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相互融合的影响因素

2.4.1 基础设施建设

城镇化的进程没有基础设施的支撑将步履蹒跚，特别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徐莹（2005）以贵州城镇化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为研究对象，分析得出加大城镇基础设施的投入，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和质量对于拉动城镇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张克进（2013）对河南省信息化与城镇融合发展进行分析，发现基础设施规划与城乡建设规划及规划实施不同步，会制约当地信息化跨越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吴福象、沈浩平（2013）对长三角城市群16个核心城市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如果发挥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蒂伯特选择”机制的用脚投票功能，将有助于地域分工和专业分工的合理进行，有助于促进人才和产业区际互动，推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宋艳萍（2014）认为基础设施如果仅仅依靠营利性运营商投入，则信息化建设无法与城镇化匹配发展。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周宏仁副主任强调城镇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尤其在城镇化初期，需要提前规划好道路、管网、给水工程、污水工程等，将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纳入城镇基础设施总体规划中，优化光纤、通信、基站布置等，实现网络到户。陈永光（2014）认为信息化基础设施规划没有完善、没有进入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则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必定存在缺陷。陈子真、欧国立（2014）基于区域比较视角，采用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对东、中、西区域公路基础设施对我国城镇化的长期和短期影响进行分析，得出不同地区影响城镇化的等级公路不同，并呈现由东向西逐渐下降趋势。低等级公路在任何区域都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不同时期影响城镇化的等级公路也会不相同。东部地区高等级公路短期内对城镇化的效应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则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低等级公路对区域城镇化的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且低等级公路短期内对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下降趋势。余凯航（2016）对东西部多个城市的交通设施进行研究，发现东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化进程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如果忽略这种效应，就会过高估计交通基础设施对城镇化的影响。

2.4.2 管理体制和机制

机制体制的创新能推动信息化和城镇化发展（冯奎，2012）。徐付生（2013）指出管理机制体制不完善会阻碍城镇化进程；反之，也会影响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协调机制和体制的建立和健全。张占斌（2013）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重点应该解决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城镇化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配套制度的改革突破，将会有力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张占仓、孟繁华等（2014）综合河南发展高层论坛会议，提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需要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加快城乡体制机制一体化。如建立统筹规划建设协调机制、动态耕地占补平衡机制、城镇投融资体制机制等。王永苏（2014）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建立并健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新机制体制。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通过市场竞争优化配置资源。

2.4.3 信息化人才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这个“人”既包括信息人才和城镇规划人才，也包括为城镇建设贡献价值的劳动者。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和推进，需要以信息人才为基础。邱杭楷（2011）指出目前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信息化人才，尤其是高水平复合型网络信息人才缺少。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对信息人才培养力度不够。徐付生（2013）研究发现，信息人才多集中于中大型城市，城乡的信息服务人员缺乏实际解决问题能力，培训力度不够，很难为农民提供优质的信息化服务。史书铄（2014）认为，高级信息技术人才和复合型人才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高，信息产业不具备竞争力，会对“两化”融合形成障碍。

通过对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关系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术界对于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的关系问题多趋向于理论研究，而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较少，且不够系统和深入，或者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进行探究的不多。此外，关于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甚是缺乏，也没有建立科学的数量模型来验证两者之间的关系。鉴于此，本文运用系统论、耗散论及社会互动论对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互动关系进行逻辑解释，搭建本文的理论研究框架，通过建立回归模型，采集并整理数据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以探求推进“两化”融合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