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何为“学”

关于动词“学”的意思有很多种分析。古代注释家王肃（195～256）认为“学”等于“诵”: “学者以时诵习之。”《白虎通义》用汉代特有的注释风格双关（这一手法今天仍然流行）分析道：“学之为言觉也，悟所不知也。”它提出了“学”的一个词源，后来被许慎《说文解字》采纳。这个词源后来还被佛家节取，移植进古代的论辩著作《牟子理惑论》: “佛之言觉。”

按照朱熹（1130～1200）的观点，孔门弟子将孔子的言论汇编成书时，有意将《学而》一篇置于《论语》之首作为全书第一篇。弟子们知道将道德知识运用于实践有多么困难，因此将此篇置于显要的位置。荀子将《劝学》篇置于自己著作之首，无疑是在模仿《学而》的位置安排，这正如他也强调学习中要以反思来培育道德：“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朱熹本人也采纳了一则旧有的双关注释，将“学”解释成“效”:“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朱熹在另外一处指明了应该效仿谁：“学，效也，是效其人。未能孔子，便效孔子；未能周公，便效周公。”这种阐释不以严格的词源为准，而以道德应用为基础，定义松散。理雅各就此批评道：“朱熹及其追随者总是对经书的意义有明确的解释，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的法子。”然而，这种直觉的阐释方法的确符合孔子的思想：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先内化为自身的道德，然后再传授。

一些清代学者认为“学”的词源与小学和阐释学的基本问题有关。刘逢禄（1776～1829）认为：“学谓删定六经也。”按照这种解释，校对和改正经书，这两种校勘家的一般工作都是学习活动，而且有孔子本人作表率。小学迂腐，阐释学虚幻，焦循（1763～1820）在这两极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路线。他赞同王肃的古注，“学”即“诵”。值得提及的是，《论语》中南容每日吟诵《诗经》中的一首诗以提醒自己慎于言辞，这正是以“诵”为“学”的例证，通过吟诵把准则内化。显然，他不仅仅是因为措辞贴切而不断温习这首颂歌朴素的歌词，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反复吟诵在头脑中强化其寓意。背诵整部《诗经》似乎是对所有学生的期望。南容诵《诗经》，正是《大戴礼记》所谓“独居思仁，公言言义，其闻之《诗》”的实例。

陈澧（1810～1882）自己设问“学者何？”，然后回答说学是“读书”。他可能是受《论语》的启发。在《论语》里有一章子路为了躲避批评，没正经地问孔子，难道除了诵读书本就没有别的为学途径了吗？经学大家阮元（1764～1849）把这两种主要观点融合在一起，以实用伦理学调和小学，他说：“学而时习之者，学兼诵之、行之。”

《论语》1.6中的“学文”, “文”可以理解为“文本”或者“文化”，而文本是文化的书面化身。马融（79～166）说，在1.6的语境中“文”指“古之遗文”。邢和朱熹认为遗文确指六经。清代今文经学家刘逢禄从“小学”来理解“文”: “文者，字之始，诵法六经，先正声音文字，谓小学也。”因此，无论那些古代著作曾有何道德功用，通过小学亲炙文本，这一原则是为孔子与传统所认可的。当然，并不清楚是更重视阅读文本以求甚解，还是更重视像南容那样仪式化地吟诵文本。南容诵诗上文已提及，上文未交代的是，因为诵诗和虔诚，他得以娶孔子侄女为妻。可能古代阅读经书更像西方僧侣仪式化的唱读，他们叽里咕噜文本是为了寻找灵感。然而，鉴于以小学的方式使用这些中国古代文本是经孔子权威认定了的对待经书的方式，因此，中国经学之源必须追溯到那些通过文本研究寻求道德灵感的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