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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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仪式化诠释

最初的诠释兴趣无疑是由实用性引发的。经书诠释的实用性有两个重要方面。首先是为了明白记载在古书中的宗教礼仪,以便在宫廷、祖庙等场所恢复它们,或者恢复它们从前崇高的地位。其次是为了使人民蒙受经书道德训诫的教化,得体地行礼,从而有利于社会管理。这里我们将讨论培养道德以行礼的问题,然后在第五章我们将结合口头释经再次讨论道德训诫的作用。还有第三方面的动机,即恢复散佚的文本,纠正文本中的讹误。这一方面最初只有孔子关心,因为他希望通过向弟子传授古学以保存古学。秦朝焚书,汉朝建立之前的战火亦使许多图书失传,此后,这方面的动机就变得最重要。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培养个人道德是基础,但是唯有通过一个情感、心理的扩展过程,个人道德才能向外影响全社会。

《为政》被编者有意识地安排作《论语》第二篇,这具体地展现了学养与内在的道德修养之间的关系。其开篇道:“子曰:为政以德。”(第二篇第一句)《论语》无论是谁编辑的,以此篇为第二篇,实质上是在用孔子阐释孔子。这是互文阐释的一个古老范例。解释说,德的基础是孝、敬、信、勇等品质;难怪整篇关注这些概念。《论语注疏》第2卷,第1页右。只有有德君子才能从政,或者说才可能成为有用的官员。参较《韩诗外传》卷5: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很明显,个人的道德教育是为从政作准备,意即《左传》所谓“学而后入政”。完整的原话是:“侨(子产)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见《春秋左传正义》,襄公三十一年(第40卷,第22页右); Legge(理雅各),The Chinese Classics, 5: 566。参较《荀子·大略》,篇中子贡希望中止学习去侍奉君主,违背了本原则,孔子纠正并告诫他,唯有完成学业才能有效地为君主服务。

在本篇中有一段孔子著名的自述,它阐发了学者在文本研究与道德培养中必须经历的几个阶段:“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第二篇第四句)郭店楚简中的《唐虞之道》保存有另一种人生历程,也有类似的阶段划分,但描述的是圣人的公共生活,而非其学者生涯:“古者圣人二十二冠,三十二有家,五十二治天下,七十二致政,四肢疲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授贤,退而养其生。此以知其弗利也。”参阅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95页。服部宇之吉(Unokichi Hattori)的一篇论文专门阐释这一段,他说,如果不理解孔子信奉天命,就不能理解孔子的生平,不能理解他历经多年的磨难依然执着于自己的信念。Unokichi Hattori(服部宇之吉),“Confucius' Conviction of His Heavenly Miss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1936):96-108.尽管这种认识可能很重要,但我们将仅仅关注这段的第一部分。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部分新发现的刻于竹简的儒家文献,其中一段(见《仲弓》篇)对“立”的详解很有意思,它紧密地将学与德行联系在一起。《仲弓》记录的是孔子与弟子仲弓的对话。如果按照晁福林重拟的次序,第6号简、第23b号简和第23a号简应读作:“学,本也。所以立生也。不可不慎也。夫行,顺柔之一日,一日以善立,所学皆终;一日不善立,所学皆恶。”晁福林:《上博简仲弓疏证》, 《孔子研究》2005年第2期,第5页;将此文本从一堆杂乱的竹简中重构起来,李朝远是第一人,见马承源(1927-2004)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共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261~283页。孔子教训儿子伯鱼“不学礼,无以立”(《论语》16.13),表明“学”也包含学礼,包含学习如何正确地行礼,以及如何按照社会的礼仪要求行事。参较《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七年(第44卷,第16页左):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然而班固对“立”有一更简单的解释:15至30岁这15年正够用来学习五经,如果每三年学一部的话。因此,他声称,“立”应理解成“学立”。《汉书》第30卷,第1723页。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其他专家的见解,见引于程树德《论语集释》,第3卷,第1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