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晋初的社会政治情态与八王之乱

晋初的社会政治情态

自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起至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灭吴止，由于受战火的洗礼，中原人口为之锐减。虽然在历史上往往为着逃避纳税而有短报人口的情况，然亦不致距离太远。据《续汉书·郡国志》所记，桓帝永寿二年全国有两千六百七万九百六户，五十六万六千八百五十六口，而三国人口总数仅七百余万而已。然人口锐减除了战乱原因之外，尚有其他因素。盖自汉以来，除去洛阳、长安残破不堪之外，战略、产粮之区亦多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地人民除因战而死或被迫当兵者外，亦有庞大数目的人逃入深山自耕自食，聚族而居，如吴初之宗部、山越和土著大族，及蜀地极西之蛮夷等。他们对于政府的税捐固然不会缴纳，一切政令亦不予理会，政府的人口统计当然多未列入。所以晋初人口锐减，与此不无关系。

晋之得国，乃司马氏夺人政权于孤儿寡妇之手，以狐媚取天下，极不光荣。盖见当时由篡夺相承的坏风气影响下，一般读书人多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其转借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眷旧不忍遽背故主者，便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而元勋重臣却无一忠义之士，晋室之替乃势在必然。刘颂论封建之利以为：“国有任臣则安，有重臣则乱。树国本根不深，无干辅之固，则所谓任臣者，化而为重臣矣。何则？国有可倾之势，则执权者见疑，众疑难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疆御，虽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惧，曩之所谓重臣者，今悉反而为任臣矣。何则？理无危势，怀不自猜，忠诚得著，不惕于邪故也。”对于魏晋之禅代，一言中的。

曹魏法治之主要对象，其实乃针对中层人物（如宗室、大臣、外戚等），使彼等畏法循规而已。晋得天下后，未尝不欲有所作为，如武帝即位不久，尝规定郡国首相三年一次巡行其属县。惜其以守成之君，而借开国之世。汉末以来的一切积习，有待于逐一厘正，士人风气思想之败坏，乃需循循而匡正之，苟操之过急，把曹魏以来定天下之法治放宽了，一切的政治制度反而引起了波动。例如平吴后即厘定户调式、罢军役、去世兵，不免行之过速；加以武帝未能处理恰当，以致政令不肃而纲纪败坏。

曹操当政时，鉴于东汉以来高门大族奢侈风气甚盛，故曹氏及其部下均能操守朴俭。但至其子孙则不然，行猎倡色，无不为之。武帝袭之，怠荒政治，纵情酒色，更甚于曹君。《晋书·范宁传》说范宁上书指陈当时之弊政，诚一针见血。他以为：“人性无涯，奢俭由势。今并兼之士亦多不赡，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禄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无节。蒱酒永日，驰骛卒年，一宴之馔，费过十金，丽服之美，不可赀算，盛狗马之饰，营郑卫之音，南亩废而不垦，讲诵阙而无闻，凡庸竞驰，傲诞成俗。”风气如斯败坏，使无八王五胡之乱，晋代亦势难延续。

魏武坏风气之影响，至晋武帝统一天下后，未见熄灭。更由于晋武帝私偏高门大族，欺抑低级士人，实有增此阶层人士对王室之离心，不待八王之争，自有其肇乱之源。当时学者多不愿仕于晋室，间有入仕之途，亦为胡人所用，如王猛、范隆、韦等是。一辈知识分子不屑于出仕晋室，国家政治几至不可挽救之境地。

西晋八王之乱

一、八王之乱的原因

曹魏鉴于西汉外戚之祸，不许外戚干政。司马氏取得政权后，对外戚却未加防范，故八王之乱与其说起于宗室，不若说起于外戚较为恰当。武帝临终时，将政权委托杨骏。杨氏与袁氏自东汉以来均为儒学大族，更由于武帝耽迷酒色，太康元年以后多病，国家大事多交与杨骏处理。及武帝病笃，“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骏横行无忌，大权独揽。殆惠帝即位，贾南风为皇后，乃阴与孟观、李肇等谋，召楚王玮进京，杀杨骏及太后而取得政权；并利用楚王玮杀汝南王亮及卫瓘等，然后杀楚王玮，遂启八王之争。

过去治史者，多以为晋初封建启八王之乱源，其实晋初封建从未普遍彻底施行，纵有之，亦不致为肇乱之主因。唯其时过于重用宗室，又将临时设置性质的都督诸军事之职变为永久性，并委诸王任此职。八王所以互战之军队，皆为都督诸军事所节制。使八王不兼此职，军队不在手，恐或不致引起八王之争。《晋书·职官志》云：“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可见当时之都督诸军事，实操生杀予夺之大权，一旦归诸宗室藩王，乱事遂生。

晋时京师卫戍司令之职为北军中候，谁能控制此职者，亦即掌握京师的军权。既掌此军权，帝京之任何政变皆视此职之动向而定。晋武帝死后，杨骏擅权，贾后于元康元年召楚王玮进京，领北军中候之职，然后发兵诛杨骏，八王之争从此启幕。又“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玮刚愎好杀，恶之，欲夺其兵权，以临海候裴楷代玮为北军中候”，则楚王玮之被杀失势，乃在北军中候之职已易手之缘故。另有北军中候荀晞“奔范阳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兖州刺史”等的记载，可见此职对八王之争孰胜孰败的重要性。

魏晋坏风气影响下，至于晋一统天下，一切社会秩序及士人的败坏风气，不但未见灭熄，更由于武帝私偏高门大族、欺抑低级士人而增此阶层人士对王室之离心。晋八王之争，士人竞投八王为虎作伥的不乏其人。《晋书·王戎传》：“孙秀为琅邪郡吏，求品于乡议。戎从弟衍将不许，戎劝品之。”时人之品评优劣对青年之前途至为重要，若孙秀之流终不入品，虽有满腹经纶，亦无处施展，以致为小吏给使。及八王之争，孙秀依附赵王伦得势，乘机煽风点火，以为报复。至其得势而滥杀朝士，对奴卒厮役皆封爵位的所为，全是一种报复心理使然。

二、八王之乱的经过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对此事记之甚详，现述于后。晋自武帝受曹氏禅以后，于“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封建子弟为王二十余人，以郡为国。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邑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国，宫于京师，罢五等之制。公侯邑万户以上为大国，五千以上为次国，不满五千户为小国。初虽有封国，而王公皆在京都。咸宁三年（公元277年），诏徙诸王公皆归国”。不过，“宫于京师”未归国的依然不少。所谓八王之乱，就是以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为主角而演成的。这八王所演之惨变，其经过之情形甚为复杂。此等复杂之家族中的惨变，仅限于统治者的范围之内，本可置而不论。但当时的统治力因此动摇，当时的异族因此大举，则此等家族间之变乱，便有叙述的必要。兹为眉目清晰计，分为下之各项述之。

武帝临终时，曾有遗诏，以汝南王亮及皇后父杨骏共同辅政。骏以欲专擅之故，矫诏令亮出镇许昌，造成独当一面之局。迨惠帝继立，惠帝之后贾氏颇想擅权，杀杨骏，废杨太后，征亮入京，与卫瓘共同辅政。但亮与楚王玮不协，竟被其诬为有废立的阴谋；卫瓘也一同被诬。贾后听了楚王玮言，乃杀了汝南王亮与卫瓘。旋又把杀人之罪转嫁到楚王玮的身上，把玮杀了。从此，贾后乃更肆行无忌，废太子遹，弑杨太后，后更把太子遹杀了。

当贾后这样肆行无忌之时，赵王伦正在京师。伦借替太子遹复仇之名，乃联合齐王冏率兵入宫，废贾后，幽之于金墉城，随后又置之死地。伦自己则为相国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至于一同起事之齐王冏，则令其出镇许昌。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伦僭位称帝，以惠帝为太上皇，迁之于金墉城。

齐王冏怀恨被遣出镇许昌，于是联合河间王颙、成都王颖共同起兵讨伦。伦兵失败，其将王舆废伦，斩嬖人孙秀，迎惠帝复位。不久，伦也伏诛，成都王颖还邺中，冏之大计算是成功了。惠帝拜冏为大司马，冏以大权在握，肆行非法。

河间王颙于永宁二年（公元302年）上表言冏罪状，与成都王颖同伐洛阳，并使长沙王乂为内应。十二月丁卯，乂驰入宫中，奉天子命攻冏。连战三日，冏败被斩。事态至此，本已告了一段落，但河间王颙于灭冏之外，原来另有个计划。他想利用长沙王乂势力之薄弱去与冏战，希望冏把乂杀了，自己再兴师讨冏，并废帝立颖以专政。这梦想竟成了泡影。

颙的夙愿既未得偿，只好对成功的长沙王乂动武，于是遣其党冯荪、李含、卞粹攻乂，但不幸却被乂杀了；又遣刺客图杀乂，刺客亦被乂杀了。颙不得已，乃与颖同伐京师。这时东海王越正在京师，起为内应，于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僭入殿中收乂，置金墉城。乂终为颙将张方所炙杀。这时颖入京师，为皇太弟，都督中外诸军事，后来还镇邺中，中央有事，无论大小，都要到邺中请示，其专横比齐王冏执政时还厉害。

颖既得势，恣意妄为，自然引起各方的反感。永兴元年（公元304年）秋七月，右将军陈眕、长沙故将上官己等奉帝命讨颖，为颖将石超所败，且挟帝至邺中。这时平北将军王浚与东海王越之弟腾联合鲜卑、乌桓等大举向邺中讨颖。颖乃挟帝逃奔洛阳。河间王颙为图最后胜利，遣张方领二万骑兵挟帝拥颖至长安。颙至此时，知颖成众矢之的，乃废颖归藩，另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河间王颙既迫帝西走长安，东海王越传檄山东讨颙，并迎惠帝还归洛阳，其势颇盛，与颙分主东西。越于是乘其方盛之势，西向迫颙。颙不得已，逃入太白山中。迨惠帝还归洛阳，颙奔新野。越于是遣南阳王模扼杀之。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十一月，越又杀惠帝，立皇太弟炽即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是后外患益急，越以忧惧而终。自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起，至光熙元年止，共十六年之久，晋室统治势力全被动摇，造成外族内犯的绝好机会。

关于此事之评论，清儒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晋书》“汝南王亮传”条说：“西晋之政乱朝危，虽由时主，然而煽其风，速其祸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论之。案晋史以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长沙王乂、成都王颖、河间王颙、东海王越八人总为一传，不与宣、文、武诸子同篇，盖因晋时有《八王故事》一书（《隋志》不言撰人，刘孝标注《世说》屡引之），故取其名。然于劝善惩恶之旨，殊未当也。赵王伦，晋之乱贼，当与桓玄同科。齐王冏起义讨伦，虽以骄溢失败，较诸成都、河间、东海之大失臣节者，不可同年语矣。史乃以赵伦齐冏并称，何其不分皂白。汝南王亮为贾后所害，本无大过，亦不当以煽风速祸责之。”观此，当时所谓八王之乱者，齐王冏、汝南王亮皆非乱政之人。袁枢及赵瓯北《廿二史札记》述晋八王之乱，综合史实，叙述详明，唯终不及钱说之精者，盖袁、赵仅述事，而钱则断以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