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代际公平：苏瓦港城市空间正义个案研究

武烜 赵文通 侯磊

新城市主义是一种再造城市社区活力的设计理论和社会思潮，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兴起于美国，又被称为“新传统主义”。新城市主义的基本理念是从传统的城市规划设计思想中发掘灵感，并与现代生活的各种要素相结合，重构一个被人们所钟爱的、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气息的紧凑性邻里社区来取代缺乏吸引力的郊区模式。新城市主义倡导许多独特的设计理念，其中最突出的反映在对人居空间的组织和建构上。邻里空间、分区空间与走廊空间成为新城市主义的基本组织元素。他们所构筑的未来人居空间的理想模式是：紧凑的、功能混合的、适宜步行的邻里；位置和特征适宜的分区；能将自然环境与人造社区结合成一个可持续的整体的功能化和艺术化的走廊。20世纪30年代由Clarence Perry提出的“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理论，被新城市主义予以发扬光大，并重新归纳了作为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即：有形的而不是建筑留下的剩余场地，公共空间和公共建筑的安排应予以优先考虑。相对于邻里，分区曾被视作是功能专门化的地区，建立在高度由专业化必将带来高效率的观念基础之上。但随着信息革命和环境技术的发展，严格的功能分区思想已不再是唯一区分模式，分区也允许多种功能活动来支持，分区的结构则是按照与邻里的结构相类似的方式组织；有清晰的边界和尺度，有具有明显特征的公共空间，有互相联系的环路服务行人，并通过公交系统与更大的区域发生联系。

苏瓦港（Suva）是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共和国的首都，位于维提岛的东南沿海，临苏瓦湾，面积约20平方公里。1849年建立苏瓦港，1952年斐济共和国在苏瓦港正式设市。苏瓦港的居民中56%的人口为印度裔，其祖先皆于1879至1916年间在斐济定居，当时是作为英国的甘蔗种植合同工来到苏瓦港。苏瓦港的其他居民主要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也有少量波利尼西亚人种，其中法国、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三国侨民约占15%，华侨与华人约200人。由于该市市区土地大部分由珊瑚礁与石灰石构成，部分地区不适于建筑与居住，人口相对比较集中于市郊地带，于是就形成了独特的“郊区城市化”现象。

1．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文化表征与苏瓦港模式

从欧洲古希腊文化开始，城市（或城邦）就成为人类活动的核心。柏拉图在《高尔吉亚篇》中将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物质表征”（柏拉图，1986）。从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化发展角度来看，城市文化的表征始于对城市基础设施、居民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城市文化又包含了对于城市空间利用的规范和管制，最合理地利用土地和制定居民居住分布的文化决策就成为城市文化发展的结果。在苏瓦港的城市规划中，其基本要素是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奠定苏瓦港城市形象定位的重要环节，而苏瓦港的城市形象是由该城市的城市物质实体得以展示的。苏瓦港的城市规划是对该城市的城市物质实体的空间布局，因此，城市文化成为苏瓦港城市规划的基本要素，决定了其城市的整体格局和设施分布。

1.1 城市空间代际公平是城市文化的根本表征

“空间代际公平”理论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依照可延续性模式，佩基于1988年最先提出。“空间代际公平”强调今天与将来的社会成员，尤其是城市居民要建立良性循环整体来共同享有地球的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共同享受宜居的生态环境。如何在目前与未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之间合理地进行资源与环境的公平配置？是目前城市文化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与未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在三方面的权利均等，即：公平使用自然资源、资源满足个人需求与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代际公平”强调“托管”理念，即人类每一代人都是后代人类的受托人，在后代人的委托之下，目前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并将它完好地交给未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

苏瓦港的城市规划体现了“空间代际公平”原理强调的三项原则：首先，保存选择原则。苏瓦港的城市规划为未来居民保存多样性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避免未来居民的生存权利受限，平等享有目前苏瓦港相似的可供选择的多样性资源。其次，保存质量原则。苏瓦港的城市文化提倡“城市居民都有义务保护城市本身的‘质量’，在将城市交到下一代手中时，没有破坏或用尽城市‘质量’”。第三，保存接触与使用原则。城市代际间的居民有权平行接触与使用上一代城市居民遗留下的遗产，并且为未来城市居民保存接触权与使用权，即：目前城市居民有权受益于上一代城市居民留下的城市居民遗产，同时未来城市居民也能受益于上一代城市居民遗留下来的各类城市文化遗产。

城市环境形态包含着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城市环境形态揭示着无数关于“最佳”空间利用的决策，“最佳空间利用”是指城市居民对历史上所作的关于生活质量的个人和集体的价值和判断，并对现在和将来城市生活中的环境政策进行判断。19世纪的苏瓦港，由于其城市感知发生的变革造就了新的城市文化出现：它首先挑战南太平洋地区传统的乡村和小城镇形态，并最终替代了原有的城市文化形态。新的文化感知缘于对城市环境形态与城市居民的身体、精神以及道德、健康之间关系的一种新的态度。因此，在19世纪的60年代到80年代，即现代城市规划起源和快速发展阶段，城市文化的发展遇到了大量的城市环境形态问题，新的技术必须出现来解决这些问题。苏瓦港在这一阶段进行了典型的城市革新，如新的交通设施、街道布局、公共场所、健康医疗机构、土地利用分区、休闲娱乐设施等的规划和建设，均反映了不断增长的城市作为整体城市环境形态意识，即一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和特征取决于城市作为物质和道德载体，其自身的质量和特征。

由此可见，城市环境形态是城市文化根本的表征。苏瓦港作为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载体的城市，其整体环境形态的规划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城市及其居民身份的特征，这些特征就构成了苏瓦港的城市文化特征。从苏瓦港城市规划个案分析的角度看，城市环境形态的建设不应仅停留在城市物质空间与城市实体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上，而是要认识到城市及其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环境形态进行规划的重要性，规划城市环境形态的目的是为城市居民提供良性循环与代际公平的城市环境，这样的城市环境形态是由城市实体环境，城市精神环境和城市制度环境组成，这三者正是城市文化构成层面的直观反映。如何将城市环境形态实体化就取决于如何将城市及其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环境对其空间利用进行最佳决策，并对城市文化进行表征。

1.2 代际公平的城市公共空间：城市文化表征的载体

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面向全体城市居民开放、使用并进行各种城市文化活动的空间，是城市环境形态的核心。从苏瓦港的城市发展历史沿革看，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首先受到该城市经济发展的推动，而苏瓦港的城市文化模式则主导了其最终的城市空间形式。城市公共空间作为组织人们进行生活、工作、交往、娱乐等各类活动的实体环境，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历史风貌和地域特征。

在苏瓦港，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被比喻为“城市的起居室”，展示了该城市的城市文化和城市风貌。“特色鲜明、特质出新的城市公共空间总能唤起城市居民某种情感的共鸣，走进它时因熟悉的情感触发就会产生对城市归属感和认同感”（Susan S. Fainstein,2011），这就是城市文化的内涵所在。位于苏瓦港城市公共空间内的“库哈斯建筑”不仅展现了建筑师库哈斯在设计单体建筑时所拥有的文化理念，而且由于具有某项公共职能，像艺术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具有了其他城市的城市建筑所不具备的能够展示苏瓦港城市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功能。

从苏瓦港城市规划的角度讲，其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文化集中表征的重要载体。苏瓦港充分利用并结合其城市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达到最佳的空间利用效果，反映和代表了苏瓦港城市真正的文化发展。

2．城市空间正义与苏瓦港模式

2.1 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由物质性城市空间、社会性城市空间与精神性城市空间构成。苏瓦港的城市空间也是按照这三度空间进行划分的。“当代城市空间是资本生产的产物，空间的逻辑从属于资本的逻辑，城市空间超越了单纯的、物理性的、自然的含义”（列斐伏尔，1996）。“如今的城市空间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城市空间的研究虽然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及其在空间中的固化的研究”（列斐伏尔，1996）。城市空间是一种被用来使用的产品，或用来进行消费，而且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自身在城市空间中的投射与固化，这也产生了空间本身，城市空间不但是行为的领域，而且是行为的基础。城市是人们进行空间生产的产物，在现代城市化发展条件下，城市发展具有资本属性。融现代文明载体与置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于一身的城市，苏瓦港成为资本集中与循环的空间聚结点，“资本、权力等多种要素都参与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创造”（恩格斯，1884）。

2.2 苏瓦港模式避免城市空间非正义

城市空间是客观的，是一种科学对象，因而是中性的，被视为“无辜的”, “非政治的”，但就其本质来说，城市空间是政治性的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强烈地表现出政治经济的痕迹。空间的占有与划割就是政治经济地位的体现，继而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的内容很容易被视为中立性的，非利益性的，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纯粹形式的、理性抽象的缩影。空间已经被占用了，但这个过程是政治的，所以它脱离不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城市空间已经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城市空间的生产和任何类型的商品生产并无不同。

2.2.1 避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危机

苏瓦港在20世纪60年代采取了“调整商业区发展规模，开发市郊生活区”的城市发展理念。进入21世纪后，苏瓦港城市空间发展，包括绿色覆盖率、降低能耗与生态办公始终处于低碳发展模式。绿色城市空间水平提高了62%。在城市扩张和内部空间重组的双重作用下，苏瓦港市郊化现象日益突出。合理的城市管理与开阔城市空间组合避免了城市无序扩张、绿地流失等问题，减少了城市空间内部差异与市郊差异。

苏瓦港与南太平洋地区其他城市发展呈共性趋势：①城市空间稳定；②城市空间密度均衡；③城市空间进程中的水平扩展（Horizontal advance）与垂直扩展（vertical advance）并存；④城市环境形态良性发展；⑤历史风貌和传统肌理与城市化和谐。这些共性化因素共同构筑起苏瓦港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今天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与低碳城市形态。

2.2.2 避免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失配”

“空间失配”，又被称为“空间不匹配”，由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凯恩于1968首次提出。“空间失配”原指在美国，黑人居住区域比白人居住区域相比，黑人就业率低，寻找工作的难度大、工资低、要花费比白人更多的通勤时间，从而造成失业率的增高。“空间失配”存在的前提是：①工作机会从黑人居住区域（市中心区）转移到了市郊地带（白人居住区）; ②住房和贷款市场上的种族歧视阻止了黑人向工作增长区域的移动；③对黑人消费者的歧视，不完整的工作机会信息，黑人区域和工作增长区域的公共交通限制和其他可能的因素限制了黑人通勤和在富裕区工作的机会。而在苏瓦港，避免“空间失配”有了新一层的解读：苏瓦港降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降低了高速膨胀的市区商业空间、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减少工业区的扩张，消除了“空间非正义”现象。

2.2.3 避免了城市特色消亡的危机

伴随城市化进程出现的便是现代建筑对传统建筑的入侵，但是在苏瓦港，城市地标性的历史性建筑保存完好，与现代建筑和谐并存，形成了传统与现代的统一。苏瓦港在其城市规划中避免了“盲目规划造成的城市特色消失的危机”。城市化进程中，亚洲国家的某些城市正面临着严重的城市特色消亡的危机，具体表现为：①盲目增长，即：不切实际地提高城市定位，盲目建国际化大都市；②盲目进行城区改造，具体变现为搞城市形象工程；③交通体系规划混乱，砍伐人行道的树木与拓宽行车道。

3．苏瓦港城市空间代际公平的城市范式

美国学者Kain（凯恩）最早提出（凯恩，1965）城市规划“范式”这一概念。宏观的“范式”指某一科学“共同体”所公认的研究对象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及其可仿效的科学范例与模式。而城市“范式”指代随着历史进程的演变，由于受到各种世界观、方法论的影响，人类城市化进程出现了对于城市的不同价值取向、不同城市形态与不同功能特征的城市模式。城市范式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城市范式的作用不单单是使任何事情不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手段，它超越了单纯的、物理性的、自然的含义，已经沦为被社会生产力操纵的产物。城市空间范式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对城市空间范式的研究虽然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及其在空间中的固化的研究”（列斐伏尔，1996），但显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也就是始于社会实践所型塑的空间节奏”（列斐伏尔，1996）。

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生态危机使苏瓦港在其城市规划中考虑三个问题：①工业文明与生态破坏之间的关系；②现代与自然如何形成和谐发展；③如何构建“绿色城市”。在苏瓦港的城市规划中，并非单纯追求自然环境的美化，而是将代际公平的城市环境形态置于城市规划的积极生态地位。另外，苏瓦港排斥“将本城市的舒适建立在把一部分污染转移到不发达国家的城市中”的做法。苏瓦港提出以新的思维方式建立新“城市范式”。在北京广泛开展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与苏瓦港发展趋势相吻合，融合了科学发展理念的新范式，即所谓的“低碳城市范式”。城市化是世界文明的凝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和谐状态。苏瓦港的城市环境形态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和谐发展的结合体，是自然、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生态平衡城市，凝聚着城市居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凝聚力与归属感。

城市空间是一种被用来使用的产品，或用来进行消费，而且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自身在空间中的投射与固化，产生了城市空间本身，社会空间不但是行为的领域，而且是行为的基础。城市空间范式具有社会属性，流淌着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脉络，同时包含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关系，城市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其所生产。城市空间范式是一个模型，承载着商品生产性的使用价值，这是因为社会必然处于一个既定的专属的生产模式中，它的特殊性质架构出了空间，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也赋予了空间社会实践性。因此，在此传承之中必然有着历史的溯源，社会的特性叠加在空间之中。城市居民从根本上来说是城市空间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城市居民被包裹在其周围复杂城市空间的重叠和渗透之中。生活在这一范式中的城市居民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城市居民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其周围的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集体性、社会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和场所。苏瓦港的城市空间“范式”便是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典范。

4．苏瓦港的城市空间生产

4.1 “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

在苏瓦港的城市空间生产中，政府意识到“概念与潜在问题”共同作用的情形下，创造生产低碳的规划性空间。这意味着私有财产与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从城市空间的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在生产力大幅上升的城市空间中，城市空间事物的生产变成了城市空间的生产。城市空间生产模式的转变，预设了城市空间的拥有与集体管理，被利害相关的各方不断干预，即使他们有着多重的利益。这种城市规划克服了城市的工作空间与城市的商品空间之间的分隔与脱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空间在其现实性上表现为空间的无限扩张，这种扩张的动力在于经济利益的无限扩大的内在的驱动，因此是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内在驱动。”苏瓦港城市空间所产生的城市化建设、环境与组织机构将苏瓦港的城市空间塑造为社会的“第二自然”。在哲学中，城市居民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一自然”，把经过人类改造的自然称为“第二自然”：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统称为自然客体。自然客体是指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包括天然存在的自然物和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形成的人化自然物。前者称之为第一自然，后者称之为第二自然。第二自然不可能脱离第一自然，它要以第一自然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最大的不同则在于：第二自然不是其自动延伸的产物，人化自然是城市居民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城市居民进行生产的对象世界。第一自然是物质自然，是城市居民认识与改造的对象。

全球化导致世界城市持续不断地进行城市空间生产的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的过程。资本积累无休止的空间实践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的发展框架，只有将城市空间生产放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对其充分解读。城市空间的重新征服与整合，已成为世界城市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

4.2 走出城市热岛效应

就广义而言，任何城市的城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运动而成为大型工商业城市的城区，其高密度建筑群与建筑高度通常会滋生一种城市中心特有的现象，即“城市热岛效应”。为了解决“城市热岛效应”，苏瓦港在其城区中心位置的规划中设置了开放空间，如通风长廊、大片城市绿地等，用以调节气温，降低碳排放，减少热岛效应。同时，在城市规划中，苏瓦港将横贯该区的自然水系、滨水绿地与市中心规划相结合，使区中心景观环境呈良性态势发展，增强了该区的宜居性。苏瓦港在进行城市空间生产中，设置了城市通风廊道和大片城市绿地等开放空间，起到调节小气候和减少热岛效应的作用。苏瓦港利用贯穿该市的自然水系、大片的滨水绿地河开放空间，造就了良好的城市中心区景观环境质量。河流贯穿城市中心区，河流两岸结合度假中心与音乐厅等文化设施，开辟了沿河的绿带。植物园、公园等大型绿地和城市开放空间又将中心区包围和分割。从苏瓦港的城市空间生产可以看出，城市与“第一自然”环境有机结合，保护了“第一自然”原有面貌，成为具有空旷、自然和低层建筑密布的特色城市，形成“第一自然环保城市”的城市化人文景观。

4.3 城市空间生产与建筑原料选择

在苏瓦港的城市建筑中，充分考虑到水系、森林、绿地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保护山脉自然面貌的基础上，以低矮山地为中心规划生活区，同时，在生活区与商业区之间保持方便的交通。苏瓦港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其规划则充分的利用了这一有利的自然条件，在海岸线沿岸的规划中突出了现代与自然和谐交融：绿地与具有文化建气息的建筑并存，建筑层数的逐渐增高与其距海岸距离成正比，每排建筑均有舒适的海港视线，从海面眺望城市可见到逐层叠起的建筑景观。民居住宅采用了中空玻璃：中空玻璃不仅可以抵挡热浪与寒潮，更可以隔绝噪音、降低能耗，这与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建筑极为相似，可见，澳洲城市的建筑特色也被借鉴到南太平洋地区的苏瓦港模式中。住宅墙面采用了纤维石膏板：纤维石膏板是具有暖性的建筑材料，具有较小的热收缩值，保温隔热性能极佳，具有透气功能，能够调节室内空气湿度。苏瓦港的民居以小户型为主，既能节约建筑材料、节能节电、节省建造成本与使用成本，且其碳排放量较小。

4.4 城市空间生产的文化属性

“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是城市化的基本表象之一”（爱德华·索贾，2010）。苏瓦港人口密度低，劳动分工简单，单位时间内创造出的文化产业较高。“社会控制的城市空间生产包括教室、法院、火车站、市场、医院、街道、教会与私人住宅。社会控制的空间生产一直延伸到地理政治空间、行政管理以及出现在公共建筑的修筑地点与土地分配中诞生的物质空间。”（爱德华·赛义德，1983）。物质城市文化与非物质城市文化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成就。苏瓦港城市空间生产包括：①绿色覆盖率层面；②垃圾管理层面与空气层面；③古建筑及其风格的保护。“绿色”城市文化的自然属性体现在：“与自然和谐”是城市空间生产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共存。

城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了苏瓦港有机的城市文化系统。苏瓦港的城市环境形态体现了“人化自然”（广义文化概念）的理念。城市文化系统是人类之间交流与沟通的媒介，展现着明确的与不明确的符号：旗帜、草地、彩窗、屋顶、螺旋梯、门廊、栏杆等等，“这些符号告诉我们其所有权、社会地位、所属的团体、隐性功能、货物与服务、举止，还有许多其他的有趣或有用的信息。居民用符号性的物质特征来与其他人沟通的有效程度”（列斐伏尔，1996）。这些环境标志系统几乎是整个社会的产物，不熟悉当地文化的外来者常常是无法对其进行辨识的。但任何观察者都能通过分析它们的内容、准确性及所带信息的强度来了解城市的文化符号。

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代际公平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系统，既具有城市环境形态的物质实体表现，如建筑物、城市景观、艺术及艺术品等，又具有精神表现，如思想意识与行为规范，这些无形的精神文化同样成就了一个城市独特的形象和风格，它由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所承载，最终又会以某种物质形态表现出来。在城市空间的生产中，要关注城市空间的代际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城市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构建和谐的实践载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通过科学公正的评价体系真正引导低碳城市空间正义的构建，实现现代与自然的和谐。苏瓦港的城市规划以“代际公平”原理为立足点，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可持续性城市发展模式，构筑起了城市空间正义模式。苏瓦港在新城市主义视角下的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挑战和政策创新是南太平洋岛国城市空间正义的缩影。苏瓦港的城市空间代际公平研究对北京市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与应对全球化进程颇具借鉴意义。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