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东汉的士风

东汉士风向称醇美，原因何在？有无缺点？对当代政治有何影响？近人论之颇详，莫衷一是。东汉一代，读书之士人大多崇尚节义，砥砺名实，风俗之美为世所罕有，其节操德行也，驰誉一时，现试详细论述之。

东汉士风形成的分析

汉代外戚之祸很是厉害，西汉即亡于外戚之手；至东汉，外戚之祸更甚。因此，诛外戚的事件屡有发生。而东汉诛外戚的事件，都有宦官与关。事成之后，被外戚把持的政权，便往往转移至宦官之手。宦官因为有功，遂渐渐专权。宦官既已专权，自然就有人望风迎附，于是州郡之察孝廉、举茂才，及征辟贤良，皆承顺风旨，以贵阿附。但也有一班儒生却因此仇恨宦官，乘着时势，推波助澜，批评政治，攻击奸人。其在朝廷或地方做官时，遇有机会，便不惜以严厉的手段惩治贪污的宦官亲戚，与恶势力争斗。有时便不免要与外戚大臣相结纳，以期去恶务尽，博得一个痛快。宦官因此格外痛恨这一班人，得有机会便欲构成罪案，杀害一般儒生。谁知儒生愈杀害，反对来得愈激烈，愈能博得社会的同情，这就是东汉士气振作的起因。

东汉太学以“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为口号，而李等都是当时的大官。这班太学生，不以同学青年为楷模，而以在政府的达官为榜样，严格来说虽含有攀缘权势的成分，然而他们所谈论的只是品贩人物，臧否相尚，主持正义，非议朝政，使中外承风，公卿畏其贬议。在这种力量之下，自应能使权奸畏惧，宵小敛迹，收有肃清政治的相当效果。无奈当时黑暗势力太大，他们又不肯妥协，有时必须直接冲突，太学生们也顿愿供奔走，冒难险，甚至牺牲性命，所以有两次“党锢之祸”的发生。此皆由于正直者与太学生之团结，故能慷慨承受，无所尤怨，乃有此种蹈仁取义、舍命不渝的行动。

同时这班人利用清议之风，激扬名声，砥砺气节，社会上遂隐然有是非善恶的标准。贤者有所趋赴，不肖者知所企及，故人皆以与李、陈齐名为荣，未得列名党籍为憾。此即可见正直者所努力的效果。这派人对于社会的要求，无非在使社会上善恶分明，是非有明确的标准而已。他们是利用清议之力促其实现的。但清议之所以可利用，及声名之所以易于激扬，与东汉光武之奖励名节实大有关系。光武统一天下之后，鉴于人情之伪薄，曾极力尊崇节义，敦厉名实，举用经明行修之人，推重岩穴幽隐之士，故在当时，风俗为之一变。虽其后日久废弛，朝政昏浊，恶人甚多，然名节观念究竟尚存在部分人心中，而能发生伟大之影响。

春秋战国之际，游侠盛行，秦始皇虽杀豪俊，以弱天下之民，然楚汉间遗风未泯。代相陈豨，从车千乘；吴濞淮南，宾客以千数。魏其、武安之徒，皆竞逐于京师，布交游于天下，同时布衣之侠，则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济南氏、陈周庸、郭解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报仇谢恩，千里诵义。贵族贤豪，争相交识。然此为集权政治所不许，故景帝大诛游侠。武帝时法网逾密，徙豪杰于茂陵，利用儒家尊君之说严加取缔。但任侠之事，并非即已断绝。东汉之末，主荒政谬，阉宦任权，社会颠仆，游侠之风复盛。故士大夫愤世俗，包取仁义，团结标榜，以与恶劣政治相抗，而成此轰轰烈烈之士气。

汉武帝表彰六经、设五经博士、创立太学及博士弟子员，儒学因之大盛。及至东汉，学校之盛，过于前代；而征辟、察举选士的制度，都以明经修行、廉直孝悌为依归，遂使礼让之风大行，节烈之事迭见，流风所被，浸成风俗。光武帝即位，于提倡儒学之中，竭力奖励学者的气节，如访求不肯为王莽所用的卓茂，拜为太傅；征召严光、周党等，加以优礼。而继起诸帝都能秉承光武的精神，推行政教，于是一时士风大变，一反王莽时代谄媚阿谀的作风。士大夫以不慕荣利、不畏权势为清高的风气于是形成。

东汉士风的特质

东汉时代，由于士风的激励，在社会上常可看到的情形如下：

一，久丧。父死服丧三年，亦有加倍服丧，甚至有行服二十年者。

二，推财。如兄弟分家析产，推多取少。

三，避聘。避官府征辟，不就高位。

四，报仇。家有仇怨，不惜奋图以报。

五，报恩。故吏对举主，门生对业师，如有急难，挺身救护，以报知遇。

六，清节。一介不取，推财与人。

大体而论，东汉士风亦自有其缺点。道德自为人生不可缺少之要素，然亦只是人生中一端，过分看重，不免流弊。譬如健康，亦人生一要端，若其人唯一看重健康，即不免种种流弊也。过分看重道德之弊，又可分两端言之。一则道德乃人人普遍所应有，并非可以争高斗胜。若专以道德来分别人之高下，便会造成社会上种种非常不近人情的行为，而其弊且导人入于虚伪。二则道德乃事事各具的一种可循之轨辙，若做事太看重道德，便流于重形式虚名而忽略了内容与实际。

东汉士人的道德观念似嫌偏狭，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标准，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不孝不忠，固然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标准，然只是孝士，亦不够做人和从政的条件。

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

由于东汉士人对道德的观念只看重个人和家庭，而忽略了社会与国家，结果，士人们所争的是个人的名气，所重的是虚伪的形式，对国家实务毫不关心，对社会福祉自难顾及。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也可以说是这种风气发展至巅峰的自然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光武帝之提倡气节、奖励名教，原为使人民明礼知耻，效忠一姓。这虽是一种自私的心理，但风气所播，后代志士仁人那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慷慨就义的气节因此而形成了。所以，东汉士风的转变，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也有很大的影响。

因东汉士人只看重形式的道德，不看重事实的效果，所以名士势力虽日大，而终于不能铲除宦官的恶势力。

因东汉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共戴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

然东汉士人还有一种共遵的道德，有一种足令后世敬仰的精神，所以王室虽倾，天下虽乱，他们到底做了中流砥柱，个别保存了他们门第的势力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