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深刻性

杜甫的诗歌除了具有“沉郁顿挫”的明显特征之外，在其生活的各个时期，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独特面貌。其早期诗歌气象雄浑、气势宏大，如“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浮云连海岱，平野入青徐”（《登兖州城楼》）；陇蜀纪行诗又变为冷峻峭拔，如“云门转绝岸，积阻霾天寒”（《寒峡》）、“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青阳峡》）、“清晖回群鸥，暝色带远客”（《石柜阁》）等；成都诗多明媚轻快，如“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困倚微风”（《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五）、“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等；夔州诗则在高江急峡的映衬下，显示出雄浑悲壮、色重情浓的特点，以《秋兴八首》为代表，诗人创造了一种萧森沉郁的美学境界；荆湘诗或哀婉悲怆，或开阔雄壮，深得《楚辞》之风韵。如此千汇万状的艺术风格及其发展变化的复杂原因，若不从诗人一生独特的漂泊经历及其与地域文化的密切关系入手，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前人云：“杜陵诗卷是图经”，宋人刘克庄亦云：“山川城郭之异，土地风气所宜，开卷一览，尽在是矣。”本书的著者密切结合杜甫一生之行迹，通过详细解读杜诗中体现出的诸种地域文化要素及其影响，详细描述了异地文化对杜甫诗歌内容的丰富性、艺术风格的多样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深入阐释了杜诗风格形成、发展、变化的文化原因，所论极为深刻。著者指出，倘若没有吴越、陇右、蜀中、夔州、荆湘楚等地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就不能成就杜甫之集大成。然而，其经世济民和忧患意识的主导思想和诗歌“沉郁顿挫”的主要风格却是在中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其忧国忧民的思想、爱国主义的情怀、仁民爱物的博大胸怀、直面现实人生的诗风贯穿着杜甫的一生。这种结论的得出，极具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