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初的政治社会情态

秦统一天下不过十五年而亡，一切建设或需要改良的，则由于时间短速，以致人亡政息，随着秦的亡国而解体；相反，战国秦末以来一切的弊政，多在汉初发挥了作用。故汉代初年的社会经济、教化风气、国家内部政治与外族的压迫等，都成为当时严重的问题，而有所急于改良。

汉初的国际形势

就当时国际形势而论，尤其在处理异族方面，积极言之，如何教而化之，使与中国同；消极言之，如何防止彼等的入侵，也是个当前急务。如《史记·律书》说：“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挠，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除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巨愿，且坚边设侯，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军，”汉之初定天下，高祖七年，冒顿围高祖于平城，高祖仅得脱。文帝时，匈奴骄纵如故，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以致时侵边塞，汉廷亦不能再安于和亲之途，故贾谊《陈政事疏》慷慨陈词谓：“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大县，窃以为执事者之羞也。”然匈奴是时所以势强原因，多由于汉人之辅翼不少。韩王信降匈奴，匈奴因而引兵南下，乃有平城之役。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时来侵盗。其先更有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命在胡。陈豨反，燕王卢绾又亡入匈奴，率其党俱去者且万人，往来苦上谷以东。文帝时，为胡人谋主者，乃汉使宦者燕人中行说，是知非尽为匈奴有此力量，凡此皆足以促使汉廷国力受到牵制。

汉初内部的统治力量

就汉廷之内部统治力而论，汉初推行封建诸侯王，不久便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诸侯王的骄纵进而动摇了汉廷的统治力。高祖时，列侯初封，大者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至文景之数世间，流民既归，户口已多，列侯大者三四万户，小国倍之。既而子孙骄逸，忘其先祖之艰难，而屡陷法禁，以身害国，以致影响于政局甚大。如吴王濞之初封，王三郡五千城；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铜山，乃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又有海盐之饶，不赋于民而国用足。如是经三四十年，国力既丰，自谓国虽小，地方三千里；人虽少，精兵可具五十万。骄纵之势既成，使中央虽欲守真宽简的初政而不能。又如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一时自山而东游说之士毕至；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得赐天子旌旗，从千乘万骑，威导如天子。其他诸王荒淫骄纵之事例不胜列举。而富商大贾则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亡命游侠之徒，诸侯王亦往往招致养匿，相结为奸，淮南王则更甚者。江都王非亦盛招四方豪杰。赵王彭祖更借侯王之势力经营商贩，故贵族与商人声气互通，相为消长，如吸血之虫潜伏汉廷身上，亦为导致景帝时吴、楚七国反叛的主因。

汉初的社会民生

就社会民生而论，当封建全盛时代，井田尚行于世，除了封建君主的食租衣税富贵与民悬殊以外，其余固无大不均。至东周以后，下及汉初，情况已大为改变。我们可从汉儒的论政看到当时情况。如董仲舒指出：“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筦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而晁错亦上疏文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弧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惫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食货志上》）已说尽当日农民生计之困难与社会商人豪富势力在土地上的大兼并。若再看《汉书·张安世传》所谓“贵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戈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的记载，可以看到当日的封君、地主和工商的竞肆攘夺，试问百姓如何能生活？

汉初的教化治道

社会教化方面而论，经过数百年的战乱而到汉代初年的文教风气，也是个严重的问题。贾谊的《陈政事疏》指出：“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时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日异而岁不同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而董仲舒的《天人策》亦指出：“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盖见时人指陈汉初承秦之失政以来社会风化之坏，最为当前国家的急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