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世祥老弟
去年底（2013年）我在海宁参加浙江省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时，良好兄嘱我写一篇悼世祥的文章，我想，这是必须的。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是为了那难以忘却的友情和美好的记忆，也更是为了心中那永恒的怀念。每当想到世祥老弟英年早逝，心中总是感叹老天不公、老天忌英才也。老天为什么总是那么自私，早早将他收走，不让他在人间多待上一些日子呢？
之所以称世祥为“老弟”，是因为我乃江西人的缘故。我们江西人喜欢称人为“老俵”，以表示一种情感上的亲近和亲切。所谓“老”不是因为对方的年龄大，也不是一种尊称，或其他什么缘由，而重在表达一种人生的情谊。在江西，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也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大家相逢，一般都以“老俵”相称（视对方的情况，如性别、辈分、身份等而定不同的“老”的称呼），其亲切、有礼之情，足以令萍水相逢之人，乐于交谈、交往，乃至遇事也会伸手帮一把，尤其是包含其中的乡情、友情、亲情，更是让人平添几分“遇故知”、“遇知音”的亲切和欣慰，彼此之间能够获得迅速的认同，乃至深交下去，终身为友，情同手足。我比世祥老弟整整大十岁，与他相识近二十年，故一直都以“老弟”相称，这不仅是我们江西人的一种称呼习惯，也更是一种兄弟、朋友的情谊。
记得认识世祥老弟，是在一次鲁迅的学术研讨会上，也可以说我们是以“鲁迅”而相识结缘的。当时他北师大毕业后，到温州师范学院任教，教的是现当代文学这部分。他告诉我，鲁迅是他最喜欢，也是最崇拜的作家。由于我的学术研究大都集中在“五四”新文学发生这一块，对鲁迅研究给予的关注比较多，所以我们在会下的交谈中，聊的最多的就是鲁迅。当时他告诉我，他觉得鲁迅研究应有一个新的视角，不应在延续以往的意识形态化的路径。如同他后来所说的那样：“面对文学家鲁迅的亡灵，我们应该问心有愧，因为出了可以装满多少个火车皮的鲁迅研究论著，却没能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鲁迅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到底做出了哪些实质性的贡献？检讨鲁迅研究史，所有研究鲁迅的大学者、小学者都应该有沉重的失职感。”他还跟我说了他的想法，说是想从形式意义的角度来探讨鲁迅的文学独创性，并拿出事先打印好的研究提纲给我，非常客气地说请我批评指正。
我对鲁迅的研究，多集中在鲁迅的文化反省与选择上，说实在话，对如何从形式意义来探讨鲁迅文学创作和思想价值，并没有多大的认识和把握，也可以说是不懂。当时我只觉得他的这个选题很新颖，显示出年轻人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所以，我对他说，你大胆地去试一试吧，只是要注意一下文化语境的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变化，都与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有密切的相关，鲁迅自然也不例外。没有中西文化冲突、交汇的语境，也就没有鲁迅文学创作特定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及其意义。他对我说，他会注意这个问题。后来，他把从形式意义角度对鲁迅文学创作的研究，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了批准。当他把消息告诉我时，我向他表示祝贺，我说，在鲁迅研究界，一颗新星正在冉冉升起，他很谦虚，但他也笑了，看得出来，他对自己所选择的学术道路是充满自信的。
他后来正式出版的《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一书，主要从话语形式、叙述形式、修辞形式、形态风貌等层面，系统而深入地阐述了鲁迅小说在形式创造方面的独特性，其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文学（小说）创作的维度，把鲁迅还原为一个富有独创性的文学家（小说家），并从中发掘出作为20世纪中国最痛苦、最忧患，也是最矛盾、最复杂的灵魂，鲁迅从文学的角度开辟批判国民性、重铸民族魂灵的路径，就显示出其独创性和开拓性的意义。世祥老弟对鲁迅小说形式意义进行研究，在这个意义层面上，可以说，其学术价值也并不限于鲁迅研究本身，同时也对中国小说形式批评范式的建立，具有某种富有开拓性的启示意义。正如他后来所谈到的那样，他以为“这样的形式研究，能使鲁迅小说研究走出本体迷失，真正还原鲁迅作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地位，凸现出鲁迅小说在中国小说现代化进程中无可取代的作用”。他的专著出版后，还特意在后记里，向我表示感谢。我对他说，客气了，我对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一窍不通，根本谈不上什么帮助，如此客气，让我有些受宠若惊也。前年，我与北大的钱理群教授，也是世祥老弟在北大做访问学者时的指导老师，应印度中国研究所和尼赫鲁大学的邀请，去印度参加“印度鲁迅文化周暨‘鲁迅和他的文化遗产’国际学术研讨会”，钱理群教授也向我问及世祥老弟的事情，认为世祥的鲁迅小说形式研究，是开辟了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一个新视域，年轻人的学术闯劲值得赞赏。
香港回归前后，我在香港理工大学进修，并一度在驻港的中资公司工作。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暂时脱离了学术界，从事另一种与学术研究所不相同的工作，我与世祥老弟的联系也大大减少了。2001年，我回到新组建的浙江大学，此时世祥老弟已在浙江大学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得知我回来后，一天他特意来我家看我。几年不见，世祥老弟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了，他的研究重心也由以往的鲁迅研究，转向20世纪中国审美主义思想和汉语语境中的现代性研究方面。记得那天是一个初夏的晴空万里的日子，他到我家坐了一上午，也是从鲁迅谈起，谈到整个20世纪的文化发展境况。我们谈得很兴奋，也很投机，虽然我们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不同，甚至对于某些问题的学术见解也不同，但还是有许多的交集，有许多的共识。他说，他要为中国现代美学史和中国现代文艺学史的既有研究模式的突破，提供一个有参照性的独特视角。听了他的话，我再次感到蕴聚在心中的那种学术闯劲，仍然不减当年，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我并不为他的学术研究转向感到惋惜，相反，而是为了他的学术研究开辟新的领域而感到欣慰，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应有的使命所在。因为我总觉得，经历过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者，不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受当年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熏陶，胸中总是充满着理想主义激情的，血是热的，心更是热的，大家并不是为了什么功名利禄，而是为了心中的那份真挚、那份执着、那份理想，大家都有着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既继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者胸襟，也具有像鲁迅那样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济世情怀。世祥老弟毕业后，又回到学校，职务虽然不断晋升，但并未改学者的本色，仍然具有知识分子的这种性格和精神特点，还是那样的朴实、率真和洒脱。
世祥老弟担任学校领导后，更忙了，加上我们学术研究的领域不同，在一起碰面的日子并不多。先是多Email里通通信，后来手机普及了，多是电话或短信的联系交流。有一次在绍兴参加鲁迅国际学术会议，晚饭时，我和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千野拓政教授夫妇一桌，见世祥老弟也走过来，便招呼他一起就坐，大家一起喝绍兴黄酒。席间，见他喝黄酒甚少，便劝他多喝一些，他告诉我说，他不胜黄酒酒力，平时多是喝啤酒，且啤酒的酒量甚大。于是，我征得千野夫妇的同意，又改喝啤酒。我的酒量一向还可以，但喝啤酒的量则不大，故不是世祥老弟的对手。千野先生喝啤酒则是好手，与世祥老弟一起喝，很高兴，大家在饭桌上边喝边聊，海阔天空，聊了许多，但三句不离本行，聊的最多的还是鲁迅，尤其是鲁迅在东亚地区的文化意义。
我认识千野先生已有多年，是老朋友了。他对鲁迅颇有研究，且是多从全球化语境中的东亚文化视角来研究鲁迅的思想。我们颇投缘，世祥老弟也很兴奋，大家一起聊了许多。千野先生说，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什么样的东西，特别是它跟文学、跟鲁迅有什么关系，值得东亚的学者一起去探讨。说到现代小说的形成，千野先生以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例说，鲁迅就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开阔了视野，获得了现代小说创作的艺术创新，全球化语境的各式各样的叙事模式，都对他有所启示，有所借鉴，才使他的小说创作能够以虚拟的方式促使读者感到强烈的“真实感”，以及作品里的世界跟自己沟通的感觉。对于这一点来说，它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作品。世祥老弟听了，觉得很有新意，与千野先生聊了许多，特别是他对鲁迅小说形式意义的研究，许多见解都获得千野先生的赞同。这次与世祥老弟一起吃饭，是最长的一次，其他桌都散了，唯独我们这一桌是最晚散的，因为酒喝得比较多，聊得也比较晚，晚饭后，我们各自回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会议结束，大家告别后便各奔东西，但彼此一起喝酒交谈的情景，都永远地留在各自心中，挥之不去，难以忘怀。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祸福之旦夕。后来与世祥老弟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去年（2013年）大约是3月份的时候，我从一位朋友处得知世祥老弟患胰腺癌，顿时心头一震，一股不祥之兆笼罩在眼前。他患的是乔布斯的病，人称是癌中之王，当时就想美国的医学那么发达，都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故心中想此事应是凶多吉少。不过，即便是这样，我还是抱一线希望，因为事情都不是那么绝对，人间总是会有奇迹发生，谁说奇迹不会降临在世祥老弟身上呢？
也许生病不愿让人过多地打搅，世祥老弟生病期间，我们并没有什么联系，我只是托朋友带去我的问候和祝福，衷心地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施展他的才华，享受美好的人生。然而，奇迹最终还是没有发生，世祥老弟还是走了。接到噩耗，我心中无比悲伤，真是天不遂人愿也，世祥老弟还那么年轻，那么风华正茂，为何老天不长眼，非要收他而走呢？
如今，世祥老弟已驾鹤西去，怀念之情将永远地存留在心间。此刻，我也不想多说些什么，因为任何的文字都难以表述这种怀念之情，借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少年游》中的一句，来表达撰写此文的心情吧：
十年青鸟音尘断，往事不胜思。
一钩残照，半帘飞絮，总是恼人时。
愿世祥老弟安息！
2014年早春于西子湖畔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