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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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语:孔子的编辑原则

上文我指出过孔子的两条编辑原则:道德功用与礼仪适用性。周予同提取了另外三条孔子整理经书的编辑准则,均源于《论语》:第一,不收与怪力乱神有关的材料;第二,不收与异端有关的材料;第三,述而不作。参看周予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802~804页。杭炜、姒桐孙揣测孔子的学术指导思想,虽然这些思想有可能是无意识的:“孔子编 ‘六经’的主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即通过加工整理旧的文献资料,传播自己以 ‘仁’为内容、以 ‘礼’为形式的儒家政见和理想,为恢复 ‘周礼’、实施 ‘仁政’来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才。”杭炜、姒桐孙:《从孔子编六经看编辑劳动的创造性》, 《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第73页。

赵光贤提出了他所认为的孔子编纂史料的指导思想:第一,直书真相而不隐瞒,正如他写《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史记》第47卷,第1944页。第二,下结论要以文献为依据,正如《论语》3.9一章中有关夏礼、殷礼的讨论;第三,搁置不能解决的问题,“多闻阙疑”。《论语》第2卷,第18页;赵光贤:《我国最早的历史编纂学家》,见《亡尤室文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393页。

要弄懂周代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竹简,孔子面临艰巨的任务,他采用上述编辑原则,挑选、排序、修正,然后把它们呈献给后人。这一过程在《孔子家语》中有述。


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错乱无纪,而乃论百家之遗记,考证其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述《书》,定礼理乐,制作《春秋》,赞明《易》道,垂训后嗣,以为法式。《孔子家语》, 《本姓解》卷9,第94页。


其所包含的有关竹简整理的具体细节,刚好足以使孔子在不断变化的书籍制作史中有他的位置,这一点将在下一章讨论。

汉代经学家曾提出一个问题,该问题我们也在思索:孔子为什么整理五经?《白虎通义》是公元79年汉章帝所组织经书研讨会的论文集,我们在其中找到了汉代经学家自己的答案。此答案反映了他们所理解、赞同、支持的隐藏在孔子整理工作后的最重要的道德框架。


孔子所以定五经者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白虎通义》, 《五经》(万有文库本)卷9,第373页。


现在,我们将转向孔子整理经书时的实物背景。孔子所处理经书的实体遗存,是分散的单片竹简或成捆的堆积如山的霉烂的简册。他从这些文献遗存中筛选相关篇章,最终编纂成经书。下面将以《论语》为个案研究孔子的整理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