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锚大航海时代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是古欧洲辉煌文化的缩影，也是西方文明的源头。然而，从公元6、7世纪开始，这一古文明的余晖逐渐在欧洲大陆消失，西方进入长达500多年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神学和教会占绝对统治地位，思想受到禁锢，社会非常封闭。

公元1275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威尼斯人，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帕米尔高原，到达元朝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东方游历近20年后，马可·波罗于1295年回到意大利，写下《马可·波罗游记》（见图1-1）。这本书在欧洲广泛流传，书中记述“遍地黄金，香料盈野”的景象，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与财富的向往。

图1-1 《马可·波罗游记》

公元1406年，欧洲人发现了距他们1200年之久的一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著作——《地理学指南》（见图1-2）。书中论述了地球的形状、大小、经纬度测定及地图投影方法，还附有27幅世界地图和26幅区域图，引发了欧洲人对周围世界的极大兴趣。

图1-2 《地理学指南》

这两本书传播的前后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时期。这一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旗帜被高高举起，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充分肯定，各类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不断涌现和广泛传播。这个欧洲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人们挑战自然的勇气和信心，帮助欧洲人从中世纪对上帝的绝对崇拜中解脱出来，走出蒙昧，打开视野，激发了探索外部世界的渴望，也开启了一个影响人类文明和世界秩序的重要时期——大航海时代。这是人类文明特别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世界秩序逐步确立和形成的关键阶段。近代西方的崛起，实际上就是始于大航海时代。

15世纪到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家发起了一系列航海和探险活动，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等欧洲的航海家们劈波斩浪，驾驶着航船，向未知的海域进发，向新世界的陆地开拓。亚当·斯密说：“发现美洲和经好望角至印度群岛的航道，是人类历史上所记载的最伟大、最重要的事件。”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和贸易交流大量增加，殖民主义与自由贸易主义开始“抬头”。欧洲抓住机会快速发展，奠定了日后繁荣的基础。自此，欧洲开始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主导者。

如果说新思想、新观念的输入激发了欧洲人的探险精神，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基础，那么新科技的传播和应用则为开辟大航海时代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首先是造船技术有了新突破。14世纪前，欧洲的造船技术落后，船只一般为单桅，适合在内海和沿岸航行，不适合进行远洋航行。15世纪欧洲设计出适合远航的新型帆船——卡拉维尔船；16世纪造出有7层甲板、载人2000、载重2000吨以上的卡拉克船。其次，航海技术有了新发展。我国发明的指南针，经阿拉伯人之手于14世纪传入欧洲，被普遍应用于航海事业。星盘、四分仪等这些工具也被大胆地尝试使用。海图技术发展迅速，大范围、小比例、有经纬网、应用了投影原理的世界地图，可以更加精确地引导海上航行。同时，武器技术也对航海探险起到推动作用。15世纪初，欧洲的军舰开始装备大炮；16世纪左右，青铜或铸铁的前装炮代替了组合的锻铁炮，对付只有石器、铜器的非洲和美洲土著人已经绰绰有余了。

新航路开辟和地理大发现，导致地缘政治的格局、财富流动秩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航海初期，率先崛起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都在伊比利亚半岛，国土面积狭小，主要的出路是向海上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激发出了他们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长期被异族统治，饱受入侵之苦，当中世纪的城邦还在一片混战时，这两个国家已经率先建立了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新型国家形式的动员能力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可以组织更大的资源、提供更多的装备投入到远航探险上。比如，地理发现第一人的亨利王子本身就是葡萄牙王室成员，哥伦布、麦哲伦的航海事业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大力支持。王室与航海家签订协议，富有冒险精神的探险家得到王室的资助去寻找新大陆，一旦发现并占领某个岛屿或土地便宣布为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之后国王册封探险家为殖民地的总督，授予其征税的权利。如此一来，王室领土不断扩大，探险家也获得了社会地位与财富。

同时，造船技术的快速提升使他们较早拥有了远航能力。而在远洋的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积累对当时各项科学技术也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远航能力。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和殖民掠夺建立的势力遍布了全球的殖民帝国，葡萄牙人控制了由东南进入印度洋的航道，西班牙人则控制了通往西印度群岛和新大陆的航道。由于汇聚了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和新大陆的财富，这两个国家在16世纪上半叶达到鼎盛，成为最初崛起的大国。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两个国家通过开辟新航路，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拓展了地理上的新空间；同时也推动了决定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要素转换，即从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向货币化的资本要素转变。但是，由于这两个国家的贵族势力不愿看到新兴工商业力量的发展，赶走了那些外来的工商业者，而他们自身并不去投资本国工业，只是不断购买国外昂贵的商品，于是工业萎缩、货币贬值，财富又像水一样流走了，除了奢侈的社会风气，没有留下像样的产业，老百姓甚至也没有获得像样的衣、食、住、行。这两个依靠掠夺迅速崛起、却在战争中挥霍财富而没有发展工商业的帝国很快盛极而衰。历史学家亨利·卡门曾经写道：“一个不发达国家居然还没变富就‘衰落’了，这实在令人费解。”

地处西北欧、面积只相当于两个半北京的小国荷兰，在海潮出没的湿地和湖泊上，以捕捞鲱鱼起家从事转口贸易。然而，通过一系列的技术创新、金融创新、制度创新，荷兰经济迅猛发展。

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7世纪，是第一个可以自组佣兵、发行货币的公司，也是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1669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私人公司，拥有超过150艘商船、40艘战舰、5万名员工与1万名佣兵的军队，股息高达40%。

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1609年诞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股票交易所。到17世纪中叶，阿姆斯特丹已成为欧洲的股票交易中心，被誉为“17世纪的华尔街”。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一方面，取消了金属币兑换义务，改为发行银行券，给国际贸易提供了极大的安全和便利；另一方面，凭借其各种贸易货币储备，极大地推动了荷兰贵金属贸易的扩张。1640年后，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贵金属贸易中心。

作为技术扩散的受益者，荷兰得到了葡萄牙花费近20年才了解到的有关从西欧绕道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海知识。并于1596年派出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由此拉开了参与亚洲垄断贸易的序幕。另外，尼德兰南部、法国和葡萄牙等地的移民也为荷兰带来了纺织、印刷、出版和蔗糖加工等技术。比如，移民中熟练技术工人的到来，加强了莱顿的纺织业实力，并且很快超过了英格兰，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地位。

荷兰在造船和水利两个方面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荷兰拥有世界一流的造船技术，发明了“槽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外表丑陋的大船，是荷兰控制世界海洋运输的主要工具。荷兰造船厂高度机械化，几乎一天就能生产一艘船。16、17世纪，荷兰的造船业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欧其他国家。到1670年，荷兰商船队的运载量为德国、英国和法国三国总量的1.3倍。先进的造船业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海上商业民族，为荷兰发展世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荷兰水利工程技术发达，如风车被用来推动水泵，从而控制运河中的水流量。由于这些技术方面的进步，荷兰人将地理劣势变成了优势，成为亚麻、大麻、蛇麻草、花卉和水果等经济作物的最主要生产国之一。

近代史上，荷兰国内较为宽松、自由的制度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分的激励。中世纪以来，在尼德兰地区就已形成一种地方议会制度，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另外，民众传统的权利得到认可和加强，维护私有产权转让和保护的法律也得到保留。荷兰人通过创新和诚信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创造了“小国大业”的神话，成为17世纪海上贸易第一强国，获得了“海上马车夫”的美誉。

大航海以前，世界上各民族、各个国家处于封闭发展状态，大航海时代打破了以往的世界割裂状态。随着海上航线的开辟、新殖民地和市场的开拓，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帝国开始出现，人类从分散发展向整体发展转变，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秩序正在拉开帷幕。这一秩序的形成过程中，科学技术特别是航海、造船技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主要还是依靠军事力量和经济贸易实力。只有到了科技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和创新才在世界秩序的舞台上拥有了更大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