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小邹容含恨归天刘耀瑸赋诗悼念
话说邹容于1903年初剪了游学监督姚文甫的辫子，只好被迫离开日本，返回上海，寄居于爱国学社，与章太炎联合写作。5月，邹容所写《革命军》一书问世。该书问世后，不仅章太炎为该书作序，章士钊为该书题签，并立即在《苏报》上发表外，章太炎还继续在《苏报》上发表文章，对该书进行广泛介绍，称该书为“义师先生”，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章士钊主笔的《苏报》把该书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鼓吹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不朽之作。章太炎、章士钊在当时的文坛上是颇负盛名之人，既然是他们二人能为该书作序、题签，并大加赞赏，有识之士安不以先读为快呢？
《苏报》在刊登章太炎有关介绍《革命军》内容的同时，还刊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大量反清爱国的文章。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尖锐地驳斥了康有为鼓吹的“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谬论。康有为一心想依靠光绪皇帝载恬实行君主立宪式的改良。章太炎反驳说：“那样一个五谷不分的载恬小丑，连自己的性命都操作在西太后手里，还要想相信他能立宪救国，那就像相信他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一样荒谬。”章太炎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来证明，要实行民主的立宪，只有经过“流血”的革命。他说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章太炎宣传革命的论著，使当时的许多人受到教育，促使他们抛弃改良幻想，拥护革命的主张。
《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字字句句如投枪、似匕首刺入了清朝廷统治者的心脏，他们一个个咬牙切齿，恨入骨髓。于是在清政府的精心谋划下，一场勾结帝国主义镇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而罗织的文字狱政治案件便于1903年6月30日发生了。
1903年6月29日，上海报纸上就有“爱国学社召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学说”，“端方钦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饬查禁密拿”的报道。端方是湖广总督，魏光焘是两江总督，说是“钦奉廷寄外交部呈递魏光焘电”，说明事情是由上而发的。次日（6月30日），“由沪道商美总领事会同各领事签押工部局即允协拿。”于是英租界巡捕在清廷授意下逮捕了章太炎。
这里先放下章太炎被捕之事，再说一下邹容的事。邹容生性就异于常人，他在少年时就敢于“指天骂地，非汤武薄周礼”，鄙视功名。他虽然曾经跟四川名儒吕翼文学习经史，因言辞过于激烈，不久即被辞退。戊戌政变后，邹容非常钦佩谭嗣同的学问、思想和人格，特别崇敬他那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气概。邹容曾作诗歌颂谭嗣同，并寄托自勉之意“赫赫谭君故，湘湘士气衰。惟翼后来者，继起志勿灰。”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自费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邹容为留日学生爱国革命运动中最激烈和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首先受到清初反清志士民族思想的强烈影响，同时西方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也给了他以初步熏陶。因此，尽管邹容当时还不到二十岁，但是他的思想水平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已达到很高的层次。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后），邹容因剪去了清廷留学生游学监督姚文甫的发辫而被迫回到上海，寄住在泥城桥福源里的爱国学社里。爱国学社是蔡元培和章太炎自己开办的学校。这是一所富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和时代气息的新型学校，师生们大胆议论时政，声名远扬。
在这所学校里，邹容与章太炎成为至交。他们二人曾在日本见过面，但交往不深。此次上海重逢，交往日密。邹容当时还不到20岁，比章太炎小16岁，成为忘年交。邹容把章太炎当作自己的革命导师，遇到疑难问题即加以请教，虚心向章太炎学习。而章太炎也非常欣赏邹容的才华和志向，二人结为兄弟，时常在一起畅谈反清的革命道理。这样邹容在章太炎的影响之下，其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革命理论。大约在光绪二十九年的三月间，邹容写成了他在东京时就开始创作的宣传革命的小册子《革命军》。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几乎同时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大地，二文双璧辉映，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正如章太炎在为《革命军》所作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两篇文章风格各异，功效不同。章文词意高古，很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在上层文化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而邹文则词意浅显，文辞激烈，在下层民众社会中更加脍炙人口，当然也就更加易于启蒙、发动普通百姓从事反清斗争。
1903年邹容与章太炎分别写出轰动全国的《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苏报》连续发表《读<革命军>》、《序<革命军>》、《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大骂皇帝和清政府，高呼革命为神圣“宝物”，要求建立资产阶级“中华共和国”，推荐《革命军》为国民必读的第一教科书，同时报道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为此，清政府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的罪名，串通上海英国租界当局逮捕了章太炎。
邹容闻听章太炎被捕的消息痛心疾首，他怎肯置身事外而让自己的老兄独自承担清廷诬加给章太炎的罪名呢？7月1日，邹容愤然到英国租界投案自首。英国租界当局正在为捉拿不到邹容而犯愁，见其前来投案自首，自然是大喜过望，于是顺势把邹容予以逮捕收监。
清政府并不以逮捕章太炎、邹容为满足，还认为《苏报》“悍谬横肆，为患不小”，特嘱美人福开森，“切商各领事等，务将该馆立即封闭”。7月4日，上海道袁树勋又亲访英、美领事，密谋镇压。在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密谋之下，7月7日苏报馆被封闭，这就是当时轰动全国的“苏报案”。
中外勾结，“查禁密拿”的阴谋，爱国学社社员曾有风闻。早先，清政府派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检查革命党事”，吴敬恒曾和俞明震父子有接触，俞曾将两江总督“札饬”交给吴敬恒“观之”。吴敬恒吓得出逃，《苏报》主持人陈范也出逃。蔡元培与章太炎商量，“谓舍出走无他法”。蔡出走，章被捕。由此可知，“苏报案”的发生与章太炎、邹容的被捕是清政府与英、美等租界当局密谋策划的结果。
“苏报案”发生，英租界公审公廨组织了“额外公堂”对章太炎、邹容进行审判。
公审公廨是1864年清廷与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审判机关。规定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公审；凡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诉讼，若被告系有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裁判，若被告为无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陪审。所谓会审，空有其名，即使是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诉讼也须经外国领事操纵判决，这是外国领事裁判权在华的延伸。
上海租界当局搞的“额外公堂”在对邹容、章太炎进行审讯时，中外官僚也搞相互勾结。
7月15日，上海租界当局将邹容、章太炎、程吉甫、钱允先（《苏报》职员）、陈仲彝（陈范之子）、龙积之（与唐才常自力军有关）提往会审。清政府指控《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大逆不道”的语句是：盖自乙未以来，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座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吾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恬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满洲全部计。“载恬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章太炎在法庭上严词申斥，指出：“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为有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并“供不认野蛮政府。”清政府延请古柏及哈华托为律师，“谳员孙建臣直刺会同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升堂研鞠。”
7月21日，第二次审讯，“为章、邹诸党人所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也到庭。博易称：“古律师所请改期会审，堂上不能允从。若云交涉事机，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堂审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
审判员孙建臣说：“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拘，本分府惟有尊奉宪札行事而已。”
博易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
哈华托不允，谓：“仍俟政府将交涉事机议妥，然后定期会审。”孙建臣及英总领事署迪翻译皆曰：“诺。”
12月3日至5日（阴历十月十五至十七日）公共租界公部局再审章、邹。在此以前，清政府想方设法欲置章、邹于死地，以“大逆不道、煽惑人心、谋为不轨”的罪名，企图将章、邹二人“引渡”，解至南京，处以极刑。美国公使康格、总领事古纳、参赞福开森也秘密筹划“移交中国官府惩办”，以便从清政府手中换取更多的特权。
由于帝国主义在侵华过程中有矛盾，因而对“引渡”态度达不到一致。据《中华报》1903年8月18日载“近在北京地方各公使因上海苏报馆一案，英国参赞之意，以为诸人不应交与华官，日本公使以为未尝拘人。以前上海道既与各国领事立有约章，现在即应照约办理。惟俄、法两国则欲助中国政府，将诸人交与华官；故其中彼等之意见各不相同。美公使之意以为其妙于仍交上海领事办理此事也。”尽管他们态度不一，但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加以镇压则是一致的，说是“逆书笔端犀利，鼓吹武装革命，杀戮满人，痛诋皇上，西人何故保护此辈莠民，使其谋为不轨，安然造反耶？”终因街头谣言纷纭，“引渡”未能实现。
在12月3日与5日的再“讯”中，上海县汪瑶庭指明：“只要写今上一字，罪名足矣。”古柏接着说：“章、邹等扰乱人心之处，请阅之，其意欲将满人驱逐。此种重大之事，如华人尽听其语，天下岂不大乱。”主张严惩。汪瑶庭提出“应照华例究办”，古柏也予附合。清政府官僚与英、美租界当局相互勾结。
12月24日（阴历十一月初六日），所谓额外公堂审判章太炎、邹容“应科以永远监禁之罪。”领事团又对此发生异议，相持不决。当时报载苏报馆革命党渠魁邹容、章太炎迭经上海县汪瑶庭大令命驾至英、美等国公共租界公廨会同谳员邓鸣谦司马、英总领事署迪翻译官、翟比南君讯明各情，拟科以永远监禁之罪。前日，捕头遂命将章、邹二犯送入提篮桥畔西狱收禁。
清廷作为控告方，向“额外公堂”控告本国公民，清末这场奇特的文字狱——“苏报案”引起了知识界的愤怒，全国革命情绪为之高涨。在多方的斗争努力之下，1904年5月（阴历四月）章太炎被判处监禁三年，邹容被判处监禁二年。“罚做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其他人皆“开释”。
在监狱里邹容、章太炎受到非人的待遇，但他们并没有丝毫丧失自己革命信念的思想，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并写诗励志。章太炎曾作《狱中赠邹容》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和诗一首，其诗为《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权，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抄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两首诗都写得非常真挚，感人至深，充分反映了章太炎与邹容的高尚情操和深沉友谊。
章太炎、邹容虽然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与革命派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积极地开展革命活动。7月31日沈荩被刑部杖死，革命派于8月23日在上海愚园开追悼会，祭文为章太炎所写。《驳〈革命驳义〉》也为章太炎、邹容与革命派合著。
“苏报案”与邹容、章太炎在狱中不屈不挠的斗争，影响极其深远，它促使了革命政治团体的成立。1904年，章太炎和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了光复会，成为同盟会成立之前的主要革命小团体之一。同时，华兴会的成立也和“苏报案”有关。华兴会的发起人黄兴在1903年返国后，即大量翻印邹容所著的《革命军》，散发到军商各界，扩大反清宣传。“两湖志士”与“上海言光复者相应和”，组织了华兴会。这样，就给1905年孙中山组织成立同盟会，准备了条件。
“苏报案”的发生和邹容、章太炎的狱中斗争，又扩大了革命的思想影响。《苏报》被封后，章士钊、陈去疾等续办《国民日日报》，“放肆蜚言，昌言无忌”，重新遭到清政府外交部通饬总税务司转知邮政局，“毋得代寄”。不久，蔡元培等又创《俄事警闻》，后扩展为《警钟日报》，愤斥帝国主义，抨击清政府。在日本发刊的《江苏》、《浙江潮》，也在“苏报案”发生后，言论转趋激烈，宣传反清斗争。中外统治者虽日益阻挠，肆意蛮禁，终不能抗拒时代的洪流。《革命军》和《驳康有为政见书》秘密印刷，广泛流传。据章太炎《赠大将军邹君墓志》称：君既卒，所著《革命军》因大行。凡摹印二十有余版，远道不能致者，或以与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卒赖其言为光复道原。广大的知识分子纷纷从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解放出来。从此，改良派的思想阵地日益缩小，反清的革命派阵地日益扩大。
“苏报案”的发生和邹容、章太炎的就逮，也导致了革命运动的开展。“苏报案”发生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比过去积极了。1904年，湖南、广东的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政归民办。从此，展开了收回利权运动。同年，“中华美工条约”期满，各地报刊揭发美帝虐待华工的实况，人们对美帝的仇恨渐渐增加，终于汇为抵制美货运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就在“苏报案”发生后半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新报》上发表《敬告同乡书》，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号召“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线。
接着，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康有为等在变法失败后所宣传的“爱国”，是爱“大清国”，不是“中华国”，认为“保异种而奴中华，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并对保皇党人所论《苏报》之案，落井下石，大有幸灾乐祸之心，毫无拯弱扶危之志。对保皇党人揭发备至。
1905年，孙中山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及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领导的光复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写入誓词，定为革命党人必须遵循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实质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建立共和政体。这个纲领给革命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犀利武器。从此，推翻满清王朝成为时代的主流，保皇党人的真实面目也日渐显露，但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拼命地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使劲地摇旗呐喊，与革命派展开论战。但这种奄奄一息的垂死挣扎，怎能阻挡住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呢？正如章太炎在《狱中答新闻报》说：“天命方新，来复不远，请看五十年后，铜像巍巍，立于云表者，为我为尔，坐以待之。”其实辛亥革命的爆发离章太炎说这番话的时间，只不过相隔仅仅数年时间而已。由此可见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状态。
邹容、章太炎在狱中的革命意志是万分坚定的，他们没有一丝一毫向敌人屈服的表现。因此，敌人就对他们进行百般地折磨与无情地摧残，二人过着非人的日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月，邹容不幸病发，而又得不到治疗，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每天出现多次昏厥的状况。到了二月二十九日，邹容已茶水难进了。他知道自己已将不久于人世，流下了几滴对清廷无限愤恨的眼泪，望着章太炎，似乎拼尽了自己身体内所有的力量，声音低沉地说：“大哥，我行将走了。我没什么遗憾的，只是不能再和大家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了，不能亲自目睹满清王朝被推翻及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了，我真是死不瞑目啊！望大哥代我转告我的耀瑸大哥，万望他别以我去世而悲伤，要化悲痛为力量，团结所有的革命党人，完成推翻清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我自从认识了我的耀瑸大哥，我就感觉到他是干大事业的人，我无论何时何地都感觉到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伟大事业中他将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说到这里，他喘息不止，停了一会，他望着章太炎，声音微弱地说：“章大哥，我爱我的耀瑸大哥，生前我已不能再见他一面，也不能再和他说一句话了……在他带领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到坟上和我叙家常吧……”说到此，邹容似乎已拼尽了自己身体内的所有力量，双眼似乎已经闭上，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
章太炎一见邹容说话的样子及面部表情，知道他已经不行了，忙用双手将邹容抱起来，搂到自己的怀里，泪流满面，声音哽咽着说：“邹容，我的小兄弟，你万万要挺住，万万不能就这样走了啊！”一滴滴伤心痛苦的泪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邹容的身上，章太炎心里多么难受啊！
而邹容呢？此时已不能再张嘴说一个字了，他只是拼命地将眼睛睁大了一点，又将这位似慈母般的大哥望了一望，然后双眼一闭，头一歪，倒在了章太炎的怀里……
章太炎虽声嘶力竭，拼命地呼喊着：“邹容小兄弟，邹容小兄弟！”但邹容只能紧闭着双眼，静静地倒在他的怀里，再也不能有任何表示了。
一个时代的号角，一个无所畏惧敢于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斗士，一个忧国忧民、才华横溢的青春年少的旷世奇才就这样被穷凶极恶的反动透顶的满清王朝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凡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凡是正在从事推翻清朝而忘我工作的革命者，在得悉邹容猝然离去的噩耗后，谁不扼腕叹息，谁不伤心落泪呢？别人尚且如此，作为与邹容关系最密切、感情最深的刘耀瑸在获知其去世的消息后怎能不悲痛欲绝，怎能不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呢？因为邹容是他结交的一个感情最深、最快人快语、最志同道合的人，也是革命意志最坚定的人。
邹容一去世，章太炎即通过革命党的地下工作者将其信息第一个传递给了刘耀瑸。刘耀瑸得知其去世的消息后真是如五雷轰顶，茶食难进，坐卧不宁，一合眼，自己与邹容在去重庆轮船上相遇时的情景便如刚刚发生，邹容那种直率、那种热情奔放、那种谈笑风生、那种疾恶如仇的叛逆者的形象便浮现在眼前；一躺下，在日本东京与邹容携手并肩、同仇敌忾、勇斗保皇党的斗争场面便历历在目；一入睡，邹容痛殴姚文甫、怒剪其发辫的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英雄形象便扑面而来……他多么喜欢邹容这样的小兄弟啊，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邹容这么年轻就这样地走了，但这是革命党人传送来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刘耀瑸陷入了极度的悲伤与痛苦之中，尤其是看到了革命党人用密函寄来的邹容遗言时，他难受得几度昏厥过去，多亏了同宿舍同学的细心照料，方才无事。总之，邹容的走，刘耀瑸是最难受最痛苦最伤心的，那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夜阑更深，万籁俱寂，人们都进入了梦乡，而刘耀瑸无法入睡，他披衣而起，依然像白天一样临窗而坐，默默无语。他两眼直视着那浩瀚而茫无边际的夜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地下的香烟头已扔得一片狼藉了，但他还是一根一根接连不断地抽着，他想着邹容的短暂而光辉灿烂的一生，真可谓是生如闪电之耀眼，死如彗星之迅忽。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像一颗划过天空的彗星，光芒四射，照遍了大江南北，照遍了长城内外。他的充满革命激情的战斗檄文《革命军》将革命的信息洒向了祖国的九州大地，唤醒了沉睡中的东方雄狮，吹响了向满清王朝发起进攻的革命号角。思前想后，刘耀瑸浮想联翩，借着电灯光，满含着对邹容的无限思念及对满清王朝的无比愤恨，不由奋笔疾书，写下了《悼挚友邹容》之诗：
二人相遇五年前，桃园结义在四川；
天赐良缘二度见，远渡重洋为变天。
可恨清朝天无道，不抗外敌专残枭；
天各一方不空嚎，为兄敢叫雷霆啸。
邹容虽死，但他的革命精神万古不朽，为全国人民广为传颂，为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所继承和发扬。
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追赠邹容烈士为“大将军”，入祀忠烈祠，事迹陈放国史馆。
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对邹容也极其佩服，其题诗赞曰：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这首诗对邹容及其所写《革命军》给予了极中肯而又十分确切的评价。
人们为了纪念邹容，在其出生地重庆和就义的地方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而命名的“邹容路”。
这里暂且把邹容去世后刘耀瑸陷入极度悲伤之中的事先搁下不说，再说说陶德琨在湖北省经心书院学习的情况。
1898年，陶德琨离开父亲在双沟陶王岗办的襄阳县私立滚河学堂，到武昌“经心学院”读书。陶德琨在经心书院肄业四年，奋发努力，专心学习，无论大考小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1902年，陶德琨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以优异成绩考取以官费赴美国留学。只因陶德琨到美国留学与到日本留学的刘耀瑸，他们都有机缘结识了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他们同孙中山结识后，受到了什么样的教育，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产生了何种影响，他们同孙中山有怎样的一番风云际会呢？有分教：
姑舅老表皆有缘，海外结识孙中山。
革命旗帜高高举，定要乾坤换新天。
欲知陶德琨到美国留学是怎样遇上孙中山的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