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当代唐代文学的研究，已深入发展到地域文化与诗歌的研究层面，充分地认识到诗歌的发展和诗人的成长与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唐代的著名诗人，除了受到本乡土文化的深刻影响，还多有一个在全国各地漫游、宦游和贬谪的经历。这样，他们既有家乡本土文化的深刻印记，也受到其他各地区地域文化的影响。前者决定了诗人本土文化的基调，而后者则为诗人增添了其他地域文化的色彩，使其具有了丰富性和多样性。

杜甫是出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并在东都洛阳成长的中原诗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诗圣”，既得益于丰厚的家乡中原文化的熏陶，也得益于他青年时期在全国其他地区的漫游学习活动，安史之乱前后在长安十几年的生活及之后在陇右、巴蜀和荆湘等地的漂泊生活中所受到的异乡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探讨杜甫思想和诗歌的形成及发展的研究中，既要深入研讨他与家乡中原文化的关系，也要深入考察异乡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

目前研究杜甫的论著有170多部，论文有4000多篇，但专题研究杜甫与地域文化的著作和论文却凤毛麟角。已有的成果大致如下：聂大受《杜甫与陇右地域文化》、祁和晖《杜甫与巴蜀文化》、秦敏《浅谈巴蜀文化对杜甫的影响》、裴斐《杜甫诗歌与夔州风土》、黄去非《试论杜甫湖湘诗对湖湘文化的影响》等论文都涉及了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本书的作者也写了一些如《杜甫与河洛文化》《务本致用的中原文化精神是杜甫诗歌的主调》《李杜与南北文化交流》等文章，并与其他学者合作撰写了研究专著《杜甫与中原文化》，对此项工作有所涉及。还有一些博士论文，也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如张倩《杜诗与长安文化》等。

但与杜甫在各个地区的诗歌相关的研究资料，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则数量众多。特别是这些年来台湾地区的学者比较关注杜甫在某地域的诗歌研究，成绩斐然。现仅就近年来研究某地域文化的一些学术著作和论文，与杜甫研究有关系的成果，略加说明。第一，与中原地域文化有关的一些著作，有王永宽、白本松主编的《河南文学史（古代卷）》、吴蔚的《唐代诗歌与东都洛阳》；第二，与山东齐鲁文化有关的杜甫研究，有张忠纲主编的《山东杜诗学文献研究》；第三，与长安文化有关的杜甫研究著作有李志慧的《杜甫与长安》，与唐诗唐文化研究相关的著作有阎琦的《唐诗与长安》、康震的《长安文化与隋唐诗歌》等；第四，与陇右文化有关的杜甫研究著作和论文，有李济阻等编写的《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15、吕兴才主编的《杜甫与徽县》、方秋亭的《杜甫秦州诗研究》等；第五，与蜀文化有关的杜甫研究著作和论文，有李欣锡的《杜甫与巴蜀诗“生活”题材研究》、林瑛瑛的《杜甫成都时期诗歌研究》等；第六，和杜甫与夔州地区文化有关的著作和论文则较多，有刘健辉等《杜甫在夔州》、谭文兴的《杜甫夔州诗研究》、蒋先伟的《杜甫夔州诗论稿》、方瑜的《杜甫夔州诗析论》、简锦松的《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许应华的《杜甫夔州诗研究》等；第七，有关荆湘地区文化与杜甫研究的著作和论文有丘良任的《杜甫在湖湘——杜甫湖湘诗研究资料汇编》、洪素香的《杜甫荆湘诗初探》等。这些著作对杜甫和某地域文化的关系都有所涉及，却又都不是杜甫与地域文化的专题研究，但给杜甫与各地域文化关系的全面系统研究提供了学术资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目前关于杜甫与地域文化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研究得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本课题拟综合整理杜甫与各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资料，做一系统研究，以论证杜甫不但是一位“地负海涵”、集大成式的伟大诗人，也是一位在文化方面集各地域文化之大成的文化巨人。他的诗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得益于他思想和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关于研究地域文化的著作，国内较早的有陈正祥的《中国文化地理》，重新提出了“文化地理”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个地域文化研究的热潮，辽宁教育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地域文化丛书》，至1998年共24种。其中《中州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陇右文化》《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等书，谈及这些地区的文化和风土民情，对研究杜甫的生平和游踪都有参考价值。近年来，关于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著作有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他提出对中国文学要有“一种图志学的新的叙述方式”，要关注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等问题，以考察作家因地域变化而产生的思想和文学风格的变化。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是对文学研究的地域性在魏晋时期的实证性研究，提出了在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中“自然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地理环境因素”两大理论概念，给人以新的启发。关于唐诗和唐代诗人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研究，近来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已经出版了一些颇有新意的研究著作，如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等。

关于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有一些典籍对此做了论述和探索。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之事：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太）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季札对十五国风中的音乐与其地域的政治民俗做了简单切要的评点，论述了诗歌、音乐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虽然还不是很明确，但已初步感觉到诗歌、音乐与地域文化之间有一定关系。其次如东汉王逸对《楚辞》的研究，曾说：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怫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以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楚辞章句·九歌》注序）

王逸的这段话，也说明了屈原作《九歌》，与楚国“信鬼好祀”“以乐诸神”的祭祀风俗有密切的关系，揭示出《楚辞》与楚国地域文化密切相关。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楚辞》受到“江山之助”的看法，强调了文学与地方自然山川的密切关系。宋人黄伯思《校定楚词序》则更进一步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从楚地方言、声调以及楚地的地名与特产的各个方面，说明《楚辞》有着楚国的地域文化特征。在史书志乘和魏晋以后的笔记小说、地方志及文集诗话中，都有各地方的自然山川和地域文化对各地文人骚客诗文创作影响的记载。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提出了“文学地理”理论：

盖“文学地理”常随“政治地理”为转移。自纵流之运河既通，两流域之形势，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趋于统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复努力以联贯之。贞观之初，孔颖达、颜师古等奉诏撰《五经正义》，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孙之定乐，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韩、柳，诗家之李、杜，皆生江河两域之间，思起八代之衰，成一家之言。书家如欧、虞、禇、李、颜、柳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长，独开生面。盖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虽伟，而人治恒足以相胜，今日轮船铁路之力，且将使东西五洲合一炉而共冶之矣，而更何区区南北之足云也。

梁任公之论南北文化自唐代日渐融合，“文学地理”随“政治地理”而转移的理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随着中国南北统一，水陆交通空前便利，地域文化特色也日见削弱。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即使是这样，地域文化也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中国地域广大，至今南北和东西经济上的发展仍不平衡，其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而自然山川等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自然也永远无法消除。从人文地理方面看，各地的地方特色虽有所减弱，但也不会完全消失。况且在唐代，无论是南、北或是东、西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差距都是很大的。所以研究唐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还是很有意义的。

在唐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方面，已有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和空间形态》、李浩《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等学术专著的出版。在学术理论方面和具体实践操作方面都有所开拓。戴伟华还总结了地域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的六种方法：

（一）以本贯、占籍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二）以隶属阶层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三）以南北划分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四）以文人的移动路线（交通）切入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五）以诗人群和流派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六）以文化景观为切入点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

这六种研究方法，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前三种可称为静态的研究，后三种是动态的研究。

关于静态的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开展的比较早，前面所说的《诗经》研究和《楚辞》研究，基本上都是静态的研究。在这方面，比较著名的就是大家经常引用的魏徵在《隋书·文学传序》中关于南北文化和文学特征的一段话：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

魏徵高屋建瓴，以南北文学之区别，论列了二者之文学特征。河朔之贞刚与江左之清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原因在于河朔（北方）文化风气重于气质，而江左（南方）文化风气重于文华。它们的文学特征来源于它们地域文化的不同。因此他主张最好是“清绮”和“贞刚”两种文风结合和交融，从而达到“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的理想程度。

近代刘师培之《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指出：

唐初诗文，与隋代同。制句切响，言务纤密。虽雅法六朝，然卑靡之音，于焉尽革。四杰继兴，文体益恢，诗音益谐。自是以降，虽文有工拙，然俳四俪六，益趋浅弱。惟李、杜古赋，词句质素；张、陆奏章，析理通明。唐代文人瞠乎后矣。昌黎崛起北陲，易偶为奇，语重句奇，闳中肆外。其魄力之雄，直追秦汉，虽模拟之习未除，然起衰之功不可没也。习之、持正、可之，咸奉韩文为圭臬，古质浑雄，唐代罕伦。子厚与昌黎齐名，然栖身湘粤，偶有所作，咸则《庄》、《骚》，谓非土地使然欤？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盛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常、崔、李，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孟、贾、卢，思苦语奇，缒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谊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屑，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晚唐以还，诗趋纤巧，拾六代之唾馀。自郐以下，无足观矣。

刘师培之文，即以南北文风之不同立论。然而他所论之文人，并不以南北分派，而是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因其所在之地之变化，受当地风气之习染，文风亦随之改变。如柳子厚为河东人，为北方人；因为曾“栖身湘粤”，所以此一时期其文风则受《庄》《骚》之影响，颇有楚风。温庭筠是太原人、李商隐是河内人，其籍贯也皆在北方；因长期在南方生活，受楚辞影响，其文风则属南方。刘氏所强调的是随着人的流动，其所在地不同，当地的地域文化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也同其本贯的地域文化不同。

关于地域文化与诗人的分布，袁行霈和陈尚君也有专门的研究。袁行霈曾在《中国文学概论》第三章《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中说：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条件、风俗习惯和文化渊源，都呈现一定的差异。中国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为南北两个地区的差异。东部和西部虽然也有明显的差异，但相对于南北来说不那么突出。文物考古的大量资料已经证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文化，是互相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两种主要文化。此外，岭南文化也有一定的特点。孔孟思想源于北方邹鲁，老庄思想源于南方荆楚，先秦哲学思想的地域性已经引起注意，文学也是如此。中国文学在民族统一性之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袁行霈认为，中国文化的地域性，南北之差异要大于东西之差异。并指出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与长江流域的荆楚、吴越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两大主要地域文化。文化以南北分，是大略的说法；细分起来，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文化，还可以分为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与关中文化。因为地处黄河中下游的中华腹心的平原地区，故也统称为中原文化。这是中原文化的泛称。南方人常把黄河中下游流域称为中原，故中原文化是与南方荆楚文化相对的大中原文化概念，也是北方文化的一个统称。而荆楚文化也是南方文化的代表，它的延伸文化概念包括长江流域江左地区的吴越文化、荆湘地区的楚文化和巴蜀地区的巴蜀文化等，总称为南方文化。秦汉以来，国家大一统，春秋战国时期以国别为区域的区域文化差异已渐缩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分裂为南北两大区域，北方和南方固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各自发展。至隋唐又南北混一，天下一统，但南北毕竟已有三百多年的分裂历史，文化上的差别不可能马上消失。故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文化与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文化仍保留着各自的特色。

袁先生在书中还简要地说明了中国文学家在各地区分布的情况，以此证明各地域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并指出：“一、文学发达的地区，一般说来都是经济比较繁荣、社会比较安定、藏书比较丰富、教育环境优良的地区。或者是政治的中心，或者是比较开放的交通枢纽。唐代的长安、洛阳、南阳一线，宋代的赣江流域，明清两代的江浙，近代的广东，都是依赖这些条件而成为文学中心的。二、作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本身一样，不只是一个发源地。至少应该说有两个发源地，一个在黄河流域，一个在长江流域。而中国文学的中心，大体上是沿着现在的津浦线和京广线南北移动着。历代的几个文学中心，大致看来是分布在这两条纵的坐标轴上。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南北的交流对文学的发展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这里，袁先生不但分析了各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且谈及南北文化和文学交流和传播的作用。这对指导今后地域文化和文学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

李浩则主张唐代有三大地域文学和文化。他认为：“唐代文化区域既有南北的差异，又有东西的差异。北方圈内关中文化与河洛文化、关陇集团与山东士族的冲突碰撞便说明了这一点。南方圈内吴越与荆楚的纠葛矛盾，亦由来已久。”他还认为“一直到唐代，南北与东西是三足鼎立而非两极对峙。简言之，中国政治轴心与文化轴心是首先沿着东西的轴线移动，然后又沿着南北的轴线变化。故山东、关中与江南就构成了座（坐）标轴上的三个参数，而不是一条直线上的两个点，三个轴心各自的引力以及由此形成的动态三角形，使文化网络间充满张力。其中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差异亦既有南北差别也有东西差别。”他的三大地域文化说补充了两大地域文化说的一些不足，但唐代东部文化与西部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主要表现在初唐时期，至盛唐时期则已转为南北向的文化冲突与交流为主了。

对唐代文学家与地域文化关系有着重要贡献的还有陈尚君先生。他的《唐诗人占籍考》对唐代十五道的诗人（包括本贯和占籍）在地理空间上做了静态分析，考察其分布的基本情况。根据陈先生的统计，全唐诗人中，有籍可考者，皆纳入其中。其结果是：唐代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陇右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黔中道0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唐宗室53人，确切州县不详者32人、四裔13人、外国19人。这些有据可考的诗人，在唐代全国各地的分布情况，可一目了然。这是对唐代诗人与地域关系的静态分析，用确切的数字统计做了科学说明，使我们对唐代诗人的具体分布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

戴伟华在此基础上，又把唐代诗人从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细分为九个时段，做了动态的研究。他认为诗人是流动的，他们的诗歌创作随其流动，而创作的地点也不相同：“诗歌创作地点并不由诗人占籍所决定，而是随诗人的活动来确定的。它描述事物运行中的状态，相对于文人籍贯分布的描述，它是动态的描述。”通过动态的研究，他发现唐代诗人，在初、盛唐时期，北方诗人，特别是长安、洛阳二京的诗人较多；而到中、晚时期，则多在南方，尤其是江浙地区。这说明，安史之乱后，“中晚唐文化呈南移趋势”，即文化随着诗人的南迁而转移重点，南方地区出现的诗人和创作的诗歌也随之多了起来。“诗歌创作地点的变化，其特征是记录了文人空间移动形成的运动轨迹，即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文人活动地点的变换不仅改变描述的对象，其风格也随之发生变化。”一个诗人不可能总是在本贯地区生活，他可能因游历、科举、做官或贬谪，到家乡以外的地区去，因此都有一个地域文化的“移入场和移出场”的转换。他会受到当地自然山川和人文风情的文化影响，其诗歌创作也因之有所发展和变化。这个“空间移动”的动态文化研究观念对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诗人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有帮助的。

关于唐诗与某一区域文化的研究，也出版了一些著作。除了以上所列举的文献之外，还有胡可先《唐诗发展的地域因缘与空间形态》中的《唐代长安：诗歌表现的空间与文化传承的舞台》《唐大明宫与大明宫诗》《唐华清宫与华清宫诗》《唐代洛阳诗坛的空间形态》《“安史之乱”前后的江南诗人群体》《唐代越州的诗坛图景》等章。还有唐代诗人与地域文化的个案研究，如尚永亮《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蒋志《李白与地域文化》等。以上这些关于文学与地域文化、唐诗与地域文化和一些杜甫与某地区的地域文化关系的著作和论文，都为本研究课题奠定了基础，并给予新的启迪。

本书主要研究内容是综合杜甫思想和诗歌与他所到过的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分为三大块。

第一，以两京文化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文化对杜甫影响的研究。东都洛阳和京城长安在唐代虽然不属于一个地域，但都属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文化都属于中原文化系统，只是表现的地域和地位特点略有不同，其时代精神表现也有所不同。杜甫是一个自幼生长在洛阳地区的人，青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东都洛阳的京城里，受到洛阳京城文化的影响甚深。他又是中原文化世族家庭出身，受到其远祖西晋大儒、镇南将军杜预的儒学与功业的显著影响，还受到其祖父武则天时期宫廷诗人杜审言的诗学传家的影响，从年轻时便立志恪守“奉儒守官”和“诗是吾家事”的祖训，因此，中原地区的仁政爱民的儒学精神，奠定了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础。中原地区务实致用、正视现实人生的理性精神，对杜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他办事务实认真，直面现实，关注民生。同时，中原地区自《诗经》、汉魏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传统及武则天洛阳时期宫廷诗人所创立的律诗诗歌体裁，都对杜甫诗歌和诗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杜甫在长安生活了十三年。长安在唐代（除了武周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外）一直都是首都，其文化观念在总体上虽然也属中原文化，但受到西北少数民族风气的一些影响，如崇尚武风，对外来文化比较开放等，而且其文化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官场气息浓厚等。杜甫在长安文化的影响下，养成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眼光，特别关心国家大事和政治时事。因此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与时事相关的新题乐府诗和与家国命运相关的政治抒怀诗。朝廷的尚武之风与杜甫在和平年代的洛阳所接受的处世温柔的陪都休闲文化及儒家的仁爱之风是有一定冲突的，故他作了反对穷兵黩武的诗。杜甫在长安生活时，大唐正处于走下坡路时期，政治上的黑暗、统治集团的堕落腐败、社会贫富对立的加剧与他个人遭遇的潦倒，使他写了一系列揭露上层统治者贪腐堕落现象的讽刺诗与反映民生疾苦的诗。长安文化正反两个方面的影响，使他的人生立场和诗风发生了大的转变。他从大唐极盛的表象下，看出了潜在的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他从一个只关心个人前途的官宦子弟，转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仁者。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也从盛唐时代的具有幻想色彩的理想主义诗人转变为一个较理性的现实主义写实派诗人。安史之乱后，他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为积极参加平叛而历经艰险奔赴凤翔行在，后来在朝廷虽然不受重用，又被贬斥出朝，但其爱国主义热情，却贯彻终生。可以说，杜甫的忧国忧民思想基调和关注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诗歌道路，都是在以两京为首的中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并成为他一生思想和诗歌的主调。

第二，杜甫与他乡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杜甫是一个中原文化的杰出的传承人，但他绝不局阈于本乡土的地域文化，他青年时曾到过吴越、齐赵等地漫游，中年又到长安住了十多年，安史之乱后又到陇右、巴蜀、荆湘等地漂泊，接触了异乡的地域文化，吸收了所到之处地方文化的营养。现择其要，重点有：（1）杜甫与吴越文化。杜甫早年曾在吴越有一次长达四、五年的漫游。吴越一带的江南地区是自东晋以来的南朝文化的兴盛之地，杜甫诗风中清丽的一面与这里的“清绮”文风有直接的批判继承关系。（2）杜甫与陇右文化。探讨地处边疆的陇右秦州地区的胡汉杂居的边地文化对他的影响。（3）杜甫与巴蜀文化。杜甫在巴蜀地区生活长达八年，他的大部分诗作都作于此处。在蜀中时，蜀地优美的地理环境和杜甫在成都暂时的稳定生活，使其诗风清新明丽，而夔州的雄秀奇丽江山及淳朴的风土人情对杜诗奇伟壮丽的风格有重要的影响。（4）杜甫与荆湘文化。杜甫的晚年漂泊荆湘近三年，荆湘的雄奇悲慨的楚文化和屈原忧思家国的文化传统，对杜甫晚年忧国忧民的悲壮诗风有重要影响。（5）杜甫对外族文化态度的变化。盛唐时期，杜甫对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华夷一家”，外族文化尽为我用。安史之乱后，儒家的“夷夏之辨”观念使他对外来文化产生了复杂的思想感情和态度。

第三，杜甫对中原文化及对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论证可分为三方面：（1）主调与兼调。杜甫思想和诗歌虽受到众多地域文化的影响，但其文化的主调和基调仍是中原文化，在杜甫思想上起主导性的作用。而异乡的地域文化是兼调和变调，只起着辅助的作用。（2）杜甫在唐代南北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文化是流动的、动态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同时也有不同的流向。地域文化的范围，也因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随着天下一统，有鲜明地域文化色彩的地区会越来越少。唐代基本上可分为南北两大文化潮流，互相交流和融合。李白和杜甫客观上各代表南方文化和北方文化，在不同的时段，各沿着不同的走向，起着文化交流的使者作用。（3）时代文化精神和地域文化对杜甫的双重影响。文化是有历史阶段性的，不同的时代，其文化精神是不一样的。盛唐时代的文化精神，是理想主义的，具有浪漫的青春气息。而唐代从盛转衰的过渡时期的文化精神，则转变成了直面社会和人生的现实主义，富有成年人的忧患意识。杜甫的文化思想随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变化，由盛唐的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转向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而后者也是中原地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因此，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文化时代特征和乡土与异地文化的地域特征。

本书意在运用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手法，从地域文化的交流与时代精神变迁相结合的角度，通过杜甫与地域文化关系的综合研究来探讨杜甫诗歌思想内容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主导思想的鲜明性和主体风格的独特性等文化因素，与杜甫本贯地域文化及其他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中的冲突、适应和融合等问题的密切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个个案探寻一个诗人或作家的诗歌或作品与地域文化之间关系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