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创新性

从地域文化这一全新角度解析杜甫及其诗歌，往往能发前人所未见，所得结论常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书中指出，长安文化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杜甫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他的人生立场和诗风也有大的转变。在长安文化的影响下，杜甫培养了敏锐的政治嗅觉和眼光，这使他从大唐极盛的表象之下，看出了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的潜在危机，也使他从一个只关心个人前途的官宦子弟，转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仁者。这就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较为确实合理地解释了杜甫困居长安时期思想变化的主导原因。又如杜甫于长安之所以作《兵车行》等反对穷兵黩武的诗作，本书认为是洛阳文化与长安文化的冲突导致的。长安文化中的尚武之风、官场作风、政治色彩，与杜甫在和平年代的洛阳所接受的温柔休闲的陪都文化及儒家的仁爱之风之间存在着一定冲突，而这正是导致杜甫形成反战思想的重要文化背景。这些新颖观点的得出，无疑正是受益于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所论颇有参考价值。此类新见在书中尚有不少，兹不赘述。

杜甫是中国文化的杰出代表，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闻一多语）。葛景春先生《杜甫与地域文化》一书从地域文化的独特视角，深入解析了杜甫诗歌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这对于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精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相信《杜甫与地域文化》的出版，必将引起学界的关注与重视，从而推动杜甫研究迈向更高境界。同时，我也期望葛景春先生能够继续焕发学术青春，不断为学界奉献更多大著。今闻书稿已结项准备出版，索序于余，乐观其成，特弁数语于上云。

韩成武

2014年6月9日于河北大学

（本序作者为河北大学原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成功学院杜甫研究所所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