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边界：人文传统与政治现实

重新回到本章开篇那张地图上的6条边界线。前述内容可以解释其中两条的来历，它们展现出“康区在哪里”的问题在人文与政治意义上所具有的不同答案。

人文边界

原始意义上的“康区”是一个具有独特的地理、文化特征的“人文单元”。图1-1中的“边界1”反映的就是这一人文意义上的康区的东部边界。大体而言，打箭炉（）——今天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康定——被认为是汉、藏文明的交界处。著名的“茶马互市”就设在这里，来自四川内地的茶叶由汉人背夫靠人力运至打箭炉，再由来自藏区各处的商队靠牦牛运上高原。打箭炉的城门被称为“关”或“口”，通常认为：出了关，就进了藏区，入了关，就到了汉地。

然而，这种说法并非无可推敲。既然讨论的是“人文边界”，就意味着不可能存在一条清晰明确、固定不变的边界线。首先，任何两个或多个族群的传统聚居地之间，通常都存在一个多元混杂的过渡区域，这是一个“亦此亦彼”的“带”，而非一条“非此即彼”的“线”。作为汉藏贸易的枢纽，打箭炉的文化特征的“汉化”程度相当高，风俗、语言，乃至宗教信仰，都受到华夏文化的极大影响。据世居在康定的老人回忆，在1950年以前，就建筑风貌来说，“康定完全是一个汉式的城市”，“锅庄都是汉式的四合院，街边的房子也都是川西民居格局，木板墙、人字坡的黑瓦片屋顶”，看起来“和四川内地的其他小城没什么太大的分别”。因此，关于“汉—藏边界”的问题，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至清代，打箭炉是说藏语的人群定居地的最东端，也是藏文化的影响力开始超过汉文化的最东端。

其次，对于具有千余年历史的汉藏交流来说，其边界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打箭炉成为汉藏枢纽的历史并没有那么悠久。直到明代中前期，“茶马互市”的地点还设在雅州、碉门、黎州一线，直到清初才移至此处。这一转移，反映的是中原文化影响力向西部边疆的拓展。而在此之前，大渡河流域大约也可以被划入“康”的范围。

图1-5是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中所载的雅州府图简绘而成的，值得花些笔墨加以分析。这张地图上标出了两条边界线。西面一条称为“西藏界”，代表的是“雅州府”与“西藏”的行政边界，东面一条则称为“番界”，代表的是“汉”与“番”的文化边界。这条“番界”的位置颇有意味。它位于川边康区中部的雅砻江，以东是在清初就归附清王朝的明正宣慰司的属地，以西则是在雍正年间陆续归诚的“口外新附土司”的属地。由此可见，“番”的边界并不等同于族属意义上的汉、藏边界，甚至也不是语言上的汉语区、藏语区的边界，而是某种更为微妙的文化定位。至少在这幅地图的制作者的观念里，雅砻江以东、被王朝中央定位为“内土司”的明正土司属地已经脱离了“番”的范畴，而进入了“化内”。

资料来源：根据《嘉庆重修一统志》卷四百二，雅州府一所载“雅州府图”绘制。

行政边界

上面的分析显示，在纯粹的人文意义上，康区的东部边界是模糊的、移动的，并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清初以降，随着中原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的行政体制建设日益精细，这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力也就愈发明显。

1727年（清雍正五年），作为清王朝治理蒙藏地区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一，川藏正式划界，立界碑于金沙江与澜沧江的分水岭——宁静山——的山顶，界线以东隶属四川省雅州府，以西则隶属西藏噶厦政府。图1-1中的“边界3”就反映了这条边界。

这次划界对“康区”的政治地位的影响非常深远。元、明两代的“朵甘思”不复存在，人文意义上的“康区”也就失去了独立的行政单元的地位。它不仅被划分在两个不同的省级行政区中，而且还被分割在“内地—藩部”两套相异的行政系统中。自此以降，在清王朝的政治版图中，只有“四川”与“西藏”的概念，而“康区”隐于无形。

这次行政版图上的变更直接影响了清王朝对“喀木”之范围的判定。在乾隆年间编纂的《西藏志》中，作者有如下论述：

西藏一隅，诸鉴多未记载。考其地，即西吐蕃也。唐曰乌斯国，明曰乌斯藏，今曰图伯特，又曰唐古忒。……东与川、滇联界，西与青海接壤……土人分为三部：曰康、曰卫、曰藏。康者，即今之察木多一路；卫者，即西藏拉萨召一带；藏者，乃后藏扎什隆布一带。此三部，皆为番僧之渊薮，黄教之总汇。

上述论点非常清晰：既然“康”乃唐古忒三部之一，而“唐古忒”的范围只能用当时的行政区——“西藏”来定义，那么，只有隶属于行政意义上的西藏的“察木多一路”才是“康”的范围，而东起打箭炉、西抵宁静山的区域既已划归四川省管辖，自然就不再被视为“康”。

穿过宁静山山顶的这条川藏边界维系了大约180年，在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中被突破。在晚清王朝探索现代转型的努力中，它需要将内地的州县体制推行到版图内的全部地区。无论是被称作“川边”的土司辖地，还是位于“藏边”的呼图克图辖地，无论是处于汉藏过渡地带的“康”，还是作为藏文化中心的卫藏，都将接受这一改制。在这种背景下，清朝皇室与西藏地方的“礼制”纽带不再发挥作用，这条王朝时代区分“内地—藩部”的川藏边界也就失去了意义。

余供职蒙藏委员会之三年，蒙古会议毕，西藏会议将开始，达赖所派之代表先后抵京备召集，凡留心藏事者咸以为西藏问题或可望解决矣。讵西康地方之大金寺与白利乡事变猝起，且由大白双方之争一变而为康藏两军之争，势汹汹将影响于西藏会议。……厥后虽由川省以武力收复甘孜、瞻化、德格、白玉、石渠、邓柯等县，而西藏问题遂无形停顿矣。

——唐柯三《赴康日记》, 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