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芥末的生产：一个村庄里的全球化体系

于伍是一个经过了资格审查的包地大户。严书记所谓的“资格审查”是要确保包地的外来大户是想经营土地而非“掠夺”土地的，包地者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经营能力，财力保证按期足额地支付地租给农户，能力则用以保证经营土地可盈利，也是为了保障农户获得地租。在主推者严书记看来，对农户的地租利益之承诺是确保土地流转顺利进行的主要因素，一旦外来大户拖欠地租，将会引发村庄内的不稳定因素，到头来还得怪罪到自己头上，这样土地流转的新政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无论从哪一条审查标准来看，于伍都是最合适的包地人选。于伍是本地蕲镇人，雍县以南数一数二的富商，早期依靠贩运煤炭起家，近年来经营范围扩展到建筑、餐饮和商贸等行业，在蕲镇承包了旧街改造工程，其财力与经营能力不容置疑。最让严书记感到放心的是，自己与于伍有私交，无论于公于私，于伍都不大可能拖欠老百姓的地租钱。

于伍的土地流转，为黄村的农业“高水平”经营实验树立了一面大旗。自2009年土地流转之后，黄村七千多亩土地曾迎来了三拨包地者，其中大多数在经营一两年发现亏损后铩羽而归，其中发生了两起卷包跑路的案例，包地者血本无归，流转农户未拿到租金。于伍自2012年从严书记手中接过1200亩土地后，选择了一项本地前所未有的生产经营项目——芥末。

芥末，土名辣根，成熟的芥末以根部磨粉做调味料食用，其味呛辣，本地人从不食用芥末。在日本，这种呛辣的食品却是日常饮食的必备之物。于伍所生产的芥末，便是销往日本，两年的芥末种植让于伍及其合伙人朱峰（于伍的妹夫）获利颇丰，于伍的芥末种植成为黄村自推动土地流转以来唯一的成功案例。而芥末这种联通了黄村与日本的食品，也是本地官员津津乐道的土地流转试验的亮点，即小小的芥末使得黄村这一小地方与大世界产生了间接的关联，与国际市场的关联往往是一种“先进”的象征。

目前有关全球化的人类学研究成果普遍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具备绝对优势，世界上再没有世外桃源，即便是一个偏远地区的小村落，也可能被卷入全球化的洪流。全球化，意味着国家、地区和共同体以经济往来、大众媒体和现代运输体系为基础连接起来的世界体系内出现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些遥远的、远离现代世界的小社区，并非悬挂于海外的“孤岛”，它们在一体化的世界格局中，已经被搁置在同一种政治经济体系之内。全球化的人类学研究传统中，政治经济学取向的研究已经指出，全球化造成了不平等的交换体系，农民乃至部落社会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全球交换体系的构成单位。

黄村的芥末种植透视着黄淮海平原上一个小村落与全球交换体系之间的某种联系。以跨国交易为生产目的，表明黄村的种植业早已进入商品化阶段，那些用以描述中国农业的词语，如“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等显然已经不再具有解释力。在当前的商业化农业中，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交易以及由交易产生的利润。芥末的生产很容易使我们想起西敏司有关糖与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论述，进而提醒笔者关注全球交换体系的不平等结构所蕴含的权力与剥削。实际上这种担心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初就被学界不断提及，特别是对于中国农业能否经受国际农产品冲击的担心。

从2000年的小麦种植到2014年的芥末种植，黄村的农业经营因外部条件的改变而发生了本质变化，这一变化指的是一种生产性组织的形式之变，是一种由家庭经营向资本式经营的农业企业的转变。用马克思对这一生产类型的概念界定，于伍的农场呈现了资本主义式的经营形态，并被纳入全球交换体系之中。换言之，黄村的农业发展受到了全球交换体系的推动。

（一）芥末的产业组织

与甘蔗一样，芥末种植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可销售的调味品，这种生产形式在当地表现为种植、收获与外地加工等一系列过程，但围绕芥末的生产已经不限于黄村这一具体时空，而是多主体参与的社会化生产，这是工业化食品生产体系的普遍特征。这里的“工业”色彩正如西敏司所描述的，“机械对人工的高度替代、规模化的生产、科技手段和科技制品的大量使用（肥料、除草剂、不同作物的培育、灌溉），等等”。

资本化农场所具有的特征包括：①较大的经营规模，这种地权的集中是通过政府推动的大规模土地流转而形成的；②以生产性雇工为劳动力来源，农场主与管理人员不直接参与劳动；③农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通过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再生产来实现利润的增长。在规模化经营的主体中，这种资本主义特征是普遍性的。于伍的芥末农场正试图扩展资本主义式经营的范畴。首先从规模上看，于伍在黄村承包了1200亩土地种植芥末，加上黄村周边的其他村庄，其包地的规模已达到2000多亩；在芥末种植大获成功之后，他打算将芥末种植扩展到5000多亩，从黄村承包足够多的土地。亩均投入上，租金为1000元/亩/年，种子肥料860元/亩/年，人工成本200～300元/亩/年，播种机械60元/亩/年（自备机械）。以此算来，劳动力的投入要远远低于资本性投入。

其次，雇佣劳动成为劳动力投入的主要来源，农场主与管理人员构成了农场的管理者群体，劳动力投入计划与劳动过程监督是管理的主要内容。如何有效配置这批以老年妇女为主力的雇工群体，是管理者最为头痛的问题，计时工资容易产生磨洋工现象，计件工资又无法保证质量，这是朱峰考虑以后引进机械采收的原因之一。这些雇工多是季节性雇工，所谓“又当长工”的打算在农场主看来是不必要的，于伍农场只有一名“长工”，是一名有远亲关系的本村人，主要任务是向居住在蕲镇的于伍、朱峰每日做汇报，以便农场主掌握经营动态。

再次，农场作为收入核算单位，会精确计算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的配比。压缩劳动投入，提高资本回报率，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其唯一目标。这种“经济理性”的逻辑，与小农经济所具有的“道义经济”的逻辑完全不同。斯科特所称的“道义经济”强调了由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观念所产生的对于雇用、剥削等概念的不同理解，地主对自己的追随者、被雇用者等“被保护人”具有保护的道德义务。

（二）土地租佃与劳动雇佣关系

土地的整村流转重新塑造了乡村社会关系，基于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了新型土地产权配置格局。规模经营的大户成为村庄中的主要经济行为主体，小农家庭则脱离了与土地的关系，既然无农可务，外出打工就成为明智的选择。这部分因土地被流转而失去工作的农民，属于“被迫”外出，这也是严书记发展计划的重要一方面，他认为有相当一部分村民因为有一亩三分地的牵绊，才不愿外出务工，而谁都知道外出务工能够获得丰厚的回报，让村民外出去闯，定能闯出一番天地。

实际上严书记的计划也可以反着来理解，如果外出闯荡失败了，能否回乡且有农可务？这种可能性不能说不存在。而土地流转试验的推动者严书记打算，即便这批外出务工者失败返乡，也可以在大户的农场中获得被雇用的机会，这种策略他称之为“既当地主，又当长工”，既获得土地出租的地租收入，又能获得农场务工的工资收入。从总体上讲，大多数农户的收入水平超过了自耕的收入，因此严书记觉得土地流转是划算的。

农户因土地经营权流转而成为获得地租方，地租是农户与大户关系的桥梁。同时，大多数农户也成为大户农场中的农业工人，这种身份的转换被村民类比为“长工”。被雇用的农户大多是留守村庄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一些中年妇女也会在闲暇时间到农场打工。大户愿意雇用本庄劳力有多重原因，首先是在流转协议签订时，严书记坚持要求大户的农场必须优先雇用流转土地的农户；其次，愿意被雇用的大多是老年妇女，她们在劳务市场找不到工作机会，因此劳动价格较低，对大户而言是划算的，该群体既能完成农场活计，又能降低成本；再次，农业劳动时令性极强，需要及时完成活计，因此雇用附近的本庄人最方便。在笔者的调查中，遇到过为于伍、许开、李良干活的农户，老年妇女平均工资是30元/天。土地大规模流转之后，绝大部分强壮劳力都已外出打工，在家“当长工”的农户主要是老年妇女，她们基本是没有任何务工机会的，但大户农场产生的劳力需求为她们提供了机会。一些家庭中通过年龄/性别分工来解决农业经营问题，更多的农户则完全脱离了土地，加入外出务工的队伍。

工厂化的农场试图将其与所在村落的关联降到最低，以避免引出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在土地流转的政策中，土地的原持有人与农场之间是地租关系，除此之外无权干涉农场生产；农场可以选择雇用黄村村民做农业雇工，也可以选择其他雇工。但在村民看来，土地的流转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仅仅降格为地租与工资的支付，土地流转所建立的新的社会关联，与村民间相互关系一样，应具有人情往来的特征。

显然于伍不看重这种“人情往来”，与村民过多的接触和互动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这种接触就包括黄村屡禁不绝的“偷盗”事件。于伍之前的包地大户为浍市种子公司的李余，以玉米良种繁育为经营内容，经营一年后发现，当地农民在玉米成熟之际总会顺手牵羊，一些村民告诉笔者：“我把地都交给你了，他种那么多亩，我拿一两棒子尝尝怎么了？”实际上这种“尝尝”过于频繁和缺乏限制，使李余种植的玉米第一年的产量减产1/3。于伍显然知道了这种“尝尝”的厉害，因此在包地之初就选择了芥末这种作物。

看了××种菜的，被剋走的，鸡吃羊踏的，损失得多。老百姓没见过咱这（芥末），有人给我说，你种的是啥啊，剋回去一尝咋恁辣，还有人吃这？我这就防着这一点呢，羊赶过去闻一闻都不愿意吃，你剋回去没法弄。

（朱峰访谈资料）

本村的包地大户都面临村民“偷盗”的问题，于伍、朱峰在经营内容的选择上，非常有“预见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工厂化经营的农场不希望产生额外的社会成本，更不希望与“无关”村民进行过多互动，措施之一就是尽可能地少雇用工人。

在黄村既存的雇工市场上，几个农场都维持了30元/天的普工价格水平。朱峰的农场所雇用的劳工都来源于周边庄子，农场在每个庄子指定了劳工组织者，一有雇用需求就由这些组织者在自己庄子招募，能招募来的都是老年妇女，最年轻的也有50多岁。50～70岁的老年妇女是劳动骨干。种植芥末需要集中雇工的季节是收获季节，农场会采取计件工资制，按斤付酬，能够踏实劳动的每天可以拿到100元左右的收入。据朱峰讲，最多的时候，一天的工人工资能够发3000元左右，雇用50多人。

即便是如此低的工资水平，朱峰仍不愿意多雇用。据他了解，安徽蒙城、利辛一带已经出现了收割芥根的机器，每天可以收割50多亩，但目前价格过高要180元/亩。按照朱峰的计划，接下来要引进机器采收，不再与村民打交道，他觉得与村民打交道太麻烦。

机械的引进使农业种植这种“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摆脱对劳动力的依赖，农场主的资本投入成为利润产生的主要来源。而朱峰的农场试图转型的另一种趋势是，尽可能剥离与乡村、农民的关系，越来越多地依靠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工业化农场将依靠机械而排斥劳动。换句话说，严书记津津乐道的“既当地主又当长工”的可能性会慢慢降低，把土地流转出手的“无地”农户将直接转变为“无业”农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