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伊斯兰的勃兴

思想起自环境。不同的地理环境，生态系统（“风土”）孕育出不同的思想，尤其是社会思想。思想既不可在真空中产生，也不可能离开环境而独立存在。自然地理/生态系统的差异，对居住在其中的人类生活与思维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在方法论上，地理决定论的古老说法早已丧失说服力，毕竟自然地理/生态环境并不能单独而绝对地决定人类的生活。但是，生态环境却对人类生活的可能性设定了基本的框架，人类只能在这个可能范围内，面对有限的选择，作出不同的决定，进而经营出不同的生活。选择权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生态环境与人类技术水准间的相互关系，而技术水准又由人类为适应特定生态环境激发出来。在最终分析上，自然地理/生态系统的特性决定社会生产力较快或较慢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又决定着整个社会制度，也就是决定社会环境的全部特性，并据由这些特性制约着个别人们的意图、情感、认识、观点，即整个心理与思维状态。因此自然地理/生态系统、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以及思维的演进这三者之间，存着一条无形却有力的纽带。

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体系，伊斯兰教于610年由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这个特殊的风土环境中创立，并渐次展开布教活动。在当时阿拉伯半岛特殊的环境中，这套建立在一神论基础上的超越性思想，开始展现出巨大的威力，影响着半岛诸民族的互动。在伊斯兰教创立12年后的622年，穆罕默德率领信众迁至麦地那，建立史上最初的“伊斯兰共同体”，思想与运动因而发展为新的政治/社会体系，并很快在半岛政治中扩张开来。

权力的扩张带来了新的矛盾，尤其新思想/体制与半岛旧思想/体制之间的矛盾。在632年穆罕默德过世后，伊斯兰世界进入哈里发时代，矛盾也很快被引爆，并因此推动着伊斯兰共同体在哈里发时代惊人的扩张与体制的膨胀。在正统哈里发时代（632—661年），伊斯兰共同体已扩张为涵盖西亚大部分区域的阿拉伯帝国。

伴随着伊斯兰共同体的快速扩张，思想（伊斯兰）因体制而茁壮，但思想与体制的矛盾也渐渐累积起来，最终演变成尖锐的思想分歧，暴露出原初伊斯兰思想的核心矛盾，这又带动着新思想的产生与新体制的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