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印书籍唤醒国人办杂志宣传革命
刘耀瑸半年多不到舅舅家里，当舅舅的咋可能让他吃了午饭就走呢？于是对他说：“耀瑸，你好久没来了，在我家过个夜，同你的几个老表在一起叙叙话，亲热亲热。明日吃了早饭，我到你们家里去做你父亲的思想工作，你看怎么样？”
刘耀瑸见舅舅如此热心快肠，自然乐在心里，喜在脸上，就高高兴兴地答道：“三舅是梁山上的军师吴用，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三舅出面，就没有办不成的。只是事事劳驾三舅，我倒感到有点挺过意不去。”
陶际唐听了，笑着说道：“为外甥操点心，办点小事，是当舅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应该的。你别客气了，快去同徳瑶、德珍他们聊几句吧。半年多不见，得知你来了，他们一定是很高兴的。”
听见舅舅如此说，正中下怀，于是辞别舅舅，忙找徳瑶、德珍他们倾诉衷肠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陶际唐吃过早饭，就同外甥刘耀瑸一起上了路。一路上舅甥俩有说有笑，在小晌午的时候，陶际唐到了上洲妹夫刘子敬家里。
刘子敬见舅官来了，心里如明镜一般清楚，知道是给自己的儿子刘耀瑸当说客来了，心有不悦之意，但只能隐藏在心里，不能显现在脸上，因为舅官是远近闻名、极受人敬重的文人墨士，又是自己的至亲舅官，怎能怠慢呢？于是仍然如往日一样高高兴兴极其亲热地把陶际唐迎进了客厅。
陶际唐今日非比寻常的走亲戚，肩负着外甥的托付，是来做妹夫刘子敬的思想工作，同意外甥刘耀瑸东渡日本留学。所以品了几口茶，寒暄几句之后，就说道：“过了年，我又要到日本去一趟。”
刘子敬只好敷衍似地问道：“是去旅游观光呢，还是去办别的什么事情呢？”
陶际唐说：“我这次不是去游山玩水的，而是送徳瑶、德珍他们到日本去留学。”
刘子敬一听，吃惊地说：“听说省城经心书院要送德琨到美国留学，你又把徳瑶送到日本去。你总共只有两个儿子，也不留一个在身边？”
陶际唐说：“好儿不在娘跟前，留他们在身边干啥？送他们到日本去学习，去开阔眼界。学成了又不是不回来。趁我们现在还硬朗，送他们出去增长知识才干，将来方能干大事。我经过反复思虑，认为送孩子们到日本区留学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刘子敬又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日本已经把魔爪伸到中国，我们是弱国，人家是强国，他们若是把娃子们扣下当人质怎么办？”
陶际唐说：“孩子们到他们那里是去学习的，又不是同他们去打仗，他们再蛮横，再不讲道理，但国与国之间总还是有个公理的。我想他们是不会违背常理而不顾世界舆论的。对于这一点，但请子敬老弟放心就是了。”
刘子敬又说道：“远渡重洋，背井离乡的，几年才能回来呀？此次耀瑸出去才不过半年的时间，他妈一天就念叨好几遍。徳瑶、德琨都出去了，你们就不惦记？”
陶际唐说：“惦记是避免不了的，但当父母的总不能跟他们一辈子呀？他们早晚是要独立生活的。再说你有六个儿子，放一两个出去见见世面，也不是什么坏事。”
刘子敬说：“是呀，你说的咋没道理呢？知子莫若父，我也知道耀瑸有才学，胆识过人，有理想，有抱负，非一般人可比，我就是再留恐怕也留不住他。可我就是想让他当个官，好光宗耀祖。”
陶际唐深知妹夫刚才说了掏心窝子的话，于是就耐心地开导说：“子敬呀，你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不明白眼前的局势？满清王朝腐败透顶，对内残酷地盘剥百姓，把人民当牛马一样地驱使，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致使民心尽失；对外百般屈膝退让，丧权辱国，各列强纷纷把魔爪伸到了我们中国，把中国看成是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现在的满清王朝如兔子尾巴一般，还能有几天呢？这些浅显的道理是妇孺尽知的，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还要把孩子们朝这样的朝廷里塞呢？明智的人现在皆想洁身自好，避而远之。为了孩子们的前途，我认为让孩子们去留学，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们富国强兵的经验，学成之后归来，于国于家都是有好处的。你说是不是？”
刘子敬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不明白这些道理？待陶际唐说罢，他又喝了几口茶，然后问道：“三哥，这次到日本去留学的，除了徳瑶、德珍，还有没有别人？”
陶际唐说：“子敬老弟，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外甥善伯和我的内侄儿李正锐及亲戚之子王季立，你要是允许耀瑸去的话，这次我就一道把他们送去，把他们安顿好了，我再回来向你交差。你看怎么样？”
自始至终，陶际唐在说，刘子敬在一边听一边想，他想到了耀瑸出世时的怪异现象，想到了相面先生说的话，想到了耀瑸平日里不同凡响的言谈举止，心想还是顺其自然发展为好，不然弄过火了，适得其反，那不坏了孩子的大事？于是陶际唐的话音一落，他就说道：“既然三哥不辞辛劳，愿为孩子们操心，我还能说什么呢？等我跟你妹妹打个招呼，商量一下再说吧。”
陶际唐听了，高兴地说：“那我就恭候你的佳音吧。”
随后刘子敬设午宴盛情款待陶际唐。饭后又闲聊了一会儿。陶际唐辞别回家时刘子敬一直把他送到村子边方返回家门。
送走了陶际唐，刘子敬回家进了屋，就对妻子说道：“耀瑸一心一意要到日本去留学，三哥也愿意不辞辛劳，带耀瑸与徳瑶、德珍、善伯等人一同去。我怕屈了他的意，影响他的前程，意欲让他去算了。我怕你当母亲的见儿子不在身边，心里难受。所以特地同你商量一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不知你意下如何？”
刘陶氏说道：“你不是常对娃子们说‘好男儿当胸怀天下，志在四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吗？既然三哥能放手把自己的儿子送去，我们又何必要与耀瑸为难呢？儿行千里娘担忧，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们不能以世俗的观念而耽误了他的前程，误了他的大事。从生耀瑸时的猛虎扑身到算命先生的话，再到他长大成人，我无时无刻不在留意着他，仔细地观察着他，我看他平时出言豪壮，办事洒脱大方，待人大度，善于团结人，具有那种干大事人的气质、风度。再说我家又不是拿不出让他出国留学的钱。既然如此，我们为何不尽量地创造条件，为他干一番大事业而助一臂之力呢？”
刘子敬听了，笑着说道：“看来你们母子是早就商量好了，是一脉相通的，是逼着我非同意不可的。既然如此，我也做个顺水人情，让耀瑸也说我好算了。”
老俩人商量好了，刘子敬就把耀瑸喊来了，让他坐下，说道：“我同你母亲商量了，同意你到日本去留学。但到了异国他乡，不论干什么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万万不可意气用事。否则，远隔重洋，当父母的可就鞭长莫及了。”
刘耀瑸忙起身向父母致以谢意，并说道：“甘罗十二岁当宰相，周瑜十八岁当都督，我已是二十来岁的人了，自然懂得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我虽出生于有钱人的家里，但我绝不会做纨绔子弟那样的人，二老看着我长到二十来岁，我何曾游手好闲过？又何曾干过招蜂引蝶之事？我整日所想的是国事，所忧的是黎民百姓的疾苦。我深知父亲望子成龙之心，时常给我讲诸葛亮的故事，我若不像诸葛亮一样干出一番事业来，不混出个人样来，父母就算白养了我，就算白疼爱了我。”
听见儿子如此而言，刘子敬高兴得合不拢嘴，望着刘耀瑸说：“当父亲的一辈子想干出点事业来，但一直未能如愿。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看你们弟兄几个能圆你父亲心愿，能超过你父亲的，就是你了。另外，你这一出国，不知几年才能回来，男大当娶，女大当嫁，既然我和你妈把你的婚事已订了，不如在出国前把婚事办了，一则人家女方不操心了，二则我和你妈心也落了。你看怎么样？”
为了能够顺利地出国，也为了不让父母心里老是像罩着一个阴影一样，父亲话音一落，刘耀瑸即界面道：“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
得到了儿子爽快的答复，刘子敬心里踏实了，就亲自到武当山请武当山的道士挑了个吉日，为刘耀瑸和周瑞英完了婚。大家大户人家办事，自然是办得既风风光光，又热热闹闹，成为人们饭余茶后谈论的佳话。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不知不觉间已到了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二月间，刘耀瑸辞别父母、妻子周瑞英及众家人，随同舅父陶际唐与陶德瑶、陶德珍、潘善伯、李正锐、王季立等人，从上海乘船到了日本。
陶际唐的日本朋友热情地接待了他及一行人。宾客之间的客套话就不用赘述了。
东渡日本，为的是寻求富国强兵之术。经过考试，托德瑶、托德珍、李正锐考入了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第四期，刘耀瑸、潘善伯、王季立因日文达不到录取的要求，就进入了日本东亚同文书院补习日文。为督导孩子们的学习与让孩子们能适应在日本的生活，陶际唐也在日本朋友的家里住了下来，有了闲暇时间便考察日本的维新教育。
一天放午学后，刘耀瑸正在信步地朝自己住的学校宿舍里走去，猛然间，他看见一个走在自己前面身材矫健非凡、谈笑风生的年轻人，看其身影，十分像邹容。刘耀瑸抑制不住自己内心朝思暮想的喜悦，不由信口喊了一声：“邹容。”
正在前面走着并不断与同学们谈着话的邹容，好似听见有人在喊他，便不经意地回过头一望。这一望正好与盯着他背影的刘耀瑸的目光相遇。刘耀瑸定睛一看，果然是邹容，不由大喜过望，便飞跑过去，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邹容的双手，激动不已地说：“兄弟，这不是做梦吧！”随即又松开了抓邹容的手，又用双手将邹容紧紧地搂在了自己的怀里；邹容为在异国他乡遇见了自己志同道合的大哥，自然也是欣喜万分，两个人紧紧地拥抱着，甚至比热恋中的一对情人拥抱得还要紧。每个人似乎都能听见对方心跳的声音……过了好一会儿，刘耀瑸才松开自己的双手，又拉着邹容的手，激动不已地说：“兄弟，咋这么巧呢，你也来到日本，而且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这难道真是上天有意安排的吗？”
邹容界面而言道：“二哥，这正是上天特意安排的。它表明我们弟兄的志向是一致的，要同心同德、生生死死地为同一目标而战斗，是永远不会分离的。”
刘耀瑸也忙言：“兄弟说得对。我们这些远离故土，东渡重洋来到日本寻求维新变法、富国强兵的学子，应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众人团结得要如同一个人，要为实现我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奋斗不已，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还没等邹容答言，就又说道：“走，到我住的地方去。”说着，刘耀瑸拉着邹容的手向自己住的地方走去。
东亚同文书院位于东京神田区，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程的学校。学校住宿条件差，一是住宿的设备简陋，二是每个宿舍住的学生多，很拥挤。刘耀瑸生长于富贵之家，但他是抱着来日本寻求维新图强的救国之道的，所以他丝毫感觉不到学习条件的差与不足，也没有丝毫搞特殊的地方，而是与同学们同吃同住。除此之外，他抓紧时间刻苦地学习日文，为进入正式的专门学校作准备；同时用心攻读西方一些国家的革命理论，研究他们的革命历史，总结归纳他们取得革命胜利的方法，汲取他们的新思想，希望从中找到洋为中用的维新图强的救国之道。
到了宿舍之后，刘耀瑸把邹容向潘善伯、王季立等人作了介绍。他乡遇故人，大家自然皆大欢喜。大家离别了自己的故园，来到异国他乡，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寻求救国之道而来的，所以大家常常相聚在一起，这期间又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人，没过多久，大家都相处得很好，一个个关系密切，亲如弟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20世纪初期，那些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都东渡日本留学，日本东京几乎成了辛亥革命前夜革命者活动的中心，大街小巷到处都充满了推翻满清王朝的强烈气氛。
这种强烈的革命气氛正是刘耀瑸所渴望和追求的，所以一到日本东京，他就被融入这种强烈的革命气氛中去了。他除了上课之外，就是忙着跑到留日学生会馆，参加集会，听演讲，跑书店，同邹容一起积极参加留学生组织的反清活动。日程排得满满的，每天的时间都觉得不够用。在参加的各种活动中，他以当哥哥的姿态处处关心照顾邹容，一见到他就亲热地喊：“小容子！”
邹容也把刘耀瑸当作同胞兄弟相待，见了面就喊“耀瑸哥”或“二哥”。
二人经常相聚在一起，形影不离，酷似“情痴”。很快，刘耀瑸通过邹容，又结识了不少的革命青年。
1902年农历三月十九日，章太炎、马君武等人在东京发起召开“明朝亡国240周年纪念会”。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1644年4月25日（农历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北京万岁山上吊自杀。明朝在南方的一些文臣武将为逃避覆亡的命运，他们拥立朱家皇帝的藩王，先后建立了南京的福王政权（1644年5月—1645年5月）、浙江的鲁王政权（1645年7月—1646年6月）、福建的唐王政权（1645年8月—1646年9月）和湖广、西南地区的桂王政权。1662年12月永历帝朱由榔被俘。3月19日是崇祯皇帝自缢身亡的日子，从1662年到1902年正好是240年。此次纪念会借纪念明朝灭亡，以激发留日学生反抗清朝腐朽黑暗统治的热情。
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汉族，为浙江余杭人。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1900年剪发辫，立志革命，思想激进，知识丰富，见识颇广。
为使此次纪念大会达到让留日学生反抗清朝廷的目的，章太炎亲自撰写了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至亡国”，继承明末各地抗清志士的光荣传统，为推翻满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要坚决地进行斗争。纪念仪式原定在东京上野公园西菜馆精养轩举行，但日方勒令禁止开会，没法，后来只好转到横滨永乐酒楼补行纪念会。
刘耀瑸虽刚到日本不久，但闻讯亦参加了此次纪念会。他佩服章太炎、马君武、张继等人的革命精神。在纪念会结束时，他快步上前握住了章太炎的手说：“壮哉！君等实民族之精英，国家之栋梁。有君等为民之先导，则民众奋起，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离其寿终正寝的日子必将为期不远了。我愿加入到你们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员。”章太炎举目将刘耀瑸一望，见其虎目剑眉，目光如炬，英俊潇洒，出言豪壮，不由在心中寻思道：“我阅人无数，能有如此之英雄气概，且又如此洒脱、豪壮者，实少见。”闻其言，观其貌，知其为非同凡响的人物，忙肃然起敬，与刘耀瑸的手紧紧相握着，面带微笑地问道：“请问足下高姓大名，贵籍何处？”
刘耀瑸也忙笑着答道：“在下刘耀瑸，家住湖北省襄阳县东津湾上洲村。”说罢，又将刚到日本不久的情况也向众人说了。从此，刘耀瑸的名字就在留日学生与流亡日本的革命者中间传播开了。
这个时候在留日的学生中分成了两大派别，即革命派与改良派，两派斗争日趋激烈。改良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他们在日本组织了保皇会，依靠清朝廷的资助，发行刊物，制造舆论，与革命派抗衡。
为了抵制改良派的影响，破除人们对改良主义的幻想，革命派亦积极利用舆论工具，在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鼓吹革命。位于东京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就是革命派集会演讲及与保皇会作斗争的重要场所。刘耀瑸与邹容主张相同，他们是立场坚定的革命者，是坚决支持革命的爱国学生的重要成员。他们主张对满清政府不要抱任何幻想，要积极地行动起来，要旗帜鲜明地同满清政府斗，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妥协。
1903年元旦（即春节），刘耀瑸、邹容等人结伴同行，一起去留学生会馆参加元旦庆祝活动，与会的中国留学生多达一千多人。革命学生在会上相继发表措词激烈的反清演讲，把庆祝活动变成了声讨清朝廷罪恶与宣传革命的大会。在这次活动中刘耀宾经人介绍认识了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宫崎寅藏本名宫崎虎藏，别号白浪庵滔天，他积极地支持中国留学生的抗清活动，为中国留学生与流亡到日本的革命者提供了许多无私的帮助。
这里再说一下陶际唐。他在日本住了年把时间，考察了日本的维新教育，并感觉到刘耀瑸、陶德瑶等人在日本的学习和生活都很正常，自己再在日本住下去已没有什么必要了，于是就在1903年的烟花三月从日本回国。回国之后家也没回，就马不停蹄地在小晌午赶到妹夫刘子敬家里。一见到妹夫，陶际唐就笑呵呵地说：“耀瑸在那里学习很刻苦，人缘关系也不错，一旦学成归国，一定能干一番事业。”他隐瞒了刘耀瑸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事。刘子敬听了舅官的话，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忙一脸笑容地说：“如此最好。只是这年把时间让三哥陪伴着娃子们，实在是太辛苦了，马上酒席桌上我给三哥多敬几个酒。”郎舅俩又扯了一会闲话，刘陶氏已早安排人把酒菜整治好了。刘子敬忙邀陶际唐入席。一年多没见面，又是刚从日本回国，刘子敬自然是倍加热情，殷勤地劝酒。陶际唐是极有分寸的人，又加上一年多没回家，归心似箭，所以喝了几个酒后，无论刘子敬怎么劝也不喝了，便催着妹妹快快上饭。饭罢，礼节性地喝了几口茶，便辞别回家去了。
陶际唐回家之后自然是把自己的精力全部用在办教育与办书店，这且放下休题，再来说一说沙皇俄国对我国的侵略。
俄国在义和团运动时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03年沙俄违背《中俄交收东北三省条约》。这激起了全国人民及留学生的无比愤怒。四月，刘耀瑸参加了中国留学生在东京锦辉馆的集会，并加入了拒俄义勇队。在集会上刘耀瑸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说：“沙俄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加者。1900年7月，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单独派出十七万军队，分兵五路侵入我国东北地区。10月，他们的军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的铁路线和主要城市。现在沙俄不仅违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撤走入侵的军队，反而派兵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满清政府提出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把东北三省变成其‘黄俄罗斯’殖民地。同胞们，一切爱国的志士仁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要坚决反对沙俄军队对我国东北三省的侵占，我们要同沙俄侵略军作不屈不挠的斗争，要把沙俄侵略军赶出东北三省！”
1903年初，入湖南省城师范，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专科的陈天华，由于志同道合，到日本后即与刘耀瑸结为挚友。在集会上陈天华破手血书，表示誓死抗议沙俄对我国东北的侵略。会后陈天华将血书寄示湖南各学堂。湖南巡抚赵尔巽亦为之感动，亲临各学堂宣读，并刊登于官方报刊，还饬令各府州、县开设武备讲习所，使湖南全省拒俄运动士气更加高涨。此次集会后不久，清政府即勾结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了拒俄义勇队。爱国学生等因感到报国无门，莫不悲愤填膺，痛哭流涕。
清政府为了管理留日学生，在一些地方设置了名为游学监督的官员，对于妄言评论朝政，撰文攻击清廷的留学生，游学监督有权通报学堂，斥退回国。邹容所在地区的游学监督叫姚文甫，此人专门破坏留学生的革命活动，留学生无不痛恨。1903年初的一天，邹容抓住了姚文甫生活腐败的把柄，与几个同学径直闯进了姚文甫的住所，将其痛殴，并厉数其丑行。姚文甫没了平日的霸道，又羞又愧，吓得簌簌发抖。邹容故意吓唬道：“你要留头，还是留辫？”姚文甫忙磕头讨饶。邹容想了想说：“头可留，但发辫不可留。”他拿出剪刀，“嚓”地一声把姚的辫子连根剪去，悬在留学生会馆的正梁示众。为此事，邹容要被迫离开日本，返回上海。刘耀瑸闻讯后十分难受，在寝室里与邹容彻夜长谈，二人互相安慰，互相勉励，并铭志：要为推翻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与建立新生的民主、自由的共和体制的国家而生命不息，斗争不止。
邹容回上海后，寄居于爱国学社，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进行写作。五月，他写了《革命军》一书。该书约两万字，激情万端地鼓吹革命。该书以激烈、犀利的言词与流畅明晰的文笔，揭露清政府是“割我国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去奉献给外国的卖国政府，揭露它是把四万万同胞当作奴隶和牛马的人民公敌。他在书中号召人民要起来革命，要“推倒北京野蛮政府”，建立“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他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指出“要打倒清政府，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独立，不可不革命；要使中国独立自由，不可不革命。”宣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顺乎天应乎人”的伟大行动。他认为，要革命就必须去掉苟安于屈辱地位的奴才性。他运用一首讽刺歌谣，鞭挞那种奴才性“奴才好，奴才好，勿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人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切勿胡乱闹。”这种揭露，真是入木三分。他号召人民鄙弃奴才性，勇做革命军。“各出九死一生之魄力”，与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革命军》一书字字扣人心弦，句句催人奋进。许多人读了它，“拔剑起舞，发冲眉竖”，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革命军》出版后，章太炎为之作序，章士钊为之题签，《苏报》为之大力宣传。
同年，陈天华撰写的《警世钟》、《猛回头》也相继问世。陈天华，字星台，生于1875年，汉族，湖南新化人，家境贫困。1903年到日本留学，参与《游学译编》、《新湖南》杂志，写了许多宣传革命的文章。《警世钟》、《猛回头》两书以血泪之声，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清廷卖国投降的种种罪行，并以激昂的热情唤醒同胞的迷梦，激发人们起来斗争。《警世钟》向人民痛述民族危亡的惨祸和清政府的黑暗腐朽，号召大家“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杀尽仇人方罢手。”《猛回头》用民间词曲和格调，向人民慷慨陈辞，文中写道：“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视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那清政府也只是“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他号召人民起来推翻那“洋人的朝廷”，“建立民主共和国”。
邹容的《革命军》与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三本书在留日学生中倍受欢迎，几乎人手一册。刘耀瑸对这几本书推崇备至，每读之，即有热血沸腾之感。他强烈地希望自己能为国家的自由、民主与富强尽绵薄之力，并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和政治家高瞻远瞩的思想，认为《革命军》与《警世钟》、《猛回头》三本书若在国内广为散发，一定能对广大人民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一定能把人民从沉睡中唤醒而投身于革命。为此，他在征得邹容与陈天华的同意后，把这几本书由自己出钱，各加印数万，委托革命党人运回国内，散发到全国各地，特别是在湖南、湖北的学堂和新军中散发得最多，有一部分被带回襄阳，送给了刘耀瑸的老师、校友和同乡。不出刘耀瑸之所料，这三本书激起了许多有为青年和新军士兵投身于革命。
1904年，刘耀瑸通过日语考试，进入日本东斌学堂学习军事。他希望能学以致用，在回国后的革命斗争中能起到作用。故此他在学习时非常刻苦，星期天也不休息，单科考试成绩都在优等以上。
1904年，虽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不断高涨，但保皇、立宪派也在争夺留学生。为了扩大革命舆论宣传，使论战能压倒对方，刘耀瑸陷入了深思：“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办法，使与改良派的论战能立于不败之地呢？”经过深思熟虑，四月份的一天，他把田桐、白逾桓、鲁雯青等人找到一起说：“眼下我们与改良派的斗争日益激烈，为了能把绝大多数的留日学生争取到我们这一边，让改良派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样以来我们开展革命工作的阻力就会小多了。但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实现我们设想的目标呢？经过一再的思考，我认为应该创办一个杂志来揭露、批驳改良派的反动实质，阐述改良派的办法不是富国强兵的好办法，在中国走不通。同时，利用创办的杂志来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革命理论以及革命的方向目标。我的这一想法是否可行呢？现在请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吧。”
刘耀瑸话音一落，田桐即接言道：“耀瑸兄弟说出了我们的心底话，但办杂志可不是空口说白话之事，那是需要不少经费的。经费问题不解决，办杂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只能说说让大家开开心罢了，因为办杂志没有一笔不小的经费是不行的。”其他几个人也纷纷如此而言。
刘耀瑸听了众人之音，略微沉思了一下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只要我们众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至于经费的事情，我们大家都勒一勒腰带，把节省下来的钱凑起来，能凑多少是多少，家境状况好一点的，可以捐一点；同情革命、支持革命的社会各界也可以捐一些；剩下不足的部分，君等只管努力革命，由我来想办法就是了。”
田桐、白逾桓等人听见刘耀瑸如此说，脸上都绽出了笑容。大家同刘耀瑸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了，对他的豪爽性格没有哪一个不佩服。平日里几个人在一起会餐、喝点酒什么的，一般都是他付钱。谁要是出现了经济危机，他也都慷慨解囊，热情相助。他待人真诚、豪爽，说话一言九鼎，从没做过自食其言之事，这是尽人皆知的。办杂志经费的事经刘耀瑸如此一说，大家心里也都有了数，悬着的心也都落了下来。于是田桐就说道：“经费的问题经耀瑸兄弟一说，算是没多大问题了，那我们办的杂志起个啥名字好呢？”
刘耀瑸说：“‘支那’一词是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是一个中性词。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从此之后，日本蔑视中国为‘支那’，自此，‘支那’一词逐渐由中性词演变为贬义词。我们现在正处于二十世纪之初期，我坚信只要我们革命信念坚定，我们就一定能唤起四万万同胞与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推翻清朝，建立民主共和国。再奋斗拼搏几十年，就一定能赶上或超过小日本。到那时再让小日本与世界各国对支那人刮目相看吧。我看我们所办杂志的名字干脆就叫《二十世纪之支那》吧，以此来激励、鞭策我们不断革命，顽强战斗吧！”
田桐、白逾桓、鲁雯青等人听了遂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耀瑸兄弟想得周到，那我们所办杂志的名字就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算了。这个名字含蓄隽永，富有深意，能激起国人的斗志。”
杂志社办起来了。保皇派、立宪派办的刊物之经费由清廷资助，而革命派之经费主要靠社会各界与革命者的捐助，所以办刊经费特别紧张。为解决这一困难，刘耀瑸只好节衣缩食，节省生活费用，并积极地撰写文章，挣点稿费。总之，他想尽办法凑钱，为所办的刊物提供所需的费用。光靠点稿费和牙齿缝里节省的钱作为办刊物的费用是远远不够的，无奈之下，他又只好在父亲身上下功夫了。于是，他便在5月中旬给父亲写信。离别家人两年多，由于忙于学习与参加各种政治活动，所以一直没有给家里写信。为此，一提笔他先写自己对父母的思念之情，接着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最后以物价与学习费用上涨等为由，说现在囊袋羞涩，让父亲速给他汇款去。
远在日本留学，刘子敬能接到儿子的来信，并得知学习顺利，自然分外高兴。他本为性格豪放之人，哪会在儿子身上打小算盘呢？再说刘耀瑸又是他最疼爱、寄希望最大的儿子，一见儿子在信里说口袋里没钱了，就心疼得不得了，只怕儿子在外边吃苦受罪，同妻子说了一声，就把一张一千两的银票给儿子寄去了。刘耀瑸接到了父亲的回信，其高兴劲儿实在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因为他不再为办刊物缺少费用而操心了。总之，办《二十世纪之支那》这个刊物绝大部分经费都是刘耀瑸拿出来的。
1904年春天，东京又迎来一批从国内赴日留学生，其中有既是刘耀瑸的襄阳同乡又是同学的朱绶光、郑江灏，还有湖北京山的刘英、刘铁、刘杰三兄弟。由于他们与刘耀瑸的理想、抱负相一致，所以很快都成了刘耀瑸的挚友兼兄弟。
刘耀瑸正在热情地欢迎朱绶光、郑江灏等人到日本留学的欢乐气氛还未消失，却又惊闻到邹容死去的噩耗，这简直如晴天霹雳一般，使刘耀瑸陷入极度的悲愤与痛苦之中。邹容的一生是短暂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一生。真可谓：
邹容生来气豪壮，笔墨胜过真刀枪。
唤起民众千百万，斩杀清廷狗豺狼。
欲知邹容小小的年纪，怎么会死了呢？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