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引论：朱自清思想与文学的道路
一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会出现惊人的相似。朱自清曾这样评论闻一多：“他是一个斗土。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1]其实，朱自清的一生也集合了与闻一多相似的三重人格，也同样经过了诗人、学者、斗士这样三个阶段。如果我们考察他的包括创作和批评在内的全部文学活动，就能够真实而生动地认识他的全部人格，也就能够认识在拂去历史灰尘之后，把“朱自清”的名字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朱自清（1898～1948），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封建家庭，幼时随家人从东海移居古城扬州，因而自称“扬州人”。在扬州两淮中学（即后来的扬州中学）读书时，他品学兼优，喜欢读小说，自命为“文学家”。191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二年寒假回到扬州，与后来成为他一些作品主人公的武钟谦女士结婚，同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北伐战争失败，这是朱自清的诗人时期。
十月革命的炮声震撼着世界，也震撼着古老沉睡的中国大地。时代呼唤着古老民族的觉醒，肩负着历史使命的一代青年勇敢地接受时代的洗礼。年轻诗人的心被震颤、被唤醒了。朱自清参加了“五四运动”，带着诗人的玫瑰色的梦叩响了文学的大门。他是北京大学《新潮》杂志社的成员，是文学研究会早期会员之一，并与刘延陵、俞平伯、叶圣陶一起编辑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专载诗歌的刊物——《诗》月刊。后来，他与俞平伯等人成立了O·M社，又与叶圣陶、冯雪峰、柔石等人在杭州成立了青年文学团体晨光社。人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郭沫若、李金发等人创作新诗的同时，朱自清也在诗的处女地上拓荒。1919年2月，他回到扬州家中见到襁褓中四个月大的儿子，写下了他的第一首新诗——《睡吧，小小的人》。从此他致力于新诗的创作，作品收入八人诗合集《雪朝》和他的诗文集《追踪》。数量虽然不算很多，但他成为“雪朝”派诗人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用郑振铎的话说，他的作品“远远超过《尝试集》里任何最好的一首”。[2]
朱自清认为，“从新诗运动开始，就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3]，当其时，他自己就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诗人。按照传统的说法，“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4]而在这个统一战线中间，朱自清是以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姿态进行战斗的。在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下，一般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双手拥抱着西方文明的浪潮和革命意识，还来不及选择是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走“英美的路”，朱自清却受到共产主义思潮的影响，有了自己的明确抉择，对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进行热烈的礼赞和憧憬。《送韩伯画往俄国》以写意的笔触描绘出经过十月革命洗礼之后的一个崭新的世界：
火一般红云露出了树梢，
不住地燃烧，不住地流动；
黑漆漆的大路，
照得闪闪铄铄的，有些分明了。
这个创造新世界的“红云”，给一个赴俄国绘画的中国学徒赋予了“新生命”，愿意真心跟着“她”，而且抛却一切，“赤裸裸”地向“她”跑去。诗人在这位革命先知身上，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你将在红云里，偷着宇宙的密意，放在你的画里”。《赠AS》以早期共产党人邓中夏为原型，创造出一个披荆斩棘、开天辟地者的形象。
他的手“如火把”，眼睛“如波涛”，言语“如石头”，他的力量如“一把快刀”、如“春雷一震”，使“荆棘”“狐兔”“行尸”为之退走、腐朽，他最终能够创造光明，而在“地上”建立一个“红色的天国”。显然，朱自清所呼唤的革命，有其明确的指向：不仅要走俄国人的路，而且对共产党人怀着自己的信仰和希望。他坚信依赖上帝是徒然的，“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在《光明》《煤》《北河沿的路灯》《新年》等诗中，作者把光明作为驱除黑暗和人间不幸的力与美的形象加以礼赞，渴望着她照彻人间。
一方面，理想烛照着诗人，使他的诗有一股理想主义的浪漫气息；另一方面，现实又使诗人的心切近生活，使他更信奉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艺术主张。大学毕业后，朱自清先后在江苏省立八中、杭州一师、中国公学、台州六师、春晖中学等学校执教。他带着“永远的旅人的颜色”，往来于江浙各地，于是有更多的机会目睹人生百态和社会万象，体恤人间的悲哀和忧怨。他说，新诗人应该“与劳苦的人站在一层而代他们说话”[5]，“关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损害的人”[6]。唯其如此，朱自清在《羊群》《小舱中的现代》《转眼》《冷淡》《侮辱》等诗中，展示了弱肉强食、世态炎凉的人生画面，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吃人的丑恶，诗人有时以被侮辱、被损害者的身份为劳苦大众申诉与呐喊，强烈抒发对罪恶社会的无比愤懑。这样，追觅未来的光明与抨击黑暗的社会，成为他新诗交替复现的第一旋律与第二旋律，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是悲壮与悲哀的和鸣。这二重旋律同样延宕、回旋于他的一些散文乐章。
这个时期，除试写过两篇以个人家庭生活为题材的抒情小说《别》和《笑的历史》外，朱自清还写了不少散文，一部分收入《踪迹》集，另一部分收入后来出版的《背影》集。这些散文始终贯穿着作家写实主义的创作思想：“我们现在需要最切的，自然是血与泪底文学，不是爱与美底文学；是呼吁与诅咒底文学，不是赞颂与咏歌底文学。”[7]比之诗歌，他的散文注意更深广地开拓“血与泪”的主题。人们从来只把他的力作《背影》，当作父爱的咏叹调，却忽视了作品的悲剧价值。对为儿子送行并艰难地为儿子买来橘子的父亲的“背影”，作者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背景加以烘托，是在祖母去世、父亲赋闲、家境日益破败的氛围中予以孕育与刻画的，从而以血和泪掺和的冷涩惨淡的色调，在抒情主人公的心灵深处勾画出一个悲剧性的“背影”形象。《生命的价格——七毛钱》，写的是一个五岁的女孩，被其哥嫂以七毛钱的价格出卖，这是作者在温州亲眼所见的一幕。文章想象她今后任人宰割的命运，如若长大成人或者卖给人家做妾，或者卖到妓院沦落风尘……作者愤激地诘问：“这是谁之罪呢？这是谁之责呢？”在《阿河》里，作者写了另一位18岁的农家少女阿河的悲剧。她被迫嫁给一个三十多岁的浪荡汉，气得她离家出走去当女佣，后来又被男人抢回去，逼她爹拿钱换人；她爹只得以八十块钱的价格，又把她卖给一个有钱的老板。从七毛钱的小女孩到八十块钱的少女，作者反复思考着穷苦人扭曲的命运和扭曲的价值，义愤地控诉着畸形社会为富不仁的罪孽。他为那些被社会、被生活所遗弃的“多余人”而深深痛惜。真挚的同情、理解和人道主义精神成为这些“血泪”散文动人心魄的思想力量。但作者不仅仅是同情，而是带着寻求光明的理念，在他的“呼吁”和“诅咒”中间探究如万花筒般的人生，探究制造人间悲剧的社会根源，因此在审“美”与审“丑”的过程中，无疑或隐或现地辐射着一种理性的思考。
“五四”退潮之后时期的朱自清，与大多数革命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是迷惘的。他以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描写与表现血泪人生，抨击旧社会、旧制度，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意识，但还不能为劳苦大众指出一条救国救民的生路。随着“五四”运动的退潮，他便不可避免地染上时代的抑郁症，产生彷徨、苦闷、虚空和失落感。他一方面感到“诱惑的力量，颓废的滋味与现代的懊恼”，另一方面又感到必须态度积极，“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8]。于是在他的世界观中产生了他的“刹那主义”。
“刹那”，是佛学名词，原是梵文的音译。佛学中有“一弹指顷有六十刹那”“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九十生灭”等说法。意思是说“一刹那”中有多少难以胜计的短暂时间。朱自清以此借用作为他信奉的“主义”，是有其特定内容的。在给“刹那主义”的共持者俞平伯的信中，他解释说：“我第一要使生活底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之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只须‘鸟瞰’地认明每一刹那自己的地位，极力求这一刹那里充分的发展，便是有趣味的事，便是安定的生活，——安定并不指沉寂”；又说：“我所谓世法，只是随顺我生活里每段落的情意底猝发的要求，求个每段落的满足……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9]如果说俞平伯的“刹那主义”与佛教“空”的意识联缘，那么朱自清的“刹那主义”似乎与佛教无多大的瓜葛而出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两者同样是无视过去与将来，同样是割裂时间与人生过程的关系，俞平伯所执着的是远离人世的“强制吾心”的禅宗哲学，“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著意，著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这种况味正在不著不离之间”[10]；朱自清则是执着于“情意猝发”的有为，不是“不著不离”的无为，对生活他不是漠视人生，而是珍惜光明、看取人生的态度。他的“刹那主义”既不是颓废主义的空虚，也不是资产阶级及时行乐的狂热，是为了解脱时代的抑郁症，而采取的狷者的生活态度和务实风格。被认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的《毁灭》（此诗发表前尚有刘半农的《敲冰》和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刘作是长篇叙事诗，郭作是诗剧，均不是抒情长诗），正是诗人“刹那主义”哲学的真实记录与写照。这首诗发表于1923年第14卷第8期的《小说月报》，俞平伯认为，“它风格的宛转缠绵，意境的沉郁深厚，音调的柔美凄怆，只有屈子的《离骚》差可仿佛”[11]。长诗用诗的传统技巧和外国象征诗派的一些手法，抒写诗人特定时期心理危机的逆转与平复。抒情主人公坦诚并无情地否定、解剖自己：“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的姑娘、“互相夸耀着”的“如云的朋友”、“天花乱坠”的“巧妙的玄言”，这些象征着“诱惑”、“颓废”与“懊恼”的意象，曾使他堕落和速朽、幻灭与惆怅，引他飘浮到“三十三天之上”。那是“如轻烟”“如浮云”的人生，应速速求得它的毁灭，让自己从消沉中得到解脱，回到“生之原上”，还原一个“平平常常”即“平凡主义”的“我”，以求得人生每刹那的价值：“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不再低头看白水，/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朱自清就是这样延伸着他脚下的路，表现出“五四”退潮时期与一般知识分子很不一般的人生态度。
从1924年的北京女师大学潮到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这是“五四”之后最为黑暗的时期。反动军阀统治日益腐败，加紧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压制，使新文化阵营内部四分五裂、布不成阵，但朱自清仍在寂寞地坚持战斗。他的“刹那主义”哲学撑持着他的全部精神，使他的笔依然裹挟着时代的风风雨雨，依然不失为一位不倦的战士。在他的思想里日益强化着民族意识，奔突着难以遏制的反帝情绪。他被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所激怒，写下了字字饮血的《血歌》诗，抒发了要与帝国主义浴血到底的民族气概。如果说《血歌》所抒写的是向帝国主义讨还血债的民族仇恨情绪，那么《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则是抒写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沉静思考。这篇散文也是写于“五卅”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作者在电车上意外地受到“小西洋人”的侮辱与挑衅，便由这一次突然的“袭击”，联想起许多次的“袭击”，从那“小西洋人”的眼光与表情，思考着他如此蛮横猖狂的原因，是“凭着人种的优势和国家的强力”，思考着“他的脸上便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这一情景刺痛了作者的民族自尊心，明确地在作品里表白自己由此“有了迫切的国家之念”。可见，在朱自清的作品里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他的忧患意识。
最能表现朱自清忧患意识的，是他干预政治的报告文学《执政府大屠杀记》。其时，他由俞平伯介绍，已从南方的春晖中学来到了清华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1926年3月18日，为反对日本、英国、法国等八国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设施等无理要求，北京爱国群众和学生在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于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并要求段祺瑞执政府拒绝“八国通牒”而请愿示威。朱自清出于“迫切的国家之念”，亲自与清华师生一起参加了这次爱国行动，目睹了段祺瑞执政府下令开枪屠杀群众的一幕。于是他悲愤地拿起笔，向反动执政府当局举起了匕首和投枪。作者一开始便严正指出：“各报记载多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是政府当局利用反动文人故意歪曲事实真相，以此为自己开脱罪责。这篇作品的现实战斗性就在于，以确凿无疑的血的纪实，揭穿了那些墨写的谎言，有力地控诉了反动政府镇压爱国群众的血腥罪行。作者对当局者横眉冷对：“我们国民有此无脸的政府，又何以自容于世界！——这正是世界的耻辱呀！”这是赤子忧国忧民的心声，是对“无脸政府”的绝望的呐喊。
朱自清称自己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12]。是的，是战斗的“大时代”赋予朱自清以一颗年轻、搏动的心，赋予诗人以青春、热情和活力，是时代“紧逼着我这个年轻的学生；于是乎跟着人家的脚印”[13]。正是如此，他初期的文学创作自觉地表现为为大时代的呐喊而践行。可是，“五四”时代又是一个痛苦的时代，给诗人以光明的理想与黑暗的现实难以融洽的时代痛苦。从思考一般穷苦人的命运到思考整个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他终因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景在哪里，总是伴随着无尽的痛苦、迷惘和困惑。这些消极情绪便不可避免地、不自觉地流漾于他的诗、散文和为数不多的小说中间，在创作风格上，表现为淡淡的感伤主义的色调。从艺术情趣来说，是一层美丽的“抑郁”。
二
自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至1945年前后，这是朱自清漫长的学者时期。
蒋介石一手发动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变，丧心病狂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光明的中国”变为“黑暗的中国”，面对北伐战争的夭折和血染的现实世界，朱自清陷入了极大的痛苦、惶惑和颓唐之中。他终于作出属于他个人的抉择，从冲冲杀杀的十字街头，走进古典文学研究的“象牙之塔”。他在《那里走》一文中明白地表述过这种思想的转变：
在旧时代正在崩坏，新局面尚未到来的时候，衰颓与骚动使得大家惶惶然……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在这三条路里，我将选择那一条呢？……我终于在国学里找着了一个题目，开始像小儿的学步……“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14]
朱自清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选择了这第三条路，内心是十分矛盾和痛苦的；目睹淋漓的鲜血和承受白色恐怖的压抑，诗人的琴弦再也奏不出激昂的音响，忽然变得异乎寻常的冷静。一些散文如《荷塘月色》《一封信》等，抒写了他这时的心境。他写幽、写静，其实却是写内心的“颇不宁静”。《一封信》把自己比成无边大海里的“一叶扁舟”、无尽森林里的“一个猎人”，心里充满了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更思恋着江浙时期呼朋引伴的“我的南方”，思恋着诗人时期的意气风发的生涯。《荷塘月色》里，作者更深沉地抒写这种思恋“南方”的情绪、对昔日革命岁月的反思和风云突变的困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超然物外、洁身自好的意识。诗人夜游荷塘，是因为在那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唯其黑暗现实的心理负荷使自己感到“不自由”，才在夜晚去寻找一个“静”处，寻觅“另一个世界”的“自由”；唯其现实的黑暗和丑恶，才在艺术世界里创造一个与之相悖的超脱尘俗的世界——荷塘月色的美。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荷叶以及月色浸染的世界，是作者自我人格的比况和烛照。荷塘的抒情形象具有这样的意义：静谧、恬淡的意象里，涵容着一个痛苦骚动的灵魂；荷花与月色圣洁脱俗的外部特征，附丽着作者寻觅人格完美、渴求美妙世界的情思。
1928年10月，《背影》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它使朱自清在新文学史上奠定了作为著名散文家的地位。他在《背影·序》里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说：“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确切地说，从1925年写作《背影》以后，他由诗转向散文，而且致力于散文的创作。1931年8月至1932年7月，他利用休假出国去西欧游学，先后写了《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两集中的那些游记；1936年又出版了散文集《你我》。这个时期朱自清的创作不再有意地去感应时代，于是可以从容地在技巧上再三谋划，在语言上字斟句酌，以至于他的散文艺术达到臻于完善的境地。正如郁达夫所指出的：“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15]
“我意在表现自己”[16]，是朱自清这个时期在理论上提出来的一条散文美学原则。从艺术哲学的意义上看，这是包括抒情性散文在内的一切艺术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艺术规律，是“美文”区别于一般散文的一个界定。朱自清的一些散文恪守着这个美学理念。如《荷塘月色》所表现的那样，有其独特的观照生活的方式，与早期的诗和散文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它们既不是泥实于直接描摹生活的图景，作纯客观的闻录，也不是从理念出发，以思辨和理性作鼓动性的预想和号召，而是一种内心的观照。“诗的出发点就是诗人的内心和灵魂。”[17]具体地说，他的一些散文里带着一股沉思和寻觅的氛围，宛若流动着一种内在的音乐。现实生活切入他的内心（感物起兴、触景生情）之后，是凭着他的内视觉、内听觉、内嗅觉以及个人精神主体的全部因素，去重新构造外部客观世界，再现个人情感所孕育的人、事、景、物。因此，他的散文具有浓烈的抒情性和个人精神主体的特征。“真挚清幽”正是其散文的一个最为鲜明的特质。
人们普遍地注意到这样一组作品：《背影》之外的《儿女》《给亡妇》《冬天》《看花》《我所见到的叶圣陶》《怀魏握青君》等，内容侧重写儿女情长、朋友之谊，似乎朱自清于此最擅胜场。这些散文虽然是写个人生活圈子里的“身边琐事”，却写得情意绵绵、荡气回肠。他在《〈忆〉跋》一文中说：“飞去的梦便是飞去的生命，所以常常留下十二分的惋惜，在人们心里。”[18]一方面，时局变迁固然淡化了他的革命意识和减退了当年的热情，给予他的是痛苦；另一方面，家境的衰败、娇妻的亡故和多子女的累系，这一切也给予他太多的磨难和艰辛。追忆因而成为解脱痛苦和烦恼的路径。他从现实的梦里走出，在逝去的旧梦里捡拾着美丽的花瓣，从而编织他的“梦”之国与“爱”之国。从这些作品里，读者可以窥见一颗广博的“爱”心：爱父亲、爱儿女、爱妻子、爱朋友，连未谋过面、用笔讥刺过他的白采也爱，在他死后还为其作诗的评论——《白采的诗》……这些建立起“爱”的天国。作家看不见、找不着黑暗现实中圣洁美好的东西，心理变得寂寞、荒芜，通过追忆往事而营构“爱”的天国，用以抚慰自己寂寞、荒芜的心灵。对于现实，这些作品是作者曲折的回声。他痛感到美的失落与美的毁灭，从而深深地感喟已经逝去了的“爱”是那般的甜蜜、温馨和宝贵。笔者以为，不能以“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云云而轻易否定这些作品，它们有着毋庸置疑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意义。第一，这些作品是作家早期“为人生”主题的延续与延伸，是个人生活的范围里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儿子、作为朋友恪守伦理观和道德律的表现，这是文学作为人学实现人性的价值内涵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表现人性的价值，应该予以肯定。第二，它们所表现的题材是作家家庭生活和个人社会交际，从中反复表现灰暗的生命色彩，而这种悲剧色彩，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一个知识分子身上所留下的悲剧性命运的投影。这些作品具有认知旧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价值。第三，它们的题材更切入作家又一次发生心理危机的深层世界，越发显示出他坦诚率真的人格色彩，较之以前的作品，有着更为深广的感情的容量。因此，这些作品是研究朱自清思想和文学创作宝贵的文献资料。
朱自清的“爱”之国、“梦”之国与其“中和主义”的哲学思想是融为一体的。《儿女》因爱儿女而自责平时对他们的粗暴；《给亡妇》因爱妻子，为自己未尽到丈夫的责任而追悔；《〈梅花〉后记》因爱无隅，而悔恨自己的疏懒而未能尽快为他修改诗稿使之出版……在“爱”的温纱下，包容着作家修身养性的哲学意识：平和中正、留正去误、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朱自清在大学里学的是哲学专业，我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于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中和主义”则是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和”是儒家伦理思想，《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认为人的修身能够达到中和（“致中和”）的境界，就会产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神秘效果。作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儒家的“中和主义”的思想是可以继承的。孙中山就曾经主张保持和发扬我国传统的民族道德，“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19]。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以及在他的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作为伦理观道德律意义上的“中和主义”，是可以而且应该加以肯定的。但是，另一方面，“中和”（中庸）作为一种哲学思想，认为用折中的方法便可在正误两极中留正去误、化误为正，其实是混淆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是其哲学思想的局限。用于自然科学会产生谬误，用于人文科学，则是应该肯定的“模糊哲学”。朱自清面对政治局势的多事之秋，奉行“中和主义”，选择另一条走进寂静书斋的道路，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的抉择。一定要以“革命者”与共产党人的标准，或以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和动摇性来苛求和评判朱自清，则不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态度，这是应予商榷的。
虽然朱自清暂时远离了时代，但他仍然关心并支持着革命文学的生存发展。20世纪30年代在文艺领域里出现了一批以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散文作家群体。林语堂办起了《论语》《人间世》等小品刊物，提倡“幽默”“性灵”，主张“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从客观上看，在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代，这似乎很不合时宜。针对《人间世》等刊物，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小品杂志的作家群就小品文的性质功能等问题进行“论争”，无形中围绕着两家杂志，形成了“载道”派与“言志”派之间对峙的两派，一边是鲁迅、茅盾、巴金、聂绀弩、胡风等左派革命作家，一边是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俞平伯、废名等自由主义派作家。朱自清则明确地站在《太白》一边，担任这个杂志的编委，并为之撰稿，其立场与态度还是比较鲜明的。后来他对这一历史“论争”认真进行反思，批评周作人是“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20]；他在《论严肃》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讲究生活的趣味，讲究个人的好恶，讲究身边琐事，文坛上就出现了‘言志派’，其实是玩世派。更进一步讲究幽默，为幽默而幽默，无意义的幽默。幽默代替了严肃，文坛上一片空虚。”[21]在这里朱自清严肃地批评了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玩世不恭的创作态度和“闲适话语”的文学理念，极力维护着小品文作为“严肃文学”的社会功能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以今天重建散文美学的诉求来看，当年对“闲适话语”的批评，仅出于社会学批评的标准与模式而失之于武断，忽视了其对散文美学内涵实施开拓的意义与价值。这是鲁迅、朱自清等作家的历史局限。
《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是朱自清严谨创作态度的绝好证明，也是他散文艺术艰苦探索的辙印。游记是一种相当自由的文体，可朱自清认认真真地当成“严肃文学”来写。他极力在作品中避免“我”的出现，既不写“身边琐事”，也不写浪漫情调的异域感，而是客观地描述欧洲国家的名胜古迹，谨慎地介绍西方的历史、文化和艺术。这些游记结集之前，大多数先后在影响广泛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过。作家“用意是在写些游记给中学生看”[22]，时时处处想到要为他们做道德文章的楷模，所以格外严谨。无论是绘景状物还是抒情写意，无论是结构谋篇还是文字技巧，这些都是惨淡经营、苦用诗心的，它们确实是现代游记中的典范性的作品。尤其是在语言方面，作者在白话口语的基础上，提炼富有表现力的艺术语言，那流畅自如的旋律与轻快活泼的节奏，那字字推敲的选词与灵活多变的句型，都是十分精美的。正如叶圣陶所说：“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论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23]换句话说，朱自清在散文艺术的探索中作出了艰苦的努力，至少在文体革新与语言创造方面，达到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标高。不过，这些游记作品与作家超脱、低沉的思绪相吻合，比较明显地缺少时代的光影和声音。
然而，朱自清毕竟不能脱离那个民族灾难日渐深重的时代。“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实现其所谓的“东亚共荣”的黄粱之梦，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日益加剧它的侵略活动，直至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侵略者的炮火使整个华北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使朱自清的书斋失去了平静。他可以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斗争暂时保持沉默，但在民族存亡之际，在侵略者面前不能再沉默了。他不得不在他的笔下倾吐时代的愤怒和抗日救亡的呼声。1935年4月，他在为清华第十级新生撰写的级歌中写道：
举步荆榛，极目烟尘，请君看此好河山。
薄冰深渊，持危扶颠，吾侪相勉为其难。
同学少年，同学少年，一往气无前。
……
切莫逡巡，切莫浮沉，岁月不待人。[24]
在他的心目中祖国高于一切，苦难的时代又一次召唤着当年诗人的心。于是，他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的游行示威，目击当局地方政府对爱国学生殊过残酷之手段，令他十分痛心。1937年以后，他随校搬迁南下，先后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过着战时乱离和贫苦的生活。这个时期，他不能集中精力研究古典文学，却带着沉重的心情和殷切的期待，写作了不少杂文，《语文影及其他》一书中的很多篇章和《蒙自杂记》《西南采风录·序》《这一天》等，均写于这一时期。在这些抒写战乱的作品中，一方面他以冷眼看取人生，以日常生活用语和人间世情为议论的对象，从而抒写自己的人格，——至诚的君子，人格的力量照彻着一切的阴暗，亲切的言谈中常含有机智的藏锋。《人话》《论废话》《话中有鬼》等，使读者感到时有暗射现实的曲韵。另一方面，在伦敦歇卜士太太家里不肯与日本人同住一屋的诗人，在他的杂文里流漾着血债血还、中国得复仇的强烈情绪，家国情怀与民族的自信力在支持他，相信抗战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在《这一天》中，他热烈地呼喊：“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在《论轰炸》中，他呐喊着民族和国家的新生：“咱们的民族，咱们的国家，像涅槃的凤凰一样，已经从火里再生了！”
显然，朱自清的创作基调明显地发生了变异，这些杂文不再是“身边琐事”的浅唱低诉，而是谛视着未来而引吭高歌。他多次称赞“鲁迅先生的‘杂感’也是诗”[25]，其实他自己的杂感也贮满了一股诗意，原因是一个诗人的精魂在字里行间复苏了。他拥抱着他的时代和他的祖国，怀着希望在痛苦地歌唱。正是这个原因，他抗战以后的杂文又流溢时代的光影和声音。
三
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8年8月作家在贫病中逝世，这是朱自清的斗士时期。
抗战胜利前夜及其胜利后的西南联大，是一座民主运动的堡垒。追求真理与实行自由民主的运动如大江翻腾，浩浩荡荡。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朱自清的心理杠杆开始大幅度倾斜。抗战后期，国民党在昆明的什么“司令”“要人”，几次要来拜访他，许以高官厚禄，想利用名作家、名学者、名教授的威望收买人心；然而，他拒绝参加国民党，拒绝国民党的收买和拉拢。1945年他回成都，对夫人陈竹隐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了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26]这一年国民党部队和特务镇压学生运动的“一二·一”惨案，使他震惊不已，怒火中烧；为死难者举行装殓仪式时，他在家“肃穆静坐二小时余，谴责自我之错误不良习惯，悲愤不已”[27]。他勇敢地自我否定，“中和主义”的哲学开始轰毁了。如果说“西安事变”时的朱自清对国民党政府曾有过幻想，那么在闻一多遇刺之后，他则丢掉了这种幻想，不再犹疑彷徨，而成为走进人民斗争行列的一名斗士。
没有比理想破灭的痛苦更为痛苦了。朱自清追觅着革命民主主义的理想——抗战胜利后渴望建立一个他所想象的“民主化”“工业化”“集纳化”的新中国[28]，他这不切实际的“理想”被现实打得粉碎，现实是内战代替了抗战，国民党反动政府大肆屠杀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反独裁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他的心为之破碎了，写下了沉郁悲愤的诗行：“几番雨横复风狂，破碎山河天四暗。同室操戈血漂杵，奔走惊呼交喘汗。流离琐尾历九秋，灾星到头还贯串。异乡久客如蚁旋，敝服饥肠何日赡？灾星宁独照吾徒，西亚东欧人人见。”[29]朝夕相处的闻一多被杀身亡，这使作家猛然醒悟，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杀人的狰狞面目和丑恶本质。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惨绝大寰主事。自李公朴被刺后，余即时时为一多兄安全担心。但绝未想到发生如此之突然与手段如此之卑鄙！此成何世界！”[30]同时痛心疾首地写了《挽一多先生》的诗，把闻一多比作“一团火”，把国民党反动派比作吃人的魔鬼：“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作者坚信，诗人的死会唤起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觉醒，最终创建自己的国家。闻一多的蒙难，是朱自清从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向人民民主主义者急剧转变的起点。
民主个人主义者与人民民主主义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在政治上，是对日渐反动、没落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存有希望，还是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救中国；在思想上，是相信少数英雄能够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还是相信人民群众能够动手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家立场上，是容忍美、英等帝国主义在“友谊”幌子下的侵略行径，还是相信中国人走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对它们彻底丢掉幻想。而在这些方面，朱自清的思想不再是一位民主个人主义者或个人自由主义者，他走向了人民，回到了“五四”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精英立场，然而远比“五四”时期更为激进。
1946年10月，朱自清带着夫人和孩子随清华大学复员又回到了北平。这以后他思想变得很快，与平和中正的过去相比，似乎判若两人。正是在上述的三个方面，朱自清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思想趋向与演变。虽然前面有些论述已经涉及，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民主个人主义者向人民民主主义者转变，一个最根本的表现，是对人民群众有了唯物史观的正确认识，而且坚定地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这一点在朱自清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在《论不满现状》一文中说：
现在这时代可改变了。不论叫“群众”，“公众”，“民众”，“大众”，这个“众”的确已经表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从前固然也潜在着，但是非常微弱，现在却强大起来，渐渐足以和统治阶级对抗了，而且还要一天比一天强大。[31]
这里所说的“一种力量”，无疑是人民群众反抗罪恶黑暗势力的革命力量，所说的“统治阶级”，无疑是指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势力。在《论吃饭》《论青年》等文章中，作者反复强调人民力量的强大和无敌，认为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只有民变和造反，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当作家一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力量，他就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轰毁“中和主义”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因此，他感到安身静居的象牙之塔在倾塌，痛感到知识分子必须走向人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说：“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32]
这个时期朱自清的杂文变得光彩烨烨。数量虽然不多，但思想激进，锋芒毕露，其思想特点是努力而且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指点东西、发表议论。《论吃饭》配合当时亿万人民呼唤民主、谋求解放的时代潮流，充分肯定农民“吃大户”的正义举动，赞颂他们反饥饿、反压迫的政治觉醒和敢于反抗的集体意识。文章通过说古与论今，字里行间干预着政治，通篇充溢着鲜明的政论色彩。《回来杂记》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北平现实予以评说，分别从“有”“闲”“杂”“乱”四个方面剖析日常生活的状貌，由表及里、烛幽发微，揭示了“物价像潮水一般涨，整个的北平也像在潮水里晃荡着”的社会动荡的本质，从而激烈地抨击在民主运动中行将灭亡的黑暗社会制度。恰切地说，朱自清是有意地效仿鲁迅，同样在自己的杂文里也是“一面否定，一面希望，一面在战斗着”[33]。一些杂文中，作家对知识分子进行痛快淋漓的解剖，这是朱自清在杂文创作里新出现的主题乐章。《论气节》否定旧知识分子的气节观，否定忠于统治阶级的所谓“忠节”和隐逸之士的所谓“高节”，那是“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他认为应该以“正义感”代替旧时的“气节”，知识分子才能“变质”。《论书生的酸气》批判知识分子身上的“酸气味”，强调必须正确地“看清楚了自己”，既然“自己是在人民之中”，就不能再“自命不凡”，也就是要丢却知识分子那种装腔作势和自视清高的作风。这些文章对中国士大夫传统的文化心理和陋习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实际上包含着朱自清对“旧我”的否定与批判，包含着对自己那种习惯于克制、平和中正、沉思默想、内向封闭的超稳定文化心理的否定。他在勇敢的自我否定中紧紧地向人民靠拢，实行与旧哲学、旧思想、旧意识的决裂，代之以崭新的、革命的思想意识，从而重新肯定自己。这种思想演变的轨迹，同样显现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中间。
朱自清结合讲授《中国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史》等课程，20年如一日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和其他方面的学术研究。逝世前，他的学术著作《经典常谈》、《诗言志辨》、《新诗杂话》、《文学的标准与尺度》、《语文零拾》、《论雅俗共赏》（一些集子收部分杂文）等先后出版，这些是他长期进行学术研究的成果，其中大多数写于1940年前后。诚然这些论文难免受到当时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的限制，但是，他所采用的一方面是“历史”的方法，另一方面是“现实”的方法，是两者很好的结合。所以他的思维模式和学术观点，是“五四”文化思想型，是开放的，充满了民主性和科学性。到了后期，随着思想的演进，他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也接着更新，论文更加显示出人民性和民主主义精神，学术思维空间则开拓了一片全新的世界。
《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是朱自清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学观念的一个方面的综合和概括。他考察了几千年的文学史之后，认为文学的标准和尺度随着时代而变化，总是渗透着一定时期社会、政治和生活的内容，渗透着社会功利的价值。“五四”以后的文学标准与尺度，则是有了划时代的更新与演进。他说：
五卅运动接着国民革命，发展了反帝国主义运动；于是“反帝国主义”也成了文学的一种尺度。抗战起来了，“抗战”立即成了一切的标准，文学自然也在其中。胜利却带来了一个动乱时代，民主运动发展，“民主”成了广大应用的尺度，文学也在其中。这时候知识阶级渐渐走近了民众，“人道主义”那个尺度变质为“社会主义”的尺度，“自然”又调剂着“欧化”，这样与“民主”配合起来。但是实际上做到的还只是暴露丑恶和斗争丑恶。这是向着新社会发脚的路。[34]
显然，朱自清已经能够重视文学与时代、社会、政治以及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文学内容的演化看作是活生生的社会发展史；更是从社会时代的发展去评价文学自身的功利性和审美的社会意义。这种研究文学的思想方法，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开放的。他曾在一封信中指导他的学生读书，说：“至于你自己读文学书，理论方面如《托尔斯泰艺术论》，《唯物史观文学论》……冯雪峰的批评也很好”[35]，便是有力的佐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朱自清在《历史在战斗中》《论通俗化》《论朗诵诗》等评论和论文中，对延安解放区的作家及其作品，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称赞其杂文的社会功能，“集体的要求渐渐强大，现实的力量渐渐逼紧；于是杂文便成了春天第一只燕子”，进而对冯雪峰的杂文集《乡风与市风》给予高度评价，称它是“科学的历史方法与历史真理”。[36]他热情肯定艾青和田间的诗，认为田间的诗“发挥着那一词一语里含蓄着的力量”。对反映解放区农民斗争生活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和《李家庄的变迁》推崇备至；他认为赵树理之所以能够写出如此优秀的作品，是因为“有了那种生活，才有了那种农民”，也才有了诸如“快板”那种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身在国统区古都的朱自清，冒着风险敢于对解放区的革命作品加以肯定和评论，表明了其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唯其对延安的那一片光明而神奇的土地怀着希望，所以平素庄重矜持的著名教授，竟几次扭起了解放区的秧歌舞。1948年清华大学中文系师生举行的“新年同乐晚会”上，他化装表演。他的学生回忆说：“同学们给他化了装，穿上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头上戴了一朵大红花。他愉快地和同学们扭在一个行列里，而且扭得最认真。”[37]
朱自清真正地变了，终于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行列中的一名斗士。重回北平的两年，是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期，却是朱自清一生最为激进、最为光辉的两年。他执教之余，越来越关心祖国的命运，盼望着新中国的诞生，于是勇敢而且坚定地投身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去。“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疾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38]，这一诗句抒写了朱自清的激烈壮怀和忘我精神。他一丝不苟地主持整理《闻一多全集》，战友牺牲的情景时时在激励着他，为此参加了一系列的罢教、抗议、呼吁等政治活动。1947年2月23日，他签名抗议北平当局任意逮捕人民书；这年春天，国民党召开伪“国民大会”，他拒绝投票，对他的老师胡适也毅然拒绝；5月24日，他签名呼吁和平宣言，而且手持宣言稿四处请人签名。1948年4月12日，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殴打、逮捕学生，他参与起草清华教授向全国发表罢教的宣言；4月22日，他签名抗议北平市党部主任吴铸人谈话的宣言；6月8日，他签名抗议美国扶植日本并拒绝领取美国面粉宣言，事后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39]；7月9日，他又在病中签名抗议“七五”枪杀东北学生事件。因他经常领衔签名和有时推为宣言起草人之一，国民党特务把朱自清的名字列入黑名单之首，甚至在他住宅四周巡察[40]，然而这都吓不倒早已做好下狱准备的朱自清，只能促使他坚定地向左转，大步向前。1948年8月6日，朱自清胃病猝发，12日溘然长逝。临终前，他还把夫人和三儿子朱乔生叫到床前，嘱咐立即交掉领取美国面粉的粮册。尸解时医生发现他的胃内却是大块小块的土豆[41]。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称赞他大义凛然的骨气：“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42]
显而易见，朱自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旗帜鲜明地采取敌对的立场，且能够为民请命；为反对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也坚定地采取敌对的立场，可以舍身取义；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则是认同、支持并亲身投身于斗争的行列。因此，他已经由一个民主个人主义者转变为人民民主主义者。他的思想十分明显地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倾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和人民群众可以完全信任的朋友。
综前所述，朱自清的一生是平凡的。然而，他一生的思想和文学的路，永远是一首可歌可泣的抒情诗。众所周知，朱自清曾经承认自己是“小布尔乔亚”作家。但要真正地理解和评价他，如果以“小布尔乔亚”去笼而统之地加以概括，那是很不准确的。从青年时代起，他一直追求真理与光明，为之呐喊歌吟、上下求索，生活不可避免地给他以时代的苦闷和个人的彷徨，以至于较长时间地走进书斋。然而，他毕竟为他多灾多难的祖国的“凤凰涅槃”，为找寻真理和光明，表现为一以贯之的执着和不改的痴心。一旦他把个人与祖国的命运、人民的解放事业捆绑在一起，他就真正成为爱国主义者，成为祖国和人民的赤子，并且成为一名激进的、勇敢的、坚强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斗士”。而他的骨血里有对祖国深沉而强烈的爱、对真理光明的不懈追求以及严谨坦诚、正直不阿的“狷者”品格，这些支撑着他走完诗人、学者、斗士的生命旅程。从早年寻觅十月革命的“红云”，到逝世前思想里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生命旅程里隐现着、周而复始的主旋律。——朱自清与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区别，主要是在这里。正如李广田所说：“文学工作的道路，文化工作的道路，现实生活的道路，时代思想的道路，这一切造成朱先生自己的道路。他的道路走得非常稳当，非常踏实……这使他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所最容易追随的前驱，成为一般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43]
作为著名的学者和教授，朱自清在古典文学、语文教育学、语言学、文艺学、美学等学科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和建树。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以古典文学和语文教育最为突出。
《经典常谈》是朱自清系统评述《诗经》《春秋》《楚辞》《史记》《汉书》等古籍的论文结集，写得深入浅出，至今仍是青年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入门向导。《诗言志辨》是他功力最深的一部著作，对“诗言志”“诗教”“比兴”“正变”四个方面的诗论，纵向做了精微的考察，厘清了它们的来龙去脉和衍变史迹，从而纠正了种种谬说。他先后对《古诗十九首》、乐府诗、唐宋诗做过很深的研究，对陶渊明、李贺作过认真的行年考证，写有《十四家诗钞》《宋五家诗钞》《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李贺年谱》等著述。他治学严谨，取材翔实，思想敏锐，经过严密的考证和细致的辨析，往往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古典方面研究的著述凡九十万言，是他留给祖国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朱自清始终关心着中学、大学的语文教育，写过很多充满个人见解的文章。他与叶圣陶联璧，共同著有《国文教学》《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等书。他编过多种课本和教材，临终前还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开明高级国文课本》《开明文言读本》。“他是个尽职的胜任的国文教师和文学教师”[44]，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语文教育家，其功德是不应被遗忘的。
作为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是杰出的。他做过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与他人创办文学史上第一个专载诗歌的刊物；他不仅加入了尝试创作新诗的行列，而且写下了文学史上第一首抒情长诗；他编选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并为之写了“导言”，第一次对新诗创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他与俞平伯等挚友成立了新文学第一个散文社团O·M社；他第一次在大学课堂里开设现代文学课程——《中国新文学研究》，而且留有讲义稿本《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无疑，他应该也是“五四”新文学的拓荒者和创业者之一。然而，朱自清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所擅长的散文创作，其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历史地位，主要表现为三方面的突出价值。第一，新文学初期，他是继冰心等人之后又一位突出的小品文作家，以他“美文”创作的实绩，彻底打破了复古派认为白话不能作“美文”的迷信，完成了对旧文学示威的任务。第二，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础石之上和“五四”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总结了自我表现的美学理念，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性的散文体制与风格。第三，他的散文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匆匆》《背影》《荷塘月色》《春》等名篇，被认为是白话美文的典范，从新中国成立前到现在一直选作中学语文和大学课本的教材，它们为培养文学青年和繁荣散文创作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因此，朱自清作为散文大家，他的名字永远和中国现代散文的历史写在一起。
朱自清称闻一多一生是一篇“‘诗的史’或‘史的诗’”，他自己其实也是如此。不过朱自清先生一生的道路、完整的人格和全部著作，是一首启人智慧的、永无句号的诗！
在我们全面论述朱自清的思想发展及其文学道路与学术成就之后，读者才能循着这位散文家一生的思想追求、艺术追求的轨迹，正确解读他的全部散文创作；只有了解、认识“这一个”活生生的创造主体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思想、情感与时代、社会、人生的息息脉动，读者才能认识与理解这位散文家审美创造的全部奥秘以及他所提供的极其宝贵的艺术经验。
现在，让我们与读者一起走进朱自清先生所创造的美的伊甸园，去感知、体验一个文学史记忆的、历久不灭的散文艺术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