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汉的政教治乱

第一节 光武中兴及其政治评价

刘秀的起家及其治绩

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九岁而孤，养于叔父良家，性勤于稼穑。地皇三年南阳饥荒，起事者多，世乱，人心思汉，多托符命图谶，谓刘室当复兴。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秀曰：“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秀遂相与起事于宛，时年二十八岁。其兄伯升（）已起事于舂陵，乃率众与之会合，声势遂大。更始三年六月，诸将拥立秀于鄗，都说是“符瑞之应”。当时关中有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二十八，自高祖至此共二百二十八年；汉德为火）又有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刘秀即位后，经十二年始平定群雄，统一天下。光武虽为帝裔，但族属已疏远，与平民无异。幼时曾在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故虽起自干戈，尚修儒行。其在位三十三年（建武元年至建武中元二年，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事迹可述者如下。

第一，崇尚节俭。《后汉书·循吏传》云：“光武长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身衣大练，色无重采。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异国有献名马者，日行千里，又进宝剑，贾兼百金，诏以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损上林池篽之官，废驰骋弋猎之事。……勤约之风，行于上下。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故能内外匪懈，百姓宽息。自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

第二，并官省职，以减政费，文书调役，务求简寡。《后汉书·百官志》谓世祖（光武）中兴，务从省约。《郡国志》谓其所省者，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应劭之《汉宫》有云：“大乱之后，海内人口减少，边地更萧条，几无人烟。建武二十一年，马援于边地置烽侯堡壁，兴立郡县，而人口不过十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长，招还人民。光武笑曰：令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乃建立三营，屯田殖谷，弛刑谪徙，以充实之。”

第三，尚文治，不轻易用武力。《后汉书·光武本纪》谓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建武十二年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阵），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每旦视朝，日侧乃罢；尝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

第四，改正后妃之制，杜后宫之患。《后汉书·皇后纪》云：“光武中兴，斫雕为朴，六宫称号，惟皇后、贵人。贵人金印紫绶，奉不过粟数十斛。又置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并无爵秩，岁时赏赐充给而已。”

光武微时，适南阳新野，闻有阴丽华者，美而贤，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长安的卫戍长官）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更始元年六月，遂娶阴氏于宛。更始二年春，光武击王郎，至真定，为结合真定王刘扬，纳其甥女郭圣通。及即位，初二人俱为贵人，郭氏于建武元年生子，阴氏固辞皇后位，二年立郭为皇后。建武十七年，废郭皇后为中山王太后，阴氏乃立为皇后。建武二十八年，郭氏死。阴氏之子立，是为显室孝明帝。

第五，对功臣、文吏有驾驭之术。光武以政事委之三公，而功臣不用。《贾复传》谓，是时公卿列侯，参议国家大事者，惟邓禹、李通、贾复三侯耳；复等亦能剽甲兵、敦儒学。《马武传》云：“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大官无余。有功，辄增邑赏，不任以吏职。故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

第六，光武虽封诸子为王，而所给予之土地狭小，亦不赋予强大权力。封元勋功臣为列侯，所与土地最多不过四县，皆无力以威胁朝廷。光武对于文吏督责甚严。《后汉书·申屠刚传》云：“时内外群官，多帝自选举。加以法理严察，职事过苦。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

第七，礼处士，尚名节。光武对在野处士之守节不屈、不就官位者，无不优待尊敬。《后汉书·逸民传》所记隐逸不仕之士甚多，严光即为一例。《逸民传》云：“严光，字子陵，会稽余姚人。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遣使聘之。三反而复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耶？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复引光入，论道旧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终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光武又以卓茂、孔休、蔡勋、刘宣、龚胜、鲍宣等人同志不仕王莽，名重当时，咸加褒显，或封其子孙，以奖励名节，养成东汉淳美之士风。

第八，选举孝廉。西汉自武帝以来，选举人才，或由天子策问，或命地方官选荐，或采用学校之学生；所选举之名目繁多，或曰贤良方正，或曰直言极谏，或曰孝悌力田，或曰孝廉，但未成为定制。东汉时代，每年由州郡举孝廉（孝行廉直之人），成为定制。官吏大抵为此科出身，对后汉一代人心风格，影响甚大。后又规定名额，加以考试，遂成为隋唐科举制之前身。

要之，光武之政策，为废王莽制度而复汉制，譬如王莽时代依《周礼》、《书经》而改西汉官职，光武则大抵恢复西汉之制。王莽增设新税，大抵均被废弃。王莽时代币制复杂，光武悉废之，建武十六年规定完全用五铢钱。土地制度，光武时代注意及之。奴婢制度，亦大加改善。

光武帝的错误措施

光武的政治措施并非完全正确。

如光武帝检讨西汉之所以亡，以为宰相权力过大，以致出现王莽之相权超过君权，终移汉祚，乃转采削减相权政策，自揽政权。事事归于台阁，失去政府节制王权的作用，终于出现了五害，在恶性循环方式下戕贼国本，此为光武错误之大端，历史所无法曲宥者！仲长统昌言法诫篇叙其事最得实情，云：“光武帝愠数世之失权，愤强臣之窃命，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汉武帝对外用兵，虽也仿照秦制的七科谪发，而主张所行者则为乡兵制。高祖约合古代兵制为轻车、骑士、楼船、材官为四科，于天下郡国置尉（郡都尉和国中尉），于每年立秋后讲肆课试以教民，而统诸中央之太尉。“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光武帝即位后，为省经费，于建武六年首罢郡国都尉官，七年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四科乡兵。如此，地方完全解除武装。其动机不过为节俭爱民，而竟招致外强内弱、受制于边郡羌戎之后果。东汉之亡与三国之割据亦造因于此。

光武又一错误措施是废边防。光武曾省并全国的县四百余处，其事在建武六年，其地多在北方与西方。单位减少，组织松懈，人民无所托命，户口日趋稀薄；边疆空虚，自然招致外族之内侵。其目的不过在于节俭省钱，殊不料五十年后，羌乱开始，先后费钱三百六十四亿余，西北诸州凋残虚耗，为后汉带来无穷之灾患。

西汉亡于外戚，光武应引为前车之鉴，然光武对此殊不知改，仲长统法诫篇谓光武不假后党权力，殊非笃论。例如以郭况为绵县侯，封樊宏为长罗侯，樊丹为射阳侯，樊寻为玄都侯，樊忠为更父侯，阴识为阴乡侯，亦已打破高祖时非有功不侯之制。其后又欲封阴兴代吴汉为大司马，虽阴兴坚辞而止，但阴氏在建武承平之世，家势甚盛，其门下宾客的放态与不义行径，为社会士人所不齿。如第五伦所谓：“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尤少守约安贫之节。士大夫无志之徒更相贩卖，云集其门，众煦漂山，聚蚊成雷，盖骄佚所从生也。”凡此，多少种下东汉外戚用事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