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明、章之治道及其评价
治绩的表现
第一，善于理刑。《后汉书·明帝纪》论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钟离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为言。”又《明帝纪》载馆陶公主为子求郎而不许，帝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则民受其殃，是以难之。”由于明帝能善于理政和慎选官吏，故出现“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的现象。
第二，提倡礼文。光武起自儒生，明章二帝皆积学之主，故留意于礼文之事。明帝永平二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养老礼，其诏曰：“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礼……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诗》曰：‘无德不报，无言不酬。’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禄养终厥身。”由于明章二帝兼承而发扬光武尊老敬贤之风，故令社会风俗大变为淳朴敦重。
第三，奖励孝行。光武鉴于士大夫于新莽时贪慕富贵而不顾气节之往事，即位后，即奖励气节和重视孝行。至章帝之世，尤奖孝行，袁宏《后汉记》述帝奖励江革“居家专心于孝养，不为修饰之行，务适亲惫而已。……每至岁时当案此，革以母老不欲劳动，自在辕中挽车，不用牛马”之行为，赐以谷千斛，又“尝以八月长吏，存问致羊一头，酒二斛，以显异行”。自汉武表彰六经以来，风俗已日入于淳美，嘉言懿行之西汉，人才辈出。再经光武、明、章之提倡，儒学益盛，浸润日深，形成一美好之社会风教。
第四，能驾驭外戚。光武之得国，富豪之助力甚大，故即位后大封他们为侯爵。然外戚们恃势益放态。明帝矫光武之失，不侯外氏，《窦宪传》谓永平中常令阴党、阴博、邓叠三人更相绅纠，以防贵戚。章帝即位，以马廖为卫尉、马防为中郎将、马光为越骑校尉，会大旱，言事者以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请依旧典。章帝非马后所出，故极意承惧，卒封卫尉廖为顺阳侯，防为颖阴侯，执含、吾光为许侯。这些外戚们行为虽有过分，然帝亦能制之，如窦宪在章帝世亦尝横态，赖帝裁抑之。所以明章之世，外戚未至为祸，更未见母后临朝之事。
第五，兵威远达四方。中国对外的发展在光武时已有基础，而在明章两代三十年中，汉代的国力更为充实起来，屡次对外用兵均获胜利。光武建武后期，匈奴分为南北单于。明帝永平十六年，以窦固、耿秉为将伐北匈奴，到天山取呼衍王地设置伊吾庐屯田。固更遣假司马班超往使西域，攻杀匈奴使者，降服鄯善、于阗等国。章帝元和三年，超再率兵降服西域五十余国。从此西域五十多国也都奉质子到长安，称臣纳贡。就是帕米尔西数千里以外的国家，也重译来奉献。
第六，提倡儒术。明帝永平元年，长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诺儒共正经义，顿令学者得以自助。”所谓“先帝大业”乃指“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所以明帝乃下令太学将大夫、博士、议郎官、郎官及诸生诸儒曾就白虎观，讲论五经同异，使五宫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四年，为四姓小侯开立学校，置五经师。八年，由于“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乃下令群儒选高材生受学《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帝更亲自讲学，诸儒执经问难于前。一时匈奴亦遗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
第七，兴修农田水利。汉平帝时，黄河、汴水决堤，历新莽及光武均未暇修复，鲁豫蒙灾，百姓怨叹。明帝永平十二年，发兵卒数十万，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长凡千余里，凿山开涧，防遏衢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河、汴分流，水患始息。
第八，制定良好的田制。《后汉书·王景传》谓：“（景）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循吏秦彭传》云秦彭建初元年迁山阳太守，“兴起稻田数千顷。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脊，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乡县，于是奸吏跼蹐，无所容诈。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齐同其制。诏书以其所立条式班令三府，并下州郡”。由于当时具有良好的田制，所以人民能生活安定，奸吏更不能从中榨索。
第九，佛教输入。明帝时有一特应注意的事，便是佛教的输入。佛教的始祖名瞿昙悉达，源始于印度，后由中亚细亚康居和月氏传到天山南路，到汉明帝时，中国已有佛教的传入，当时有楚王英画佛像祷祀。明帝对佛教的印象也不错，于永平八年遣蔡愔等使西域求法。十年，蔡愔等偕佛教僧迦叶摩腾和竺法兰返洛阳，带回中国的有四十二章经。明帝在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有佛教经典和佛教寺院的开始。从此中印文化互相交流，对两国文化均起了重大的影响。
明、章施政的缺点
第一，稍严于法。明帝虽能善于理刑，但嫌稍严于法。光武以吏事责三公，三公多以罪退。明帝时，三公九卿以罪罢免赐死者尤多。永平四年，司徒郭丹、司空冯鲂免，陵乡侯梁松下狱死；十一年，司隶校尉郭霸下狱死；十二年司隶校尉王康下狱死；十三年河南尹薛昭下狱死；十四年司徒虞延自杀；十六年司徒邢穆、驸马都尉韩光坐事下狱死，其著者也。明帝防制宗藩，而楚王英之狱牵累者更至数千人。但章帝则稍易以宽和，事从宽厚，从陈宠之议，除惨狱之科五十余事。
第二，国用不足。汉代田赋过轻，仲长统已言之。《损益篇》曰：“……不循古法，规为轻税，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灾，未逮三年，校计骞矩，坐视战士之蔬食，立望饿夫之满道……二十税一名之曰貊，况三十税一乎？”汉代国家经费平时仅能足用，稍一有变，即感不足。故明帝即议复盐铁，但因群臣意见不一而终作罢。章帝时复置盐铁官。《通鉴·章帝纪》载对诸昆弟及群臣赏赐甚厚，甚至“过于制度，仓帑为虚”。何敝奏记宋由曰国家不应赏赐过度，以至“空竭帑藏，损耗国资”。他又说：“寻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赐赍，宜有品制，忠臣受赏，亦应有度”，建议“除苑囿之禁，节省浮费，赈卹穷孤”，惜由不能用。汉代经费本微，加上皇帝赏赐无制度，故国用益不足也。
第三，选举不实。建初元年诏曰：“夫乡举里选，必累功劳，今刺史守相，不明真伪，茂才孝廉，岁以百数，既非能显，而当授之以政，甚无谓也。”王符《实贡篇》述当时“官无善吏，位无良臣”的理由，皆出于“取之乖实”、“朋党用私，背实趋华，其贡士者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妄生羽毛。”东汉选举之弊，长浮华之俗，章帝时已见之。
第四，风俗奢侈。建初二年诏曰：“不伤财不害人，诚欲元元去末归本，而今贵戚近亲，奢纵无度，嫁娶送终，尤无僭侈，有司废典，莫肯察举。”东汉奢侈淫靡之风已大盛于章帝之世。王符《浮侈篇》谓当时京师贵戚之享受，甚至“奢过王制”，又曰：“其嫁娶者，车骈数里，缇帷竟道，骑奴侍童，夹毂并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其不逮，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又述：“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檽梓楩柟，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此皆汉代贵戚豪家奢侈之状也。
施政的影响
第一，群臣苛刻成俗。由于明帝时稍严于刑法，以致刑罚非轻，造成群臣争为严切，苛刻成俗。《后汉书·酷吏传》谓周纡于“永平中补南行唐长，到官晓吏人曰：‘朝廷不以长不肖，使牧黎民，而性仇猾吏，志除豪贼，且勿相试。’遂杀县中尤无状者数十人”。后“以威名迁齐相，亦颇严酷，专任刑法，而善为辞案条教，为州内所则，后坐杀无辜”。可知明帝用法确实影响以后酷吏之出现。
第二，埋下东汉亡国的暗流。光武、明、章三帝虽称名主贤君，但他们的措施有很多是东汉衰乱之所由。“光武明章六十年间，徒察于吏事末节，不思重整已坠之纲纪。三公等于具臣，郡县漫无统属。无任事之人，无必行之法。过此以往，朝廷之尊严扫地，而浮议出于在野之士流，于是朝野相仇，失所宗主，自章帝以后，真可谓之乱国。”此正是当时之弊。加上明章时国用不足、选举不实及风俗奢侈，这许多缺点，正是东汉衰乱之暗流。
第三，引起中西文化交流。由于明章二帝对外用兵多获胜利，大破匈奴，清除了中西通流之阻隔。加上班超之出使西域，降服多国，使国威远播异域。从此中西路线开放，使中西文化得以交流切磋，更引起中西交通及贸易之发达。从西域输入的，以佛教影响中国学术文化、思想、艺术等各方面尤多，甚至今天，还受着它的影响。
第四，儒术兴盛。光武起自儒生，明、章二帝皆积学之士，故对儒术特别注重。不但提倡礼文，奖励孝行，更立学校，置五经师及博士，又将诸经如《春秋》、《谷梁》等加以校正，以“扶微学、广异义”。章帝更亲临白虎观讲学，诸儒执经问难于前，由是儒术大盛。后匈奴亦遣子入学，济济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光武明章，三世相继，劝学兴礼，为前古所未有，故其风流所被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