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封建社会状态及对后世的影响

封建社会的状态

周行封建后，对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影响颇多，诸如上述等级制度及秩序的确立，及因土地分配而产生的农奴现象等。此外，我们尚可以看到其他现象。

第一，农业与工商业相继兴起后，由于次序等级稳定，周人得以努力生产。次序混乱，足以妨碍生产；次序安定，足以促进生产。周民族克服殷商以后，推行封建制，次序大定，于生产有极好的影响。同时，周民族因习见了殷民族之努力于农业，故自社会稍稍安定后，即以殷人为鉴，而向农业方面努力迈进。《尚书》述周公之言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文中历数殷、周两民族之贤君，指出某也在位长久，由于得知小人（农民）之依，知稼穑之艰难，某也在位不长久，由于“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力言“继自今嗣王”应知稼穑之艰难，不可“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周民族克殷后推行封建，使农业得以发达，我们可参考《诗经·甫田》篇，以证周初农业之发达。其次，农业的收获，既有剩余，以这点剩余为基础，工商业便得同时兴起。周初已有工商业，是不容否认的，就以商人的地位看，也可以得一些证据，如，“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士之子恒为士，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农之子恒为农”（《国语·齐语》）。至于当时工业亦有兴起之象，但大多数是手艺人之工业，我们可从《周礼》去考证：“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周礼·考工记》）而工商之兴起，有赖于周代推行封建之制度，因为社会等级得以确立，所以社会秩序得以固定，因而人民得安定以从事生产。

第二，世族垄断选举。在宗法社会和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观念是“亲亲”和“贵贵”，因此绝没有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大夫。那时的贵族都以宗法的身份和门第互相标榜着，因此，在当时的选举制度，选举方法是从贵族中拣取深资和有才干的人来担任重要官职，用那时的话来说，便是“赏功劳”、“明贤良”和“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举不失德，赏不失劳”。所以，他们既主张“择善而举”，却又同时主张“举不逾等”等。因此，政治为贵族所垄断，平民根本无参政做官的机会。

第三，姓氏制度与婚姻制度方面。在封建制度影响下，诸侯以国名为氏，是天子所赐给的；大夫以受封的始祖的别字为氏，或以官名为氏，又或以邑为氏，是诸侯所赐给的。氏或称为“族”。此外，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称姓不称氏。因为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所以妇人的姓非常重要，因他们以为同姓结婚是不能繁殖的。虽然那时的国家或氏族也偶有破坏同姓不婚的规律，但例子不多。

第四，中下阶级的自由恋爱。在封建制度期间，中等以下阶级男女的关系，是颇为自由的。但是，那时男子虽然可以直接向女子求爱，女子虽然也可直接接受男子的爱，或是男女们又有约期私会，他们也是有时被家长们监视着的。此外，中下层的社会里，有较严格的婚姻制度存在，若正式婚姻，是需要“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的；也可以由男女双方自己谈判，但是其间也缺少不了媒人。总而言之，在中下阶级里，男女的恋爱是受到束缚的，然而却仍然有着半自由恋爱的婚姻。

第五，娱乐方面。在封建制度下，贵族阶级有些特殊的娱乐，称为“女乐”，这是女子的歌舞队；又有“优戏”，多用于祭祀时。贵族们在幽美的园林里，喝着酒，一面听着音乐，一面左拥右抱，其乐无穷。有些在家中玩厌了，便出外游散、打猎，以解烦闷。但普通的庶民，由于他们身份受到束缚，而且除了自己耕种外，复借其力为贵族耕公田一块（这块公田的面积，大概等于若干农人各自所耕田的总和的十分一），所以普通庶民一年到头只有忙碌着耕种，仅有在农闲时候，才偶有喝酒吃肉、欢呼聚乐的机会。

第六，风俗方面。与封建制度同时推行的，便是宗法制，这种制度是用以稳定社会关系的。而宗法制与宗教也有极大关系，因而影响到当时社会的风俗趋于迷信及敬祖观念。例如规定宗子有主祭的特权而不许支子主祭，《礼记·王制》所称“支子不祭”，便是这个规定。支子虽不主祭，但不能不尊祖，为着尊祖，只好敬宗，故曰“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样，宗子的地位便因主祭的缘故而重要起来。另外规定小宗传至五代，必将其所继之祖（即高祖上一代之祖）迁到远祖之祧庙去，而大宗则可祭百世不迁之祖。因此，当时的宗教及敬祖观念甚浓厚。

封建制度对后世的影响

上古部落，棋布天下，植根深固。有大酋长起，挞伐与羁縻并行，凡举部族以归命者，即因其故土而封之，于是“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苍生，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周代自实行封建后，便将当时四分五裂之部落诸侯国加以统治维系，而另一方面又分封同姓宗室及异姓功臣以往所占领之领土内，因此使局面变为一统，所以封建制度遂成吾国大一统国家之基础。

中国经历唐、虞、夏、商四代，从表面观之，可以称为统一时期，但中国内部文化，仍然有无限阶级之分。及至周采封建制，大封诸侯，其作用有二，一曰分化，一曰同化。所谓分化，谓将同一的精神及组织分布于各地，使各因其环境以尽量地自由发展；所谓同化，乃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总体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识。封建制度乃将宗室及功臣分封，而他们有些分封到与异族接邻的地方，因而使华夏文化发扬光大与传播至各地。

在周以前，夏、商等不曾建立严密的封建制度，所以夏族与外族（夷、狄）的关系在政治上为羁属关系而已。但自周以后，确立了封建制度，把原来各族赶走的赶走，征服的征服，经过了几百年的同化，我华夏民族才开始萌芽。及至春秋时，诸夏民族仍是被四面外族所包围，于是中原各国互相联结，共同对抗外族，提倡“尊王攘夷”；外族中的诸侯（如楚）被消灭，其族人渐被诸夏所同化，成为诸夏的一分子。于是，上古许多不同的种族，此后便混合而成为了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

周以前，所谓“中国”，大致不出今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在这个区域之中，也还有很多文化低落的部族杂居。而周实行封建制，其中之目的如宾四师所说：“封建制乃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盖封建即是周人之一种工作，不断向东方各重要地点武装移民，武装垦殖，而周代的国家不断的扩大与充实。”及自春秋以后，诸侯势力日渐强大，于是侵略其他外族，实行扩张自己的领土，例如楚、吴诸国尽力并吞南方的蛮、夷，秦、晋等灭尽北方的夷、狄部落，于是华夏的疆域便日渐扩大。此亦为封建制之重要影响。

过去，史官之所以能分清楚各氏族，和我国华夏民族得以不断扩大、延绵不绝，乃由于谱系之完整。春秋时，诸侯之国，公子公孙，支分派别，有关列官分职，世有掌司，因以命氏。自战国以后的人，以氏为姓，五帝以来之姓虽亡，而秦汉以还，姓氏合并之姓，追溯其源，多知其出自古帝。后之史家，辨伦脊，察条贯，自知华夏之民多为炎黄遗胤，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皆古封建之赐也。此为封建之另一影响者在此。

世谓中国古代，皆在宗法社会中，而所谓宗法，实成立于周朝。宗法虽非由于封建而有，但是因封建制度之影响，使宗法日益完善，而其功效亦益显。所谓封建政治，实亦是宗法政治。及周以后，秦、汉的君主虽用郡县制而不用宗法制来治理天下，原来封建之大宗一变而成为家族，政治于上，家族分于下，因而使人民知有家而不知有国，但其政治与典制、伦理风俗，亦多沿袭宗法社会的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