业卖品牌、一流企业卖标准。德国、法国、英国和奥地利标准化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27%、23%、12%和25%，中国只有7.88%左右。工业化国家的测量活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达4%至6%，超过80%的贸易须经过计量才能实现。
三、关于消费品安全
尽管近年来我国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但质量安全违法案件和事件频发。2001年以来，全国质检部门共查处质量违法案件293.6万件，涉案货值568.9亿元。近3年来，儿童家具平均抽查合格率只有58%。从2005年起，电线电缆质量下降，外围绝缘体变薄，由此导致了全国1/3火灾事件的发生，人员伤亡较大，经济损失十分严重。我国缺陷产品召回基础薄弱，目前只对汽车产品、食品、儿童玩具和特种设备等缺陷召回作了规定。2014年，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共实施消费品召回2785次、5331.7万件，几乎覆盖所有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我国连续6年为全球第一产销大国，但年均召回汽车数仅为美国的1/9，缺陷汽车带“病”行驶。
四、关于国门检验检疫安全
防范疫情疫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重度呼吸综合征、SARS、埃博拉，还有一些重大疾病又重新出现，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去年查获4.98亿人次，发现传染病症状4.2万次。截获了这么多病例，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口岸一线的有害生物传入风险在加大，去年查获5160种有害生物。不少情况是外交可以豁免的，但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必须严格查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这是国际通行惯例。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此特别重视，若带一个苹果入境罚款都会相当高。
五、关于特种设备安全
特种设备包括电梯、气瓶、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是高压、高温、高风险设备，其质量安全事故往往造成重大人员伤亡。2011年北京发生地铁扶梯故障，导致1名乘客死亡，多人受伤，社会反响强烈。2014年，全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283起，死亡282人，受伤330人，万台设备死亡率为0.39，同比下降15.22%。目前，我国特种设备数量多、增长快，安全事故时有发生，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各类特种设备事故69起，死亡67人，受伤60人。
质量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呈现多发性甚至常态化，其危害性有以下特点：一是危害程度深。非传统安全的危害性不为人们所知晓、重视，它甚至会伤害一个国家、民族和政权的生存发展。二是关系人身安全。全球每年约有疟疾和登革热病例3亿起，近225万例死亡，目前全球因埃博拉疫情而丧生的人数突破1万人。三是表现形式多。我国口岸多，与众多国家接壤，人和动植物疫病疫情传播的渠道多，防不胜防。四是传播速度快。韩国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经香港过境，只用4个小时就从韩国进入了我国深圳。四是影响范围广。跨境人流、物流的便捷化，使一个地区的疫病疫情会波及众多国家甚至全球。五是经济损失大。非传统安全造成经济损失巨大，有的无法用数字衡量。因外来物种入侵，每年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2011年，新疆等地出现输入性脊髓灰质炎疫情，结束了我国维持了10年的无脊灰状态。我国花费了巨额投资，耗时一年，开展了5轮免疫，才恢复无脊灰状态。
对质量领域非传统安全的监管思路、路径，我们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第一，质量领域的安全监管体制有阶段性特点。我国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监管机构的设置，依法履职的要求，必须与基本国情相适应。第二，质量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增大。政府部门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注重维护安全方面的基本职能。拿消费品质量安全来说，美国有直接隶属于总统的消费品安全委员会，编制560多人，欧盟有健康和消费者保护总司。第三，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重视质量竞争力的培养和提升。新常态下，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新动力、新路径，潜力巨大。第四，质量安全监管是政府的法定职责。在未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应当有一个专门部门依法监管质量安全，体现质量元素。第五，质量基础设施是一个完整的技术链条，不能碎片化。这是一个基础性安全问题，此时不重视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地受制于人，永远让发达国家当制定规则的“裁判员”，我们则成为不断适应新规则的“运动员”。第六，质量既有市场属性，又有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我国的行政职能转变，应该考虑到三种属性的区分，兼顾各种职能，稳妥地推进机构改革。
（李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办公厅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