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中国金融问题方法论的初探

转型时期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经济理论界为了把“中国特色经济现象”研究成果逐步纳入国际学术范围，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逐步运用国际学术界常用的研究范式分析和论述各种经济和金融问题。但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西方经济金融理论（特别是主流理论）成果以及成熟和常规市场中的经济金融“常识”在转轨过程中并不成立，甚至有些改革时期的经济金融行为和现象与已有理论的预测背道而驰（钱颖一，2002）。这一现实问题在为国内理论界留下较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如何运用西方经济金融理论解释中国的经济金融问题？

究竟主流经济学有哪些优点和长处对我们是可用的呢？黄有光（2003）归纳了以下几点：一是强调经济行为研究并针对该内容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二是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极富洞察力的结论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参照；三是约束条件下的极大化分析方法可以用来分析非正统的因素。钱颖一的《理解现代经济学》（2002）和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2005）两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进一步来说，主流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成果毕竟是众多学者努力的结果，也是被当今世界经济学界认可的理论，特别是它的思维模式、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和一些研究结果对于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本书在基本认同以上作者的思想和看法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金融问题研究提出将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理论结合的研究模式。

一 中国金融问题研究过程中主流经济学与演化经济理论的有机结合模式

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大致有以下五个基本步骤和逻辑：第一步，经济现象观察，即作者往往会根据经济现象观察（经验或感悟）提出自己的某种主张或假设；第二步，根据假设条件和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在寻找均衡的基础上建模；第三步，主要是对理论模型进行逻辑演绎并在差异化条件下进行各种分析；第四步，根据以上三个步骤的结论，对未来经济现象进行相应预测或者对相关政策建议进行深入分析；第五步，将推演的理论带入实际中进行观察和检验，也就是把经济理论模型转化为计量模型，收集现实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处理，最后运用计量技术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对此，田国强（2005）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五步说”。

应该说，当今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有分析框架比较统一、逻辑推理分析比较严谨和强调经济行为研究等优点，且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它存在一定不足，特别是不能有效地分析非均衡、动态和复杂的经济现象，同时也不太注重历史因素对现实经济的影响。

演化经济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主要非主流经济学之一。在看问题的出发点上，它更加注重对经济变化过程的研究（如新偏好的形成、技术的创新过程、制度创新过程和新资源创造过程等），即研究生成（Becoming）的经济学（贾根良，2004）。因此，Foss（1994）把演化经济学的作用和意义归纳为：对经济系统中新奇的创造、传播和其导致的结构转变进行研究的科学。特别是针对制度变迁和演化问题进行研究，演化经济理论已经对演化制度分析达成基本共识，即以相互联系的整体观、变迁的演化观以及辩证发展的历史观为基本点，深入分析经济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机理。

目前，演化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相互兼容的做法已经得到经济学理论界一定的认同。例如，维诺曼（Vromen）认为，演化经济理论并没有完全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之处就是把新古典经济学等正统理论忽视的演化过程和机制进行加强甚至置于理论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看成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特例。又如，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的不断发展，正反映了演化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逐渐融合的趋势。

进一步看，针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的研究，演化经济理论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上的有机结合，实际上是抽象法、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以及系统方法、归纳法和演绎法等分析方法相互兼容的体现，对于研究中国这一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的比较复杂的经济与金融现象是有较大的帮助的。

第一，在金融环境界定方面。由于中国金融是以行政分权和金融分权以及政府主导为主要特征，因此，研究中国转型金融问题时，结合演化经济理论中“遗传基因”（政府行为）惯例和经济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及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基本思维，以及金融制度设计的默示知识、决策的适应性“试错”过程的时间与感知分析、随机因素关键性等，刻画转型金融环境特征显得极为重要，包括初始条件、金融产权、历史金融制度等因素特征。

第二，在经济人行为假设方面。由于转型时期金融活动以规制和中央集权为主要特征，因此，对金融活动参与者的行为方式（包括政府金融规制部门、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等）做经济人利己与有限理性的假设，以及采用演化经济理论有关受有限理性约束和知识分散化影响的个体异质性和知识分布差异性的假设或前提是极为必要的。

第三，在金融制度安排方面。转型时期金融活动的法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法律规则体系不够完善使得金融规则的形成过程往往由政府及其金融专业部门主导，这也说明转型时期政府实施金融规则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金融效率。因此，可以将演化经济理论中动态过程、暂时均衡、均衡点的多重性和到达均衡的路径进化依赖等最优化和均衡分析，以及决策的适应性“试错”过程的时间和感知分析，融入对金融游戏规则制定目标和过程的分析。

第四，在分析人们权衡取舍方面。它主要表现为选择均衡结果，即一旦给定金融环境和金融制度安排（游戏规则）之后，金融活动参与者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做出激励反应，演化经济学有关企业搜寻利润的行为、“个人技巧”和“组织惯例”等的分析，是对主流金融理论有关金融活动参与者的权衡取舍及均衡结果的有效补充。

第五，在分析工具方面。对于转型时期一些金融问题的分析，除了上文提到的主流经济学的经典数学模型以外，进化稳定策略的演化博弈论分析工具更适用于分析转型过程中的中国金融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演化博弈论是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演化思想和博弈论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该理论把转型时期的金融活动均衡问题看作金融制度调整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

二 研究中国金融问题应该注意的几点

（一）经济思想的重要性

虽然金融学概念在学术界没有统一界定，但金融学是经济学大学科的一个子学科，其基本原理均来自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且众多的金融学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和交叉理论（法和金融、金融工程等），一般来自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特别是其思维模式（理念）和研究方法。然而，一个比较系统的经济理论往往是前人经济思想的延续和升华，且经济思想一般经过“前期加工”（规范分析）且抽象化之后，才能被系统化为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修正和发展，才能用于解释现实问题或运用到其他领域。

因此，当我们借鉴主流经济理论和金融理论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框架研究中国金融问题时，必须要先理解该理论的思想渊源，并按照主流经济学惯用的思维模式对该理论进行归纳，评价理论的实用性和方法论特点，然后才能将其用于对中国问题的分析。

（二）历史重要性

熊彼特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曾描述他的看法，即经济学研究需要以历史、统计和理论为基础，且三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比较完整的经济分析，历史对于经济学家是不可缺少的知识基础。诺斯在其代表作《经济史与结构变迁》的序言中深刻地揭示：“历史是至关重要的，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其现在可能的选择。要理解经济实际随时间变化而显现出来的差异，就需要了解经济的演变。”钱颖一（2002）在其《理解现代经济学》一文中指出：“如果不懂得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环境条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很容易产生困难；第一，很难识别和确定政策和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和症结；第二，不易做出与现实相符或相近的假定；第三，很难提出既遵照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政策建议。”田国强（2005）在其《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论述道：对“经济环境刻画越精炼和深刻，论证就越来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而要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其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国情、所处的环境、现实状况等与历史息息相关的因素。

进一步来说，运用演化经济理论的一些思想、基本概念和方法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金融问题的实质和特征是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三）“经济学数理化”的说明

一般来说，“经济学数理化”包括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运用数学逻辑思维方式和数据分析；第二层含义是经济理论的存在方式向数学靠拢；第三层含义是在经济学的论述和交流中，从使用文字语言转变为使用数学语言，这也是现代国外著作和论文常用的方式。

由于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比成熟市场要复杂得多，对成熟的市场理论只做简单修改往往是不能解释中国现象的，因此，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要用数学，但要慎用。“经济学数理化”主要强调的是数学的思维方式，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经济学数理化”的第一层含义和第二层含义，即经济观察和分析决定于经济现象的因素及其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对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进行研究时，如果盲目或简单地模仿和套用现代西方模型，随意运用第三层含义的“经济学数理化”方式解释中国金融现象，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其研究充其量只是一种翻译和介绍，无法解释中国现实；二是只讲数学及其运算，忽略了最重要的数学背后的经济含义与经济现象的逻辑联系。

对于学术界而言，我们应准确认识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人行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所谓一般性是指中国的消费者、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官员与其他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各种资源、技术和制度等约束条件下，他们也是利己和受利益驱动的行为主体（钱颖一，2002）；所谓特殊性是指中国的历史、经济、政治、社会背景、发展路径和约束条件（金融生态）与他国不同，特别是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为对经济的影响较为突出，包括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对金融的影响、金融规则与机制设计、金融中介机构及其行为的特质性（异质性）以及金融中介行为等。这些一般性和特殊性因素，一方面可以作为我们理论研究的基本假定，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我们分析金融问题时的约束条件。

按照经济学领域的一般定义，经济学主要是研究或者解释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社会科学，那么金融理论主要是研究和解释人类金融行为和金融现象的学科分支。因此，在研究转型时期中国金融问题时，除了借鉴主流经济学的比较成熟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将之延伸到金融领域以外，更多地融入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概念、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有助于我们分析和解释中国问题的实质。同时，该理论注重对经济的初始条件、创新动因、路径依赖等过程的研究，认为历史和现实中的不确定因素对经济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融合了制度分析中的整体观、演化观、价值结构变迁、最小破坏原则并注重对权力的分析。另外，演化经济理论强调人们面对不确定环境时不断试错、摸索前行、不断学习的演化过程且重视“路径依赖”的作用，其对中国金融“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和金融现象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