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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一）总结2013年反腐：腐败案件“59岁现象”仍显著

201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2014年“法治蓝皮书”, “反腐”成为“法治蓝皮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1．八项规定已处理3万余人

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公布的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截至2013年12月31日），自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全国共查处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其中给予党政纪处分人数为7692人。

居违规“榜首”的是“车轮上的腐败”，即违反公车使用规定案件，其次是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大吃大喝。

“反四风”也立竿见影。国务院办公厅停发每日、每周、每旬经济指标类信息刊物。以国务院部门为例，审计署取消一年一度的年中全国审计工作座谈会；民政部、气象局下发简报降幅分别达94.3%、67.8%；水利部转变文风会风，以部名义召开的全国性业务会议同比减少32%，公文数量同比减少20%。

2．查处风暴集中在党政机关

根据中纪委公开的数据，截至2013年12月，在2013年查处的公职人员中，共披露了123人的详细信息。这123人中，有31名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即中央管理的干部）已结案处理或正在立案检查，其中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童名谦、杨琨、齐平景8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正在立案调查的有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安众、杨刚、王永春、许杰、戴春宁等。

从2013年查处的腐败公职人员所属单位情况看，党政机关的公职人员所占比例较高，其中党委机构犯罪公职人员占21.1%，政府机构为39.0%，人大为4.9%，司法机关为1.6%，人民团体为8.9%，国有企业为12.2%，事业单位（主要是学校、医院、广播电视台）为12.2%。这说明，2013年查处腐败风暴的旋涡仍然在党政部门，但正势头迅猛地移向其他部门，特别是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民团体。

3．腐败案“59岁现象”仍显著

“59岁现象”是指公职人员在临近退休年龄之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贪腐的现象。根据中纪委监察部公布的案件数据，被查处公职人员年龄最大的为64岁，最小的为39岁；其中51～60岁年龄段人数最多，占总人数的53.7%, “59岁现象”明显。此外，61～70岁的占腐败案总人数的10.6%, 41～50岁的占17.1%, 40岁以下的仅占0.8%。

被查处公职人员的最低学历为大专，最高学历为博士。其中，文化程度为大学（含大专）的有36人，占总数的29.3%；研究生以上的有60人，占总数的48.8%；另有27人学历不详，占总数的22.0%。

被查处的腐败公职人员中司局级占多数。在123名腐败公职人员中，省部级（含副职）为27人，占22.0%；厅局级（含副职）人数最多，为70人，占56.9%；县处级（含副职）为26人，占21.1%。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统计，2013年1～8月，全国共查办贪污贿赂案13163件，涉案金额为31.1亿元。

从公开披露的信息来看，2013年查处的腐败案件往往是一人具有多种违纪违法行为：贪污受贿、渎职、生活腐化交织。2013年被处理完毕或正在被处理的123名公职人员中，尚未定案的既涉嫌违法也违纪的，占62.6%，仅涉嫌违纪的为37.4%。

从违法腐败公职人员涉嫌的罪名看，涉嫌受贿的公职人员最多，占63.9%，随后分别是滥用职权罪（9.7%）、贪污罪（5.6%）、挪用公款罪（5.6%）、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4.2%）等。

4．透明指数排名

（1）国务院部门政府透明度指数（满分100分）达到60分以上的部门。

（2）省级政府透明度指数（满分100分）部分省市得分。

阅读材料（二）不信腐败不除95.8%的网友愿与腐败持久战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腾讯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1983人参加）显示，71.5%的人表示自己“会参与反腐”。

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网络曝光”名列第一。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教授王伟告诉记者，利用影响力受贿的量刑，在查处一些腐败案件中实际上早已采用。现在“两高”的补充规定是在总结有关经验的基础上把它更加明确化，操作起来法律依据更加清楚。这属于惩治范畴，近年来防治腐败体系确实在不断完善。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则表示，这确实是好的措施，但还是属于末端治理的手段。其实大家更期望怎么从源头上堵住腐败。“惩治已经很严厉了，为什么有人不怕？”蔡定剑发现现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腐败官员中被抓的比例太小，贪腐分子抱着侥幸心理。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必须公众参与，而且必须要有有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与监督。

公众最愿意用什么渠道参与反腐？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网络曝光”, 75.5%的人选择此项，接下来依次是：“举报”（58.2%）、“媒体曝光”（53.8%）、“信息公开”（48.0%）、“信访”（30.6%）、“审计”（30.1%）。

中国矿业大学理学院教师王培荣在徐州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他从2000年开始，已有过12次民告官的经历。2008年7月6日晚，他通宵发出了几千封电子邮件和帖子，反映时任江苏徐州泉山区区委书记董锋的作风问题。一个多月后，董锋被正式逮捕。王培荣也因此被称为“著名网络反腐举报人”。

王培荣举报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实名。即使在网上发帖，他也贴出真实姓名和联系电话，“我会为真实性承担责任，这样也避免造谣诽谤，我不怕承担风险，只要大家都敢站出来，腐败分子肯定会越来越少”。

“举报人的目前生存状态很不好。很多怕遭到报复，就带着材料来找我，希望我替他们举报。我只能通过我个人的力量，提醒有关部门重视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参与到反腐败的行列中来。”王培荣说。

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说，从宪法到具体的规章条例，都有关于保护举报人的规定。但现在的问题是，执行机构没有明确的责任和足够的权威，是中纪委提供保护，还是检察院？香港的责任就很清楚，由廉政公署接受举报、提供举报保护，所以香港能做到举报信息中70 %都是署名举报。

调查中，67.3%的人表示，应该发动全民参与反腐，要做到渠道畅通，充分保护举报人。

“虽然反腐过程艰难漫长，但是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公众最急切希望解决哪些腐败问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贪污贿赂”（86.3%），接下来依次是：“失职渎职”（72.6%）, “公款接待、公款吃喝”（70.1%）, “重大事故背后的腐败”（68.5%）, “公费出国、旅游”（68.0%）, “生活作风腐化”（63.2%）, “商业贿赂”（61.9%）, “公车使用问题”（56.9%）, “贪官外逃问题”（55.6%）。

任建明表示，反腐败制度推行一直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比如，公车改革，探索了好多年，就是推不动，就是有一个利益问题。比起查案件，更能反映领导人决心的，是制度建设的推进。因为制度涉及面更大，面临阻力更多。一项制度既需要科学的要求，又要有政治上的智慧、决心。

调查中，67.6%的人希望实行官员问责制，要“一追到底”；59.2%的人期待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68.9%的人表示，光建立制度还不够，关键是落实；74.7%的人表示应该加强预防腐败体系，让官员“不能腐败、不敢腐败”; 49.1%的人说，光靠社会力量监督是不够的，反腐必须从党内民主建设做起。

“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中，很多问题是疾风暴雨般的出现，出现太快、变化太快、问题太多。”王伟说。当前我们还是要从全局出发，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因为这个任务实在太艰巨。

作为中国反腐领域专家，任建明被不止一次地问到同一个问题：“你觉得有希望吗？”提问者的脸上通常写满怀疑。而任建明的回答是：问题虽然严重，但并不可怕。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也是这个状况，惩处了一个腐败丑闻，结果却变得更糟，走入一个怪圈。但真正把问题的原因找到之后，香港在1973年提出改革反腐败机构，成立廉政公署，怪圈就被打破了，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

本次调查中，95.8%的人认同，反腐是一项既有紧迫性又有长期性的工作；51.4%的人表示，“虽然反腐过程艰难漫长，但是我们有坚强的信心”。

“我们现在的转折还没有到来。要打破怪圈，就要通过明显的成效赢得群众的支持。群众广泛有效的参与，是反腐败最终能够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任建明说。

这段时间，王培荣一直在关注新出台的一系列反腐政策制度。“为什么我敢实名举报？就因为我对反腐是有信心的，我坚信党和政府会坚决惩治腐败。可能中间会有挫折，但社会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

（资料来源：《不信腐败不除95.8%的网友愿与腐败持久战》, http://www.cyol.net/zqb/content/2009-10/27/content_2905021.htm, 2009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