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礼记·经解》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经学为吾国传统文化之基石，千载以来，深植于国人思想行为与生活模式，是以昔人有言：“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也。”

《易经》向被推为群经之首，除以其“文起周代，卦肇伏羲”（《经典释文·序录》）外，更以其象文明之始，而为“政教之所生”（《六艺论》），是故历代学者莫不倾心研究，以致易学著述之繁富，远愈他经。至于如何于浩瀚典籍中，寻求借兹登堂入室之津筏，古今易家大抵众口一词，即须从熟稔经传原典入手，从古注入手。惟古注牙签万轴，又当以何为先？夫易道广大，统贯天人，诸家之说，仁智互见，各得一察，难以取舍，然私虑以为初学者宜先义理而后兼及象数，先一家而后旁涉诸家。准此要道，则程颐（伊川）先生《易传》，洵为不二之古注也。

《程传》（《周易程传》简称）便于初学，厥有下列数端。

其一，承先启后影响深远。盖伊川上承汉魏以义理解《易》之系统，如其《与金堂谢君（湜）书》云：“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瑗）、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余人《易》说无取，枉费功。”试观三家之《易》,《程传》采撷甚多，亦奠其义理说《易》之基，而为义理派易学之大宗师。自兹以降，凡以义理诠《易》者，莫不宗之。甫自宋代已有援为学宫教材者，如吕祖谦云：“会稽周汝能尧夫、鄮山楼锷景山方职教东阳，乃取刊诸学宫。”（《经义考》卷二十引）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更下诏科举，《易》用程朱，明清仍之。夫《易》传习久矣，自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立五经博士始，两千年来学者靡不习《易》；自元仁宗以降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止，五百余年，学《易》者又靡有不读《程传》者，即如乾嘉学者渐弃宋学，然于《程传》每多宗之，如段玉裁《戴东原年谱》云：“先生言《周易》，当读程子《易传》。”职是之故，不读《程传》，几无以会通义理易学之师承师说；不读《程传》，学者顿失几分对话与共识之基础，其影响之深远，盖可想见。

其二，平实明白说理精到。《程传》以儒理释《易》，罕言象数，以浅近之言，寓醇实之理，故杨时乔谓其“说理精到”，马端临谓其“精于义理”（俱见《经义考》卷二十引），而朱熹亦谓：“伯恭谓《易传》理到语精，平易的当，立言无毫发遗恨，此乃名言。”（《语类》卷六七·叶四～五）四库馆臣更推誉曰：“言理精粹，自非汉唐诸儒可及。”（《四库提要》卷三·叶二）惟后世批评《程传》者，每在意其略于象数，远于天道，不知此适为《程传》殊胜所在。吾人试观程子所言：“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务也。”（《遗书》卷二十一上）明乎此，学者亦当知所适从矣！近人戴君仁先生云：“或以为《程传》于象数阔略，是其缺点，但我却以为这正是他的优点。”（《谈易》十六）此诚见道之语。

其三，因时立教切于世用。吾国哲学特质，向以“生”为重心，先哲先贤所思所行，莫不深系于此，希冀解决吾人生存问题，斯欲安顿个人生命，进而淑世济民。《周易》为吾国哲学源头，自然相应此一文化特质，未尝舍离人事而侈言天道。《系辞》所谓“易之为书也，不可远”、“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曲成万物而不遗”是也。《程传》借《易》以明理，循理以论事，故多合于世用，昔魏了翁云：“程《易》明白正大，切于治身，切于用世，未易轻议，故无智愚皆知好之。”（《经义考》卷二十引），而李瓒亦云：“伊川之《易》，有用之学也。自是程氏之《易》与孔子《十翼》同功，非特解经而已。或者例以注疏观之，非真知程子者矣。”（同上）以其切中人事，故虽论义理而不沦于空寂，学者读是书，亦不致高蹈玄虚而为无根之学。由是观之，《程传》于吾国易学著述之林，诚为经典之作，不朽之论，毋怪顾亭林曰：“昔说《易》者，无虑数千百家，然未见有过于《程传》者。”（《亭林文集·卷三·叶三》）

伊川积五十年之学，平生著书，唯见《易传》，其毕生精力，于斯可见。尹焞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传》，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经义考》卷二十引）然《程传》于伊川卒后，书颇散亡，幸赖杨龟山、尹和靖、朱元晦、吕东莱等讐校，学者于是书，略无遗憾，虽仍不免有阙疑未达者，吾人读其书，得意忘言可也，固不必以小疵而废其大醇也。

不佞早岁于天德黉舍从爱新觉罗·毓鋆师受《易》，其后复蒙黄庆萱师、应裕康师等点溉之功，于《易》道稍窥宫墙。虽未跻彬彬，然思欲拯羲经于未坠，冀学子有善本之可读，故不揣浅陋，于《程传》广求他本，详加校读注评，遇有疑难，则博采众说，择善而从，盖述而不作，不敢妄生议论也。惟所愿者，在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张牺皇之伟业，俾吾人寡过知几耳！

公元两千年岁次庚辰夏月黄忠天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