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东汉衰亡原因的分析

东汉自光武中兴，历明、章二朝，政局尚安，但传至和帝以后，政治日坏，及桓、灵之际，衰乱益显。其衰亡原因，约有下列数点。

东汉外戚之祸，始于章帝。光武本严御戚里，不使与政。章帝时，马、窦以军功贵盛，渐启纵恣。和帝即位，窦太后临朝，兄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和帝以后，母后临朝，外戚权因以重。《后汉书·后纪传序》：“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安、质、桓、灵），临朝者六后（章帝窦后、和熹邓后、安思阎后、顺烈梁后、桓思窦后、灵思何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汉承秦制，以阉人为中常侍，然亦参用士人。武帝数宴后廷，故奏请机事，常以宦者主之。至元帝时，弘恭、石显已窃权干政，萧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犹未大肆。光帝中兴，悉用阉人，不复参用士流，和帝践祚幼弱，窦宪兄弟专权，隔限内外，群臣无由得接，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宦官擅权自此始。和帝崩，邓后临朝，不得不用阉寺，其权渐重。邓后崩，安帝亲政，宦官李闰、陈逵等与帝乳母、皇后兄阎显等比党乱政，此犹宦官与朝臣相倚为奸。及帝崩，阎显等专朝争权，其后更有诸宦官违帝命及挟帝以行等放态之事。至灵帝时，何后临朝，立子辩为帝，后兄何进以大将军辅政，诛宦官，朝廷兵权俱在此手。时军士大变，袁绍、袁术等乘乱诛宦官两千余人，于是宦官之局始结，而国亦随之而亡。

东汉的皇帝，自章帝以下，都是年幼即位，故多女后临朝，而外戚亦专。皇帝稍长，便依宦官而与后戚对峙，于是皇帝与太后之争遂演化为宦官与外戚之争。东汉外戚与宦官之争，大体说来，公元89年至公元159年（和帝至桓帝）是外戚占优势时期，公元159年至公元189年（桓、灵时期）则是宦官独占政权时期，其间斗争凡四次之多。第一次是和帝、宦官与外戚窦宪之争。《后汉书·郑众传》：“和帝初，加位钩盾令，时窦太后秉政，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帝阴知其谋。乃与近幸中常待郑众定议诛之。”这是东汉宦官参与政争，并在政治上占一地位之始。第二次是安帝、宦官与外戚邓骘之争。第三次是顺帝、宦官与外戚阎显兄弟之争。宦官孙程等十九人在安帝死后，迎立被废的太子为顺帝，杀死专政的外戚阎显兄弟。孙程等胜利后，十九人皆封侯，宦官势力益盛。第四次是桓帝、宦官和外戚梁冀之争。宦官单超等五人合谋弑梁冀，其党羽亦被一网打尽。自此政权遂落在宦官之手，至公元189年世家豪族袁绍把宦官全杀尽为止。

光武时，乌桓联匈奴为寇，使马援击之。及匈奴乱，乌桓为汉侦候，因置乌桓校尉以护之。明帝以后，乌桓稍复寇边，灵帝时始桀骜不臣。《后汉书·乌桓传》：“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辽而有丘力居者……皆自称王。”鲜卑亦光武时始通中原王朝。和帝时匈奴单于北徙，鲜卑国据其地，渐盛，屡寇边，自后叛服不常。桓帝时，更封鲜卑擅石槐为王，且据匈奴故地，岁为寇抄。祸莫大于纵弛，后汉政治之宽纵，盖自章帝以来，降羌隐患，遂以决裂，几至不可收拾。羌兵不若匈奴之强，众不逮鲜卑之盛，而患转甚于匈奴、鲜卑者，以其居塞内故也。故东汉羌乱实晋代五胡启乱之先声。光武初，诸羌寇边，来歙、马援出师平之。其后，诸羌自相攻击，以烧当羌之滇吾最强。明帝初，窦固、马武击之，羌始败走，自是降徙塞内，为吏人所徭役。永初中，羌相连入寇，军旅不息，使国家财竭兵疲，颇以窘困。此后、桓、灵及以后各朝，西羌皆不常叛服汉室。

东汉晚年桓、灵两朝，官僚豪族和太学生反宦官的运动日趋激烈。他们反对当时政治上的黑暗和贪污腐败，宦官对他们也发动了有力的反击。在这一场大搏斗中，官僚、豪族、知识分子集团失败了，是为“党锢之祸”。当时宦官势力发展到极点，京师太学生三万余人，以郭泰、贾彪为首，与朝臣李膺、陈蕃主持清议，批评朝政，与宦官相抗。桓帝时，宦官诬奏他们是诽谤朝廷的党人，将李膺等下狱，牵连二百余人，禁锢终身，是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继位，外戚窦武又与陈蕃等共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李膺等百余人死于狱，罹难的有六七百人，亲属、门生都受株连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人君子被诛锄殆尽，士气大受摧毁。

东汉国事大坏于桓、灵，然桓帝之荒淫实远不如灵帝之甚。灵帝好微服游行外苑，造毕至灵琨苑，后宫采女数千余人，衣食用费日数千金，每郡国贡献先输中署，名为导行费，荒淫风气影响于下。其时外戚贵幸之家及中官贵族，建造馆舍，竞争奢费，丧葬逾制，侈丽过礼，皆上之化也。按灵帝即位，年仅十二，安能忆为侯时之贪？此宦官却自聚敛，而委过于君也。根底之深固如此，非用兵力，固不能铲除矣。

东汉末年，财政用度渐见不平稳，且开支过于收入，造成财政枯竭之现象。如边疆用兵为费过巨，《后汉书·段颎传》：“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可见国家开支之耗大。此外，官府复有卖官敛钱之事，使国家财政更为不稳定，《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又《张让传》：“（中平二年）南宫灾，让忠等说帝钦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发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黄门常侍辄令谴呵不中者，因强析贱卖，十分顾一。因复货之于宦官，复不为即受，材木遂至腐积，宫室连年不成。”又吕强传：“时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国贡献，先输中府，名为导行费……所输之府辄有导行之财。调广民困，费多献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书奏不省。”灵帝以后，钱法攘乱。献帝之世，诸方兵起，人民涂炭，公私扫地，其祸盖秦汉之际所未有。如董卓之于洛阳，李傕、郭汜之于长安，曹操之于徐州，袁术之于南阳等，此群雄割据之局，实因国家财政不稳定而形成，东汉亦因此而衰亡。

汉末政治污浊，民思为变。张角假符咒惑人，部勒徒众，遂有黄巾起义。东汉晚年，在农民群众中流行着两种宗教组织，一是太平道，一是五斗米教，大体有相同的宗教仪节。太平道的教主张角是巨鹿人，自号“大贤良师”，借治病传教组织农民。十几年中，徒众数十万，活动区域以东方为中心，向南北发展。张角于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部署他的信徒，分为三十六方，大方有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渠师，以带领群众，并向他们宣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此作为他们的口号。太平道的信徒又在洛阳和各州郡官府的大门上写“甲子”两个大字，告诉统治者他的命运要在甲子这个时期受到应得的裁判。灵帝中平元年（即甲子年），大方马元义数次到洛阳，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定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不幸，未及起事，张角弟子唐周上书告变，马元义被捕牺牲，灵帝下令逮捕张角。张角知事露，遂连夜通知各方，提前举事。参加起事的人都以黄巾为标志，到处燔烧官府，劫略乡邑，州郡失据，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东汉以降，郡国之兵废置无常。汉末改刺史为州牧，兵柄遂为地方所有。灵帝之世，四方起事，宗亲刘焉以刺史位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乃建议改置州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帝以焉为监军使领益州牧，以宗臣刘虞为幽州牧，政治、军事、财政皆为所有，以致州牧各据一方，酿成互相攻伐之局。

何进用袁绍议，召外兵以诛宦官，于是董卓拥兵而入，专朝擅政，遂开权臣用事之端。卓亦以骄态而为王允所诛。董卓虽诛，其部曲复结合，攻破长安，擅乱朝政，矜功争权，互相攻击，朝局因之混乱，遂成关西与关东军人之争。当卓西迁时，关东诸侯不事讨贼，各务兼并，连兵不休。袁绍以计诳韩馥，夺冀州，自为冀州牧。绍弟术结公孙瓒，绍连刘表，瓒屡攻绍不克，术使孙坚击表，为黄祖所杀。济南相鲍信迎曹操领兖州，操自称兖州牧。公孙瓒攻杀大司马刘虞而取幽州。孙坚子策，以坚故部渡江，破扬州刺史刘繇于曲河，又取会稽，降王朗，徇豫章，降毕歆，遂据江东。时傕汜之乱已平，献帝在洛，袁绍在邺，沮授力劝绍迎天子，绍不从，然后政归于曹氏，而汉祚以移。

哀、平之际，谶纬盛行。至东汉初，除阴阳、五行、灾异等迷信之外，又特重谶纬，和灾异被认为是上天的“谴”和“威”一样，谶则被认为是上天的预言。当时大家认为，上天对于事物，并不明说，而只是用一些仿佛相似的事物不明不白地来做暗示，这种上天的暗示就叫作“谶”。当然这谶是人造的，不是什么上天的暗示，但那时人们都相信这一套。而光武亦最重此事，《后汉书·光武纪》：“（中元）二年，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宣布图谶于天下。”又《桓谭传》：“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谭复上疏曰……今诸巧慧小才使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注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臣谭复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当时，诸儒颇引以为说，《后汉书·儒林传·李育》：“……至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与《左氏》、《穀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这种迷信思想成为势力阶级互相争夺皇位的皇牌武器，也是麻醉人民的工具，遂伏下了东汉衰亡之危机。其后曹丕篡汉亦以此为借口。

东汉末，天灾流行，户口已耗，据《后汉书·桓帝纪》曰：“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冗道路，至有数十万户，冀州尤甚。诏在所赈给乏绝安慰居业。……（延熹）九年……诏曰：‘此岁不登，人多饥穷，又有水旱疾疫之困，盗贼微发，南州尤甚……'”又《献帝纪》曰：“兴平元年……秋七月……三辅大旱……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经日而死者无数……”至于《理乱篇》曰：“汉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乱，计其残夷灭亡之数，又复倍乎秦项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此则甚于亡新之时也。悲夫！”此时，天灾横行，民不聊生，适逢黄巾起事，群众应而起者愈益。

东汉地方政权渐渐成长，当中亦为一种道义观念为之扶翼。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对太守，其名分亦自为君臣，或称太守曰府君，乃至为之死节。如汉末广陵太守张超为曹操所杀，其故吏臧洪怨绍不救超，遂与绍绝。与绍书，谓受任之初，志同大事，扫清寇逆，共尊王室，岂悟本州被侵，请师见拒，使洪故君沦灭，岂得复全交友之道，重亏忠孝之名乎？当时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甚至已进身为中央官，仍多为其举主去官奔丧。当时的土大夫，似乎有两重君主观念，甚至重主不重君，依然摆脱不了封建时代的遗影，间接促成地方势力的建立。

东汉衰亡之另一原因，实为开国建都洛阳所种下之远因。中国古史活动地区，大体在黄河流域。其西部上游武力较优，东部下游则文化、经济较优。此种形势，自虞夏殷周直至秦并六国皆然。西汉承秦都关中，长安为全国头目，东方文化、经济不断向西输送，使与西方武力相凝合，而接着再从长安向西北伸展。所以，西汉立国姿态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光武中兴，关中残破，改都洛阳，洛阳虽文物丰足，但地理上欠条件，难守易攻，故东方经济不免停滞，而对西方武力失其营衞，亦不免转弱。东西两方人口密度不调节，社会经济易生动摇，正如一端极热、一端极冷的空气下激起大旋风，东汉国运遂于东方的饥荒与西方的叛变两势力冲荡下断送。东汉立国姿态，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是以西汉长安充实而后西北武力得继续发展，而东汉一有边警，即议弃并凉、弃三辅；西汉夺朔方、开河西，而匈奴西域皆服，东汉视关陕如塞外，而边患遂蔓延。东方食少而有黄巾，西边多事而有董卓，此诚东汉衰亡之一大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