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城市文本的解构：《凯里帮真史》个案研究
在城市文本的“主体”与“结构”上，新历史主义将主体与历史结合，在处理“本文中心论”和“历史决定论”时，关注“本文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本文性”，将“历史与叙述”置于城市文本创作之中。新历史主义强调城市文学、政治、权力三者的关系，城市文本不仅是意识形态产物，而且塑造了意识形态。新历史主义还原真实历史语境对城市文本的阐释，用“权力话语”结构重新建构城市文本，使城市文本进行自我塑造与被塑造、自我阐释与被权力话语所阐释。进入历史和文学“本文”，就是在主导意识形态中同化自我意识，“本文”失去了应有的理论自觉，对压制“本文”的权力话语进行拆解，摒弃“本文”中含有主观经验的思想和主题的存在依据，揭示“本文”背后被压制的权力结构。在全新“本文”意义上解读“城市历史”和“意识形态”，是从对当代文化艺术进行批评的政治视角出发的。“历史”与“本文”之间的关系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下表现为：历史是延伸的城市文本，而城市文本是压缩的历史。这两者之间构成了生活的隐喻。历史的视域视“本文”为不断“解释与被解释”的螺旋体，时而连续，但又时而断裂的反思空间。
彼得·凯里在进行小说创作时，始终认为：城市文本不能一味消极地反映历史事实，而是应该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甚至是以对复杂文本世界的解释为突破口，重新审视政治话语、权力操纵与等级秩序。因此，彼得·凯里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并非刻意地将历史忠实重构，而是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去阐释澳大利亚的城市化进程。
19世纪中叶的澳大利亚，无论是从林还是城市，到处都充斥着贫穷与苦难，小说的男主人公内德·凯里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凯里帮真史》将澳大利亚特有的奇丽的色彩与悲壮的情感赋予了澳大利亚的一位人尽皆知的绿林好汉—内德·凯里。小说以书信体的形式，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草莽天地：作者用新历史主义的画笔将所谓的“盗匪”勾勒为正义的化身与自由精神的象征，描述了他们如何与那些貌似君子的国家机器们周旋，又如何为那些受尽欺压的澳大利亚平民谋取幸福。彼得·凯里的《凯里帮真史》曾获2001年英国图书布克奖，书中的主人公内德·凯里被誉为“澳大利亚的罗宾汉”与“澳大利亚的梁山好汉”，在澳大利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构筑城市文本前的“实”
小说的主人公内德·凯里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澳大利亚。凯里是爱尔兰移民，父亲因为触犯了不列颠法律而被放逐至澳大利亚，其生活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凯里15岁时就已经是一个勇敢机智、善良厚道的“小领导者”了。为了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好一点，凯里每天打两份工：白天在牧场干农活，晚上去俱乐部打拳。凯里最爱自己的母亲与弟妹：10岁那年为了让全家有肉吃，他偷杀了别人家的牛；父亲去世后，年仅12岁的凯里辍学回家帮母亲经营农场；为了家里能有金子储备，他违心地跟着大盗哈里·鲍威尔，有时为了家里能吃上一顿饱饭，甚至去偷。凯里本来有机会偷渡美国，但是为了营救母亲他甘愿留下，甚至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遗愿也是使其母恢复自由。这种对亲人的挚爱的描述使凯里有别于在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草莽英雄。
另外，尽管凯里本分地生活，但是他希望靠双手赚钱的梦想还是破灭了：当地一名警察企图侮辱凯里的妹妹，凯里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打伤了那个警察。此后，凯里被迫开始了逃亡的生活。为了保护自己及受压迫的同胞，凯里和自己的弟弟以及两个好友组织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凯里帮”，随着文本描述“有目的地、有组织地反抗警察和政府”，小说切入了文本对城市化进程的阐释。然而，组织微弱的力量无法与国家机器抗衡，终于有一天，警察把凯里的家人投入了监狱，凯里的母亲判处三年监禁。为了营救家人，为了帮助苦难的穷人，凯里勇敢地战斗着，但最终凯里被他所信赖的校长出卖。在葛林罗旺旅馆，凯里帮与警察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枪战，从夜晚一直持续到黎明，最后，弹药用尽，凯里被砍倒活捉，凯里帮的其他三人都在战斗中死去。凯里被关进了监狱，6个月后，年仅26岁的凯里在墨尔本被绞死。
凯里在就义前唯一的遗言是：“这就是生活！”凯里的这句话是对生命终结的坦然面对，也是他对自己充满苦难而又充满传奇的一生的总结。这是展现英雄豪壮及其走向末路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不仅是颂词，而且是荡气回肠的挽歌”
；包含了激昂的热血和沸腾的怒火，也蕴含着儿子对母亲的挚爱、父亲对永不会见面的女儿所饱含的深情。
凯里的妻子玛丽为了保护他们唯一的女儿孤身逃往美国旧金山。凯里在丛林里，当听到女儿诞生的消息时，尽管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但是凯里和“凯里帮”伙伴们欢歌起舞并举行盛大的仪式来庆祝，以此向世人证明，流放犯也能干出惊天动地的大事；更表明，他们并非生来就有污点，彻底颠覆了所谓的“原罪”的思想。凯里永远见不到自己唯一的女儿，这是他唯一能为女儿做的事情。“情与义”荡漾在凯里的心中，是“真史”的呈现。真实的历史是：凯里是一位孝顺的儿子、一位深爱妻子的丈夫、一位疼惜女儿的父亲、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值得永远并肩战斗的伙伴，而绝非在所谓的历史文献中读到的另一个凯里。
2．话语权的争夺：构筑城市文本后的“虚”
小说整体采用拼接、戏仿、反讽三种文学方法进行叙事，具有强烈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特征。首先，小说的结构别出心裁。小说的开头以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由丛林描述进入城市文本阐释，以简要的语言叙述了主人公凯里被俘时的情景：出卖凯里的托马斯·柯诺把污渍斑斑、折了角的十三本手稿藏在一个铁盒子里送到了墨尔本（文本的城市化阐释开始），这十三本手稿就构筑起了作品的十三个章节。“这些手稿均为内德·凯里亲笔书写，字体颇为特殊。”接下来，小说每一章的开端都是介绍一本手稿。读者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个“似乎真实而又并非真实的”凯里“真史”中。虽然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对凯里的描述局限于事实的束缚，但小说的后半部分对凯里的描述则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叙事自由发挥，在尽情享受语言文字描述所带来的快感中渐渐偏离了历史事实。作者虽然以凯里为小说叙事者，用第一人称叙事，以凯里的自我辩护书为故事的主线，但在小说中穿插了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传奇人物，使得真实的凯里变成了一位“实”与“虚”兼备的“他者”。没有虚构的“他者凯里”的存在，“真实凯里”的主体对自身的认识就不可能清晰。虚构的“他者凯里”是主体建构自我形象的要素，赋予“真实凯里”的主体意义与生命力。虚构的“他者凯里”存在的目的在于强迫（或者说帮助）主体选择一种特殊的世界观，以此来确定主体的位置。“我们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我们作为另一个人所凝视的目标的存在”（萨特，1982），即：对于自我的感觉，取决于他者对自我的关注。
作者在重构文本时，吸收大量城市历史的真实，例如，凯里辩护书中对其在16岁时如何被诬陷为盗马贼的叙事，借用凯里的原话，如凯里书信末尾对富人的忠告等等。另外，这部小说始终是作者想象的产物。作者把凯里书信的书写对象由新闻媒体改成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即凯里未曾谋面的女儿，在其中建构（或者说虚构）了对凯里对母亲持有的俄狄浦斯恋母情节，展示了凯里对亲人的爱和忠诚。拉康的“镜像理论”将主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前镜像时期、镜像时期与俄狄浦斯时期。在“前镜像时期”中，主体对自我的形成处于无意识状态，自我存在于他者的视角之中；在“镜像时期”中，主体与自我开始认同，主体承认自我，于是自我意识开始形成，主体开始进入萌芽期；从“俄狄浦斯时期”开始，主体意识开始成型。但是，主体意识的形成过程又是一个不断分裂自我、不断异化自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主体与他者对立存在，他者的存在使主体无法对自我意识有清晰的认知。
作者在小说开端时就声明所有的文献内容皆来自“墨尔本公共图书馆收藏的历史资料。没有日期，没有签名，均为手书”，以此表明小说的真实性与城市性。在小说的内容创作中，作者始终遵循着主人公凯里留下的书信内容，在作者本人看来这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它饱含激情地阐释了凯里“自我”的生活经历，为自身的名誉辩护着，因此明显地具备了现代主义的文本特征，“小说从头至尾都有一种原创的声音：虽然凯里没有受过教育却很聪明、有趣，愤怒，夹杂着一种爱尔兰人的谩骂……这个故事令我心动的就在于凯里的语言。”小说的叙事语言故意仿照了凯里的自我辩护书，凯里语言风格极具澳大利亚当地绿林好汉语言的粗糙感：
I lost my own father at 12 yr. of age and know what it is to be raised on lies and silences my dear daughter you are presently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a word I write but this history is for you and will contain no single lie may I burn in Hell if I speak false…（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 Peter Carey,2001）
凯里的语言真实地再现了原汁原味的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澳大利亚平民的语言风格，大量语句缺少标点符号，读来真实可信，正如美国民族文学之父马克·吐温的美国土语风格（the Vernacular Language）一样，作者“赋予穷人充分的发言权”，使小说叙事者（Narrator）的叙述更加可信，以“虚”盖“实”，使小说具备了后现代主义城市文本特征：真实的生活与小说虚构的“真实”相融合。就在真实与虚构的更迭之中产生了新历史主义视角。125年（截止至2001年该小说获奖时）以来随着描述凯里帮的各种文学版本接踵而来，凯里这个人物变得越来越神秘，所谓的“真史”也变得越来越难以探究。小说《凯里帮真史》中的“真史”一词极具的反讽意味，然而这只是历史事实，没有任何虚构成分。但历史充满了大量的“点缀空间”，到处都是可以阐释的“空白空间”。所有的历史叙事都包含虚构的成分，历史学家所处理的不完全是事实，而作家所处理的也不完全是想象与虚构的事件。“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创作文本需要历史，因为历史对文本具有现实意义。《凯里帮真史》推动生活在现代的读者对历史的反思。小说的开端就写道：警官奥尼尔告诉凯里，孩子从小就必须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但是当奥尼尔讲述凯里父亲的历史时，却歪曲了事实。再者，小说还写到，凯里的妻子玛丽在报纸上读到凯里被描述为杀人狂徒，甚至有人称其为“杀人恶魔”，他残忍杀害了一名警官，还割掉其耳朵，命令同伙向尸体开枪等等，但凯里亲口告诉妻子玛丽的情况则大相径庭。于是，玛丽建议凯里把事实真相写下来，以备日后向大众澄清事实，凯里以书信的形式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真史”，于是就诞生了“凯里帮真史”: “我不想再给政府写信，我也不再想公开这段历史了。可是我知道，如果不再给你写信，我就会永远失去你，你就会被一个无底的洞吞没，永远消失。”
3．新历史主义的视域：城市文本中“虚”与“实”的更迭
历史话语权长期被政治强权者所主宰，历史记录的是强权者的声音。像凯里一样的历史人物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这样的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是没有话语权的。直到1948年凯里的辩护书才正式发表。在辩护书中，凯里从新历史主义视野出发，强调平民的平凡生活事实，“眼下作为一个澳大利亚人的条件是具有这样的观念，即我们都是在对各种事情的谎言和否认中长大的。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完全被自己所发现的事实真相所困扰”。作者在小说中把处于历史话语弱势地位的凯里推向了历史话语权的中心地位。凯里对“真史”的阐述无疑是对权威“正史”，即大英帝国正史和澳大利亚统治阶级正史的挑战，甚至是“修正”。小说描述的殖民时期的澳大利亚并非历史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笔下的“劳动者的天堂”，而是充满了不公平与非正义。随着服役期和流放期的结束，由罪犯与看守之间的斗争转移到穷人和富人之间、普通农民和牧场主之间。英帝国殖民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即警察，强制执行不公正的，甚至令人愤慨的法律条款，凯里的“真史”记录着“整个殖民地将看到，这个社会没有公平可言。这个国家就是由狱吏看守着的一座大监狱，和过去相比，它并没有更多的公平与自由。人们对于这个社会‘不公正’的恐惧已经深入到骨髓里了……我认识到，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故事如实地讲给澳大利亚人听，他们就会相信你”。大英帝国在澳大利亚的强权统治造就了凯里一样的反抗者，也造就了人民的团结。凯里的行为代表了澳大利亚社会底层穷苦人民的反抗，代表了普通人对自由与正义的向往，而那些欺压百姓的话语霸权者才是真正的罪犯。“过去的没有毁灭，甚至还没有过去”，作者借助凯里的“真史”来还原历史，唤起澳大利亚平民的民族意识，重新构筑真正的历史，将历史的话语权交还平民之手。
新历史主义出现前的文本在对“虚构地”与“真实地”展现历史进行区分时，其做法是将“虚构”视为想象力的表述，而视历史为事实的阐释。在新历史主义的维度下，读者掌握文本的“真史”通常通过两种方法：将事实与想象对立；观察事实与想象的相似性。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新历史主义的视角对凯里重新阐释：采用历史叙事方法，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相似性，将重大历史意义赋予已发生的事件。对凯里的阐释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品质，即崇尚自由、珍视伙伴情谊、对权威的挑战。凯里就成为是真正的反殖民、反压迫的“民族英雄”：凯里并未因他所处的逆境而使其人性变得暴虐，反而用其高尚的人格与智慧激励了一个特殊的民族。在对凯里的阐释中，小说始终围绕着后殖民主义历史观，即重新审视被殖民者歪曲的历史与文化。由于受到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澳大利亚文化打下了“属民或臣属”的深深烙印。打破受压制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对大英帝国文本进行解构或重新建构，以此来探究澳大利亚民族的文化身份。
《凯里帮真史》展现出新历史主义视角下城市文本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是一种历史意识的批评“症候”。对主人公凯里的阐释展示了“人”到底是什么：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人就是城市文本合力的终极产品。《凯里帮真史》作为反对帝国权威话语权的城市文本，对原有的殖民文化具有颠覆性与反抗性的作用，是对殖民统治主导意识形态的公然反抗。通过对哈克·贝恩的阐释来看美国文化与其民族身份构建，那么也可以通过对凯里的阐释来看澳大利亚文化与其民族身份构建。如果城市文本中的历史具有现代性，那么历史文本就一定具有倾向性。新历史主义的维度便是在建构城市历史“真史”的基础上突出现实的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