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

【评析】

“以识为主”是辨体的前提，而所谓“辨家数”，重在识辨各家各派之“体制”。《诗辨》曰：“诗之法有五”，其一为“体制”；又专论《诗体》，有“以时而论”之体，有“以人而论”之体。其《答吴景仙书》又强调“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均指各家各派之文学特色与风格。“体制”，语出黄庭坚《书王元之竹楼记后》，然黄庭坚以文题相应为合于体制，似与严羽所论不同。朱熹《答巩仲至书》曰：“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晦庵集》卷六十四）则与严羽之意相近。

辨家数、辨体制的诗学思想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在理论方面，涌现出一批辨体的专书，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和许学夷《诗源辨体》等；在创作方面明清诗学也严分古、近体，五、七言，如王世贞《王氏金虎集序》说：“五言古苏李其风乎，而法极黄初矣。七言畅于燕歌乎，而法极杜李矣。律畅于唐乎，而法极大历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