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与诸神之争

伊斯兰思想的前提为一神论，而一神论诞生在亚洲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生态系统之中。

亚洲位于东半球的东北边，东、北、南三面分别濒临太平洋、北冰洋与印度洋，面积4400万平方公里，是欧亚大陆的核心组成部分（亚洲大陆面积为欧洲大陆的四倍半），面积在世界六大陆块中排名第一，约占全球陆地的三分之一强。在亚洲的东南端，马来半岛与大洋洲的澳洲大陆咫尺相望。再者，尽管在心理距离上，人们已经因教育而习惯地以为，亚洲与美洲因浩瀚的太平洋相隔而距离遥远，但在自然地理上，亚洲与北美洲的北端，各有一角突出在北冰洋与太平洋之间，由宽度仅有86公里的白令海峡将两大陆块连接起来。

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条件上，广袤的亚洲有着无与伦比的复杂性。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等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山脉纵横，其间坐落着稀有的大山岳地带西藏高原、辽阔的蒙古高原与哈萨克草原、整片西伯利亚的大森林地带——树海（Taiga），另有戈壁、塔克拉玛干等巨型沙漠横亘其中，又有黄河、长江、恒河等大河所塑造的肥沃原野。从生态条件的角度看来，亚洲大略可以区分为三大区域：湿润亚洲、半干燥亚洲，以及干燥亚洲。

来自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大量湿气，进入亚洲大陆块的东侧与南侧，带来丰沛的雨量，塑造着亚洲最湿润的生态区域。这个地带以中国、大陆部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为中心，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以及岛屿部东南亚，可以略称为“湿润亚洲”（Wet Asia）。

在亚洲大陆块北部，由于受到北冰洋湿气的影响，并受到来自东部的太平洋风吹拂，孕育成广袤的森林地带。而在最北方的周边，则因温度过低而形成冻土带；中国东北的北部与西伯利亚的大半部，是构成这个地带的核心，其特色是降雨量虽少，但并不显得干燥，比较上属于亚洲的亚湿润地带，称为“半干燥亚洲”（Semi-wet Asia）。

在亚洲大陆块中部地区，完全未能受到太平洋、北冰洋等外洋影响的地带，降雨量极低，沙漠与干燥性草原相连。这个亚洲最为干燥的地带，从东亚中国东北的西侧与大兴安岭附近，贯穿蒙古高原，连接西伯利亚一部分、中国新疆、中国西藏、中亚、伊朗、阿拉伯半岛等，以迄亚洲西端的小亚细亚（安纳托利亚）、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广袤区域。这个广域地带可以称为“干燥亚洲”（Dry Asia）。

异质的自然地理/生态系统制约着人类的生产方式。湿润亚洲（东亚与东南亚）可略分为大陆部与岛屿部。大陆部的生态环境适合人类从事农业耕作，农耕成为压倒性的生产方式，因而又被称为“稻米亚洲”。而在沿海岛屿部，除了农作之外，尚有海上活动——包括渔获与利用季风（贸易风）航行的商业交易。与此相对，干燥亚洲（中亚与西亚）因完全不受海洋气流的影响，广布着沙漠与草原，因而又称“沙漠亚洲”。住民的生活略分为两大类型：在大草原（steppe）或半沙漠地带，人类以移动（逐水草而居）方式蓄养牲畜，游牧成为主流的生产方式。而少数可以利用河水或汲引地下水的地区，则形成农耕的沙漠孤岛（绿洲）。游牧的移居生活与绿洲的农耕定性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在干燥亚洲北方的半湿润亚洲（北亚，相当于西伯利亚），是亚洲最寒冷的地带，雨量较湿润亚洲少而比干燥亚洲多，虽有海洋的湿气调节，但因纬度高，气候严寒，水气无法蒸发，形成广大的针叶树林——树海，因而又称“森林亚洲”。在树海的北面，面向北冰洋的区域则成为冻土带（tundra）。居住在树海地带的住民主要经营着狩猎生活，而其北方的冻土带住民则以渔猎生活为主，其中以爱斯基摩人最为著名。

不同的生产方式构成不同的文化形态，因此形成北亚游牧文化圈、东亚农耕文化圈、南亚农耕文化圈、西亚的绿洲文化圈及北亚树海地带的狩猎文化圈和东南亚岛屿部的海洋文化圈等六大文化区域。这些不同的文化圈（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有机组合）孕育着相互交易的基本条件，亦即海洋、岛屿、河川、山岳、沙漠、湖沼、土壤的差异，动植物的分布和生产性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类生活的有机联结，促成了人类团体之间的相互交易，并因此在历史上渐次形成了长距离交通网与异文化之间的互动。

网络（network）的本质是不同地区之人类社群持续性互动所构成之关系的总和，其中以经济交换关系为最根本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交换的原则并非单纯来自于生产剩余，而是具有某种程度之生产互补性的交换关系。远距区域之间，因生态条件的多样性与由此而生的生产性质之质、量、种类与时间等差异，是区域间相互交流关系成立的主因。在生态系差异条件的基础上，各区域间透过物品的交换、人员的移动、资讯与文化的交流，构成了错综而长期持续的互动关系。再者，长距离交通网络的构筑，也并非因经济考量而形成，除了自然地理环境与生态系的条件差异外，人类的移动和扩散（如战争与侵略所造成的大规模迁徙，或因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经济性移民等），以及文化的震源区域和扩散地带的相互关系，皆会影响到长距离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变化。换言之，长距离交通网络，由网络基层部分的自然地理/生态系诸条件、中层的人类移动，以及上层的认识/观念体系等三个基本要素堆叠而成。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连接广袤的各区域而成的复数交通网络，将不同区域的人们统合成更广面的人类/自然关系的总体，从而形成人类认识中的（广域的）“空间”，这个“空间”为人类所认识，即构成不同区域的人类对“空间”的不同定义。因此在15、16世纪西欧诸国展开所谓的“地理大发现”而创造出近代主流的地理观——世界作为一体（the world as a whole）等观念之前，不同区域的人类社群所抱持的观念，并非世界作为一体的单数观点，而是普遍存在着复数世界（worlds）或复数世界体系的观点（world-systems）。

在公元6年前后，整个欧亚非大陆早已出现复杂的长距离交通网络，略分为陆上网络与海上网络。陆上网络是最早被开发出来的交通网络，略分为著名的“丝路”与“草原之路”。丝路是最早被开发出来的交通网络，以中亚绿洲农耕定住民的骆驼商队为主力，往来于绿洲都市之间而结成；其核心都市是大型的绿洲都市撒马尔罕（Samarkand）。草原之路则是以游牧民为主力，沿着北亚—欧俄草原线进行沟通。至于海上交通，在公元元年前后，埃及商人首次发现印度洋季风（冬为东北季风，夏为西南风）之后，海上网络渐次被开发出来，并逐渐构成以印度洋为中心的复杂网络——“海上之路”。

而在亚洲西部，则连接着欧洲。亚洲与欧洲的区分，只是近代带有特殊政治意义的人为概念，并非依据自然地理/生态系统的显著差异来进行区划。在自然地理上，欧洲是欧亚大陆（Eurasia）向西端突出的小部分，可说是欧亚大陆在西端的小型半岛，其总面积约为1000万平方公里，略及亚洲的四分之一弱。整个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北亚大草原的延长，其间乌拉尔山脉最高峰约1800公尺，属于比较低的山系，并不构成像天山、喜马拉雅山等亚洲巨大山系那样的沟通障碍。在平原的南北两侧则各自挺立着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以及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险阻山岳地带。由于三面环海，整个欧洲深受海洋性气候调节，温暖而湿润，鲜有不毛之地，海岸线既长且多样，岛屿亦多，因而并无亚洲大陆那种大陆内陆地带与沿岸地带在自然地理/生态条件上的极端对立，以及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上所产生的明显对比。

欧洲地理的特性，使洲内各区域的相互沟通较亚洲各文化圈的沟通来得容易。不过比利牛斯、阿尔卑斯、喀尔巴阡等山脉的阻隔与山脉南北不同的水文，使欧陆一分为二，形成有明显差异的“平原世界”（河运文化圈）与“地中海世界”（海洋文化圈）。

平原世界的自然地理特色是河运发达。在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欧洲，地势平坦连延，一年四季水量丰沛的河川极多，构成极为发达的水运网，是19世纪中叶铁道革命之前，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最大交通网。著名的港口，如伦敦、科隆、不莱梅、汉堡、卢卑克等，都是倚靠河川的都市（河市）。至于海港的发达则是在16世纪之后。

相对的，注入地中海的河川，因阿尔卑斯、亚平宁等山脉向前延伸，直迫海岸，地势险峻，所以除了意大利北部的波河之外，其他河流的水量都不丰，夏季水量尤其低落。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的河川，除了波河与在马赛注入地中海的隆河之外，河运均不发达，溯航距离亦短。因此，在地中海世界除了北非埃及的尼罗河之外，沿着河川的内陆都市极不发达，而发达的港口清一色都是海港。

海洋文化使地中海岸诸地与北非邻近区域紧密相连。这一片海洋世界中，地中海岸、黑海岸、里海岸，以及从尼罗河谷到巴勒斯坦与叙利亚，是较为丰沃的原野，构成了农业生产的基础。灌溉的发达即治水的良窳，攸关农业剩余的确保与否，并因此直接关系着政权的兴衰。

与条件较为优越的海岸、河川流域、绿洲相对，在北非则存在着广大的沙漠与草原，并与西亚、中亚广袤的干燥地带连成一片。在生态上，农耕地带与沙漠/草原地带构成显著的对比，并形成两种不同的人类生活方式：定居农耕民与游牧民。在历史上，于沙漠和草原生活的游牧民，在与农耕民进行交易，并对农耕地带进行掠夺并入主而定居化之后，便会有新的游牧民继起，再循着同样的模式，这构成王朝兴衰的基调。

肥沃月湾与埃及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人类社会的维系与文化的开拓，必须以可保存之食物（谷物与肉畜）的生产为前提。拜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丰沛的水源之赐，俗称美索不达米亚（今日伊拉克）的两河流域，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出现组织性的农耕文化，并依据农业剩余而发展出规模较大的组织性政治单位。先是苏美尔人的登场，接着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现以留下《汉谟拉比法典》而著称的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450年左右，新兴的亚述帝国崛起，其势力在公元前7世纪达到高峰。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西方，拜尼罗河之赐，早在古希腊诸城邦兴起之前，古埃及即发展出先进的农耕文明，成为古代地中海世界最重要的谷物生产中心。尼罗河的赐予与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中继地优势，使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即已出现统合分散诸聚落而成的“古王国”（公元前2680—前2181年），其后历经“中王国”（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进入新王国时代（公元前1567—1085年）。

在肥沃月湾与埃及之间的叙利亚，因居于两大农耕地带相互沟通的辐辏地位，极早便获得人类的重视。远在古埃及立国之际，腓尼基人即已在叙利亚出现，并在沿海各地建立许多港市，至公元前2600年已利用海路与埃及建立起紧密关系，之后便经由自己本身的海洋生活、埃及的粮食供给，以及对东方贸易通路（叙利亚）的控制，渐次在地中海沿岸要地建立起许多殖民地，并因此成为最早开发伊比利亚半岛的人类。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东方横亘着伊朗高原，在其上游的古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的一支，他们因为此一亚欧通廊所展示的高度商业性而进入伊朗高原，依靠蓄养高原有蹄类肉畜以确保食物来源的方式，经营着游牧生活，并据此开发出战斗纲领完整的骑兵战法，在军事力量上凌驾农耕民族，进而兼并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公元前1350—前612年），并于公元前550年建立首次在政治上统一伊朗高原的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s，公元前550—前330年）。古波斯帝国是西亚史上最早出现的大帝国，在此之前出现的亚述帝国，领土仅止于美索不达米亚周边，而且在公元前7世纪兼并埃及后不久即告灭亡。但是古波斯帝国的领土，东至中亚一角，西至小亚细亚与埃及，形成版图数倍于亚述帝国的空前大帝国。

与西亚和埃及的组织性农耕文化及一统帝国式的政治生活相对，在地中海周边区域由于农耕条件不佳，人类沿着地中海岸港湾区域分居而生，构成了各种区域性聚落，海上贸易成为这些聚落赖以维生的重要基础，并且很早就产生了奴隶制度，以支撑从事贸易活动所需的劳动力。在奴隶制度的基础上，从事海洋贸易而繁荣起来，并呈现散居状的各个小集团，构成此一区域早期历史的特征。在古希腊，人们将这些小集团的居住地点称为城邦（polis）。诸邦之间的联结，与其说是面的连结，不如说是点与点之间的线性联结。这一点与平原欧洲明显有异，并因此构成古希腊人的宗教观：诸神并列，一如诸城邦并立。

古希腊诸城邦以商业城邦雅典和农耕城邦斯巴达为代表。商业的重心是海路贸易，在沟通路线上，可从东地中海航路出发，以埃及（其后为苏伊士运河）作为中继站，连接红海航路，再往前可与绿海（波斯湾）航路相连，从而经海路与印度半岛、东南亚及东亚相连。与海路相对，陆路一分为三：从濒临地中海的叙利亚出发，可以连接伊拉克的主轴线（欧亚通廊），进而连结欧亚大陆路上大动脉（丝路），或是从小亚细亚半岛出发，向东连接丝路。

此外，尚可从黑海北方的草原向东出发，经南俄大平原，沿着“草原之路”一路抵达东亚。在历史的发展上，这一条途经黑海北部的轴线，最早出现古希腊人的殖民地。公元前1500年左右崛起的古希腊城邦凭借着海洋生活的专长，通过海路而展开积极的殖民活动，分别向东与向南发展；除了东向前进至黑海北部之外，还逐渐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沿海地带（地中海的东北部）定居下来，并持续往外扩散，从而波及意大利半岛的南部。古希腊人的崛起，使地中海的周边世界一分为二，形成腓尼基与希腊南北两大势力圈分割的态势。此一对立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直到在伊朗崛起的古波斯帝国前进至小亚细亚，并在叙利亚压制腓尼基势力为止。

因此，东地中海沿岸是亚洲、欧洲与非洲三个大陆块海陆交通网络的交会点。这个区域特有的生态环境及其向东的整体沟通网络，构成了这个区域古代政治势力兴衰起落的基本原因。

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崛起后，为了控制东西交通而展开对外征服，凭借着骑兵部队的优势，不到50年的时间，即兼并了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印度河、（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等六大河流域的广大领土，并由大流士一世出兵压迫位于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公元前525年，古波斯帝国征服埃及，进而与古希腊诸城邦对峙。双方为了争夺对东地中海世界的控制权，自公元前492年起，爆发了长达40余年的希腊—波斯战争（一般称为“波希战争”，公元前492—前448年），波斯帝国在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败北后，胜负态势逐渐明朗化。

波希战争结束后，地中海霸权争夺战仍未停止。一方面随着波斯帝国因战败而在东地中海环海区域的势力消退，以迦太基殖民区域为代表的腓尼基势力得以强而有力地保存下来，而埃及也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下权力复兴，并在公元前455年重新建立独立政权。另一方面，战胜的雅典势力抬头，透过海洋经营的发达而建立起霸权，却因此破坏了希腊诸邦原有的权力平衡，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爆发。地中海世界的分立与希腊诸城邦的长年混战，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年）的崛起准备了条件，他在征服古希腊诸城邦之后，控制了东地中海环海区域，进而远征波斯，展开大征服（公元前334年—前324年），并于公元前330年击灭阿契美尼德王朝。亚历山大大帝远征波斯，其实并非出于单纯的征服欲，而是基于确保地中海世界安全，因此决定剪除东方威胁来源的战略考量。

快速扩张的亚历山大帝国，很快就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继承权争夺而导致分裂，在历经约略百年的多元分立后，罗马的权力开始崛起。希腊的势力偏重在地中海世界的东部，而崛起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在征服迦太基（公元前201年）后称霸西地中海；为了进一步掌控东地中海，罗马又先后征服希腊、叙利亚与埃及，从而在地中海世界建立起史上首次的政治统一。在此一基础上，罗马人对东方的贸易通商日趋发达，其中以红海贸易最具活力，因而刺激了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以及半岛中部的麦加与麦地那等沿岸诸绿洲的发展。

罗马帝国的崛起与凯撒的高卢战争（公元前58年—前51年），首度明白显露出欧洲存在着两个世界：西欧世界与地中海世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河川构成了最大的交通网，日后成为欧洲要城的如伦敦、科隆、不莱梅、汉堡等，当时都是沿着内陆河川的港市而非海港，其发达与内陆的农村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与此相对，在意大利的港市几乎全是在面向海洋的岩壁上发展出来而成为对外贸易的据点，和内陆农村并无直接连带关系。

罗马帝国将地中海世界诸民族皆纳入其统治之下，建构出史上著名的“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但“和平”的实态却是惊人的杀戮与暴政，对此，罗马史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55—115年）这样描述：“他们把强盗、屠杀与掠夺伪称为‘政府’；他们制造废墟，并称此为和平。”罗马帝国废墟式和平遭遇着犹太教徒与基督徒等一神论教徒的坚决抵抗，犹太教是起自沙漠地带的特殊宗教（世界观）。在沙漠中，人类最易感受到大自然巨大而全面的支配力量，使犹太人否定了既存的各种多神论；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神，神对人类毫无所需，神是全知全能，对人具有无限性的绝对支配，此一绝对支配反映在神对人的裁判权之上注3。

注3高谷好一：《新世界秩序求あて——21世纪ヘの生态史観》（东京：中央公论社，1999年），页198-199。

自然风土所形成的一神论，结合犹太人特殊的历史遭遇，即在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等帝国支配下生活于社会的最底层，构成了犹太人特殊的史观，认为神的意图（具化为神约）若经实现，犹太人将会获得解放而成为新世界（神国）的主人翁。这种历史预定（predestination）的见解，构成了一神论的最大特征：相信历史行进的目的已被设定，历史的进程将往该目的逼近；目的达成，谓之终末（或译为末世），当终末来临时，人类将会受到最后的审判。为了避免在最后审判时堕入地狱，人们在此世的生活应该遵循神的教诲，亦即神的启示而行。因此在一神论中，对传达神谕的先知（预言者）赋予极高的地位，先知所传达的神谕即“神的语言”，称为“启示”。换言之，若说古希腊产生出丰富的诸神形象，那么在犹太教的世界里，则独创出唯一真神与众先知的世界观。

在犹太教终末审判与一神论的基础上，基督教提出“救恩”（或救赎，salvation）的概念。救恩观的提出，构成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根本差异，其核心论理是：救恩来自耶稣基督。基督（Christ）一词原意即为“救恩者”。耶稣基督提出，人在尚未面临终末审判前，即可通过信神的道路，获得神的救恩。在一神论的论理下，唯一的神全知全能，只有他有权力与能力决定是否给予人们救恩。因此耶稣所允诺的救恩若要有效，在论理上耶稣本人必须是神（因而耶稣的复活即为关键），否则耶稣允诺的救恩便无意义。

一神论教徒的抵抗妨碍着罗马帝国的意识形态统一，并导致帝国当局长达数百年的严酷镇压。其后，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统治期间（311—337年），帝国政策作出大幅调整，将首都迁至新建的君士坦丁堡，并发布《米兰敕令》（313年），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正面运用基督教超越血缘与地缘的论理，为帝国当局的意识形态统一政策服务注4。这个支配政策的大转换，为其后基督教的罗马帝国国教化（394年）与东西罗马帝国的分裂（395年）铺设了道路。尽管西罗马帝国亡于476年，但帝国的权力与文化中心，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即已迁移至东地中海世界，并继续在该处延续了近1000年。

注4なだいなだ：《民族とぃぅ名の宗教——人まとある原理·排除する原理》（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页82-87。

在罗马帝国境内，基督教蓬勃发展，但不久即陷入论争。基督教所独创的救恩观及基督为神的主张，不仅使基督教遭到犹太教严厉非难，而且在基督教内部也引起重大争议。争议的起点在于耶稣的神性。耶稣必须是神，救赎方有效力。但在基督降世之前，已知有唯一真神耶和华，因而耶稣为神的主张有违背一神论基本立场之虞。为了解决此一论点上的盲点，三位一体说（Trinitas,trinity）登场，即主张道成肉身，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与圣灵三者同一。但是耶稣的肉身出自于玛利亚，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些历史事实仍鲜明地烙印在人们的脑海中，因而利比亚出身的亚历山大城大主教阿里乌斯（Arius, 256—336年，教会史称“亚流”）即主张：耶稣虽然是神，但并不是与万物的造物主同格的神。但阿里乌斯的理论若成立，将彻底动摇三位一体说，连带地动摇整个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因而引起了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德罗斯（Alexandros，328年殁）的反对。此一有关耶稣与神同类（homo i ousios）或同一（homoousios）的争议不仅攸关神学争论，更引起政治分裂，因而促使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306—337年在位）亲自担任议长，于325年在尼西亚（Nicea）召开宗教会议，裁决遵守三位一体说，判定阿里乌斯派为异端而予以排挤与放逐。

在三位一体说决议后，论证移至基督的性格本身。三位一体说确立了基督即耶和华的理论立场，但基督的肉身毕竟是玛利亚所生，因而基督教主流的正统派（Orthodoxy）抱持着基督同时具有神性与人性的见解，但未对两者的区别加以精确论述，也因此导致428年就任君士坦丁堡主教的聂斯托留（Nestorius）登场，他站在护卫三位一体论、警戒阿里乌斯派再起的立场，认为“神的母亲”（theotokos，“生神者”）一词不妥；因神之母的概念与神乃超越性的绝对存在概念相互矛盾，主张改以“人的母亲”（anthropotokos）或“基督的母亲”（Christokos）等新概念来取代“神的母亲”此一概念，因而强调耶稣的人性而轻视其神性，结果引起亚历山大教会主教区利罗（Cyril of Alexandria，375—444年）的反对；后者为了攻击聂斯托留的理论，全面否定耶稣的人性，只承认耶稣的神性，因而被称为单性论（Monophysitism）。神学理论上的论争联系上教会权位的角力，使聂斯托留派在431年的宗教会议中被斥为异端。

围绕着聂斯托留派主张的神学导论，对其后的中东产生极大影响。被斥为异端并遭受到排挤与迫害的聂斯托留派信徒逃往波斯，后在阿拉伯帝国成立后受到宽容与保护而大为发展，进而向东传播，在中亚区域与大唐帝国下一度颇为兴盛，称为景教。直到14世纪帖木儿帝国在中亚兴起，排挤聂斯托留派，才使该派影响力转弱，但残存的信徒仍旧努力地将信仰保留下来，迄今仍以亚述利亚（Assyrian）正教会及卡尔迪亚（Chaldean）教会的名称，存留在黎巴嫩与叙利亚。

当地中海世界的拜占庭帝国内部陷入宗教区隔线所造成的分裂与迫害时，这个帝国尚必须面对来自东方的竞争。亚历山大帝国崩溃混乱中崛起的安息王朝（公元前247—224年）灭亡后，新崛起的萨珊王朝（Sassanids，224—651年）迅速建立起西亚区域的霸权，与建都于拜占庭的东罗马帝国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此一长期对峙与冲突的焦点乃是争夺纳贡与赋税，包括治下诸民族的定期纳贡，以及东西交通孔道的控制权和由此而来的赋税。在拜占庭帝国和萨珊王朝的长期争霸中，整个区域的众多小邦纷纷被卷入，连接东地中海经小亚细亚与肥沃月弯以迄波斯的交通动脉，则由于遭到连年战乱的破坏，导致功能大为降低；也因此促成原本处于东西两大霸权边陲地带的阿拉伯半岛应运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