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秩序重构:未来30年世界与中国大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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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

新航路开辟后,西方世界的远洋活动开始频繁起来,逐渐打破了各大洲之间相对孤立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世界各地区间的经济和文化往来,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相互影响、紧密联系的整体。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尚未确立,自然经济依旧占据统治地位,生产规模小,社会分工也不发达,整体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下。对外经济联系也不广泛,国际间的商品交换还只是局部的现象,真正意义上的紧密联系的世界经济还没有形成。

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这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端,人类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随着机器生产的增多,原有的动力如畜力、水力和风力等已经无法满足需要。1785年,瓦特制成的改良型蒸汽机投入使用,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动力,大大推动了机器的普及和发展。大机器工业代替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手工工场,英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1870年,英国工业占世界的比重达到31.8%,美国为23.3%,德国为13.2%,法国为10%。在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支撑下,英国先后打败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强国,征服了远隔重洋的加拿大、印度等国家,在全世界建立了庞大的殖民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形成以英国为核心的商业贸易圈,成为“日不落帝国”。

“第一次工业革命”之所以发生在英国,是有深刻政治前提、社会经济前提和科学技术前提的。首先,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和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那个时代最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产业技术创新和自由市场制度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和理论指导。其次,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需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英国制度创新当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早在1215年,英国就颁布了《大宪章》,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对私有财产及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1624年就明确规定把专利权授予最早的发明者,专利权的对象是新创工业领域中的最新发明,专利年限在14年以内。

“第一次工业革命”不仅是一次技术变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人类第一次看到在“土地”之外,“资本”和“劳动力”就是最主要的力量。比之农业和手工业,机器工业的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与此同时,随着轮船、火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以及通信设备的相继出现,长途运输变得更加方便,从而为加强各国的经济联系提供了可能条件。工业资产阶级比起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商人资产阶级有了更强的进取精神、扩张欲望。为了扩大产品的销路和寻求有利的资源供应,工业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用炮舰和廉价商品冲破了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在世界其他地区大肆扩张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到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中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先落后封闭的经济结构被打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国际分工体系很快转化为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是“加工厂”,而亚非拉广大地区的落后国家成了它们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

“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将世界各国经济开始联系在一起,但当时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仍以商品交换为主,资本输出还不占重要地位,其经济联系还未直接深入到生产过程和金融领域。

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世纪70年代,一场以“电”和石油的发现和应用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欧洲大陆悄然兴起。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自激式的直流发电机,1885年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内燃机。1882年,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纽约建立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把输电线连接成网络。内燃机和电动机代替了蒸汽机,电力、石油、化工、汽车、飞机等一系列新兴工业出现并迅速发展,重工业取代轻工业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前,资本主义社会还处于一个所谓的“自由竞争”的发展阶段。但到19世纪70年代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新成果被迅速应用于工业生产,大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使大量的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产生了垄断,以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为组织形式的垄断企业在工业体系中开始形成和出现。德国1875年有8个卡特尔,1887年有70个,1890年已达130个,1896年有250个,1900年达300个。1893年成立的莱因—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把该地区煤开采量的87%集中到自己手里。

在这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德国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这极大推动了德国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发展,并在“一战”前夕超越英、法等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威廉·伦琴、马克斯·普朗克等一批科学巨匠,而且在技术领域也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应用性创新成果。同时,德国在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环节上动作十分迅速。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得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强烈冲击着一切旧的经济关系。国际分工向广度和深度拓展,从而加强和扩大了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这一时期的世界贸易获得巨大发展,1870—1900年世界贸易总额增加了约1.6倍。世界贸易不仅在数量上发生了明显增长,而且还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继英国之后,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迅猛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扩大了本国工业产品的出口,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19世纪50—60年代,卷入世界市场的大多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它们共同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英国。英国消费它们的原料,同时供给它们必需的工业品。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一批新工业国家的兴起,英国的贸易垄断地位被打破,世界贸易形成了多中心的格局。1900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英国19%,美国12%,德国13%,法国9%。此外,这一时期原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世界贸易额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趋势。从1870年至1913年,这两类商品的贸易额都增加了两倍多。这就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和初级产品生产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都加强了。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世界各国和各地区在经济上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场新的科技和产业浪潮——“第三次工业革命”席卷了北美、西欧和日本,进而影响了全世界。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尼阿克”诞生。它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埃克特与物理学家莫希里领导的一个研制小组完成。这部机器使用了18800个真空管,长50英尺,宽30英尺,占地1500平方英尺,重达30吨。尽管当年的“埃尼阿克”的功能还不如现在的一些高级袖珍计算器,但它的诞生为人类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

1954年6月27日,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电力站——苏联原子能电力站开始发电,这是人类历史上—个重大的日子。它标志着人类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的一个划时代胜利。1957年10月4日,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卫星1号”被送到了外层空间。这是人类第一次冲破重力束缚,自由自在地探测宇宙空间。苏联的这一巨大成就当即在西方世界引发了一场“卫星地震”。

1973年,美国科学家科恩等人利用大肠杆菌进行了第一次DNA重组实验。这个实验的成功标志着基因工程的诞生,意味着人类进入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这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美国兴起,绝非偶然现象。经过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二战”后初期,美国经济在全世界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它虽然只拥有全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却占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产量的2 / 3。1953—1973年间世界上500项尖端新产品中,美国占234项,而英国仅占45项,日本只占26项。特别是“二战”期间,美国引进了成千上万的国外科技人才。据统计,“二战”中仅德国和奥地利就有近2000名科学家移居美国。他们中有被称为相对论之父的德国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弗兰克·贝蒂,意大利著名核物理学费米等。

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处的个人科技时代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立身产业的科技时代不同,“第三次工业革命”研究与发展经费的主要承担者和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要组织者,已不再是个人发明家和业余科学家,企业、研究所和高等院校,尤其是政府成为科研的主导力量。例如,美国政府“二战”后高度重视科技,相继发布《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小企业创新发展法》《国内合作研究法》《为有意义地促进杰出技术、教育与科学创造机会法案》等,同时,建立科技管理机构,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注重人才引进,加速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迅速转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工业革命。与前两次工业革命相比,有以下的特点: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速度加快。如蒸汽机从发明到应用经历了84年,电动机为65年。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大多在10年内就投入应用,如原子能的利用从开发到应用只用了6年时间,晶体管为4年。二是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之间相互联系加强,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学科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联系、渗透的程度越来越深,科学研究朝着综合性方向发展。三是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但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而且对经济、政治、国防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引发了世界经济结构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第二产业在经济活动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且高、精、尖技术大量涌现,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蓬勃兴起。特别是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猛,不仅使大量信息技术产品陆续问世,而且信息技术的应用范围几乎遍及所有经济部门和领域。既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工业、生物技术工程产业、新材料产业、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还渗透到传统的工业部门,使传统产业得到改造,获得新的生命力。

在就业结构上,第三产业的劳动者迅速增加,“知识型”劳动者迅速增加,“非知识型”劳动者逐步减少。

在国际分工方面,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工逐步发展为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分工。产业各部门的分工逐渐发展到各产业内部的分工,进而发展到以产品专业化为基础的分工。特别是跨国公司凭借其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已经成为世界先进技术和绝大多数前沿技术的创新者,通过跨越国界的投资、生产、交换、分配,促进了全球技术的转移和扩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助推器。

在国际贸易方面,贸易自由化席卷全球并持续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世界贸易的增长速度不仅超过了战前水平,而且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工业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还受到发达国家日益强化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沉重打击。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采取的非关税壁垒措施达900余种,而受害最大的就是发展中国家。这不仅因为发展中国家有2/3的出口产品输往发达国家,更因为后者对前者采取歧视待遇。

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方面,由于“二战”后国际金融领域出现混乱局面,欧美各国普遍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制度,改变国际金融领域的动荡局面。不过,“二战”使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战争使英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美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机遇迅速崛起,工业制成品占世界制成品的50%,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3以上,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4%。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无可争辩的领导宝座。1944年7月1日,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了有44个国家参加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即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迫使与会国家通过了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决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些文件统称《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经过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世界主要国家逐渐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于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性,原来的“坚船利炮政策”开始瓦解,而转向对“科技创新的追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推动经济发展从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阶段转向创新驱动,纷纷通过研究和利用现代科技成果挤进世界大国的行列,并希望以此来参与甚至主导世界秩序。可以说,各国围绕科技创新的竞争取代了原来的军事竞争和贸易竞争,给世界秩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