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洛阳在唐代的重要位置

洛阳是九朝古都，在中国历史和文化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重要性决不次于长安。在古代的中国，中原地区地处中国的中心，河洛地区又是中原地区的中心。而洛阳正居于河洛地区的中心。它位于“天下之中”,“土中”“中土”“中国”之名即指洛阳一带的河洛地区。

华夏城市文明，最早出现在河洛地区。夏、商、周三代，均建都于此。史称“昔三代之君（居），皆在河洛之间”（《史记·封禅书》）、“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左思《蜀都赋》）。禹建夏朝，建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南）；夏启建都夏邑，地望在嵩山南麓，距洛阳不到百里。夏启子太康继位，便把都城迁到斟鄩（即今洛阳偃师境内的二里头遗址）。商代自汤建都西亳（在今洛阳偃师境内，距夏都斟鄩相距十二里），共有九代商王居住在这里。周武王灭商，欲建都洛阳，但次年就去世了。周公旦继承武王遗志，建议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史记·周本纪》），将九鼎从殷都迁至洛阳，史称“成王定鼎于郏鄏”（《左传》宣公三年）。于是西周就有了两座都城，西方的镐京称作“宗周”，东方的洛阳称作“成周”，并将洛阳“以为东都”（《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以后的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在洛阳建都。隋、唐两代都以洛阳为东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即下令营建新都洛阳，并开凿大运河通济渠，新都次年完成，名为东京。从此以洛阳为首都，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长安。

唐灭隋后，唐太宗李世民改洛阳为洛阳宫，并在洛阳举行第一次科举考试。据《新唐书·太宗本纪》载，唐太宗先后四次巡幸洛阳，处理国事，居住近两年。高宗即位后，于显庆二年（657）改洛阳宫为东都，往来于东西二都之间，居东都长达11年。永淳元年（682）高宗率百官迁驻洛阳，此后再未回到长安。武则天在其当上皇后的第三年（657）就劝高宗移居洛阳，并在天授元年（690）称帝，改唐为周，改洛阳为神都，即为大周朝的首都，长达15年。在她执政的50年中，居住东都就有30多年。中宗居洛阳将近两年。唐玄宗出生于洛阳，在他当政时期，曾先后五次巡幸洛阳，时间长达10年。唐代东都洛阳的设置，一如长安。如东都皇城内也设置有五省、三台、五监、九寺、十二卫、十六府等中央官署和驻军，另设有太庙。东都五监又称东监，其下分国子学、太学、四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学馆，还设有太医署、尚药局、梨园教坊等。唐玄宗还把洛阳的集贤殿改为集贤书院，命宰相张说任集贤书院知院事。在高宗、武则天、中宗及玄宗在洛阳为政期间，朝中皇亲国戚、达官贵人的官邸私宅或别馆，都建在洛阳或洛阳附近的嵩山地区。如高宗、武周时期的皇亲国戚武攸宁、霍王李元轨、太平公主、长宁公主、鄎国公主、定安公主，大臣李勣、狄仁杰、韦承庆、韦嗣立、裴谈、李乔、苏味道、崔融等人皆在洛阳有宅第。玄宗时期的宗室宁王李宪、岐王李范、薛王李隆业、申王李，大臣苏颋、姚崇、宋璟、张说、张嘉贞、源乾曜等都有邸宅在洛阳。乐工李龟年在洛阳有宅第，杜甫的二姑父裴荣期也有宅院在仁风坊。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在则天朝为著作佐郎、膳部员外郎，想来在洛阳也应有宅第，但至今无考。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建国到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4）共116年间，其中（包括武则天大周时期）约有44年时间，都在洛阳办公执政，洛阳在唐代前期的政治地位之重要，由此可知。

隋唐时的洛阳城，建在东周王城和汉魏洛阳故城之间，“北据邙山，南对伊阙，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都城南北十五里二百八十步，东西十五里七十步，周围六十九里三百二十步。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每坊纵横三百步，开东西二门。”（《旧唐书·地理志一》）洛阳的人口约有一百多万人，是可与长安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城内的东北部有皇城和宫城，“宫城之东有两重隔城，一为东宫，一为左右藏；之西的两重隔城，一为皇子、公主居住的隔城，一为通往上阳宫的夹城”。城西南有上阳宫，南临洛水。唐时宫中有乾元殿（后由武则天改建为明堂）、天堂、集贤殿、仪凤殿及“宫内别殿台馆三十五所”；城西有禁苑，“东抵宫城，西临九曲，北背邙阜，南距飞仙。苑城东面十七里，南面三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苑内离宫、亭、观，一十四所”（《旧唐书·地理志》）。禁苑的周长126里，比洛阳城还要大一倍。

洛阳和长安两个城市的规模也差不多一样大。据《长安志》卷七记载：“（长安城）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这与周长“六十五里三百二十步”的洛阳城大小是差不多的。长安城内东西有十一街，南北有十四街，一百一十坊，两市。（《长安志》卷七）这与洛阳城“都内纵横各十街，街分一百三坊，二市”（《旧唐书·地理志一》）的布局也很相近。长安的禁苑“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里”（《旧唐书·地理志一》），周长114里，比起洛阳的禁苑周长126里还要小些。

在皇城和宫城的建筑上，洛阳的宫殿也可与长安相媲美。长安有三大内，著名建筑大明宫的丹凤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都建在龙首原的高处。《雍录》卷三“汉唐宫殿据龙首山”云：“唐大明宫尤在高处，故含元殿基高于平地四丈，含元之北为宣政，宣政之北为紫宸，地每退北，辄又加高，至紫宸则极矣。”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在洛阳建宫殿，为了在气势上压倒长安的大明宫，则建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三百尺，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棍藉以为本，亘之以铁索，盖为黄金饰之，势若飞翥”（《旧唐书·礼仪二》）。并在明堂之后建立比明堂更高大的天堂。天堂高五级，以贮大佛像，到第三级就可以俯视明堂。故李白在开元二十三年游东都洛阳时见到高大的明堂，遂作《明堂赋》以赞之：“观夫明堂之宏壮也……翠楹回合，蝉联汗漫，沓苍穹之绝垠，跨皇居之太半。远而望之，赫煌煌以辉辉，忽天旋而云昏；迫而察之，粲炳焕以照烂，倏山讹而晷换。蔑蓬壶之海楼，吞岱宗之日观。……经通天而直上，俯长河而下低。”以此歌颂洛阳宫殿的辉煌壮丽。因此，唐时的东都洛阳，无论是在城市的面积、城市建筑的壮丽，或是在居住的人口上，与长安相比都是不相上下的。

洛阳处于“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使其在唐代前期成为与长安相颉颃的经济中心城市。东南的粮赋由大运河运往洛阳。洛阳含嘉城中的含嘉仓可纳粮5833400石，合今2.5亿斤。洛阳城北七里有回洛仓，其东有河阳仓，在其东百里之外还有洛口仓，都囤积大量从各地主要是从江南征收来的粮食。每当长安乏粮之时，唐王朝的中央政府官员便迁到东都洛阳办公就食。洛阳二市上货源充足，店铺林立，中外客商在此交易。南市中“邸凡三百一十二，区资货一百行”（《太平御览》卷一九一“市”引《西京记》），其中丝行、彩帛行、香行等专营丝绸和香料。

洛阳是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在洛阳城居住的胡人有上万人之多，胡人所开的店铺、酒肆到处都是。这些胡人中既有中亚的粟特人、吐火罗人、突厥人，也有波斯和天竺人。20世纪以来，洛阳地区唐墓出土了大量唐三彩骆驼、马的陶俑和胡人俑。这些骆驼有的载货，有的载人。马都体形矫健，是西域胡马的形象。胡人俑中，既有武官俑，还有乐舞俑、牵马俑、牵驼俑，身背行囊的胡商俑、昆仑奴俑、胡侍俑。有的三彩骆驼俑上，坐着四个奏乐的胡人和一个胡人歌者，昭示着胡乐在东都洛阳的流行。在洛阳唐代墓葬中，还出土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和罗马的金币。同时海上的丝绸之路，也通向洛阳。据《元河南志·唐城阙古迹·洛漕诸渠》载，在唐代北市以南，立德、承福坊间，又开挖一新潭。新潭连着大运河，南达扬州，商船直通高丽和日本及东南亚。新潭中“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馀艘，填满河洛”，街上“商业贸易，车马填塞”。

洛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是值得一表。洛阳地处河洛地区的中心。河洛地区自古就是我国的文化源头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出现了以彩陶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在仰韶文化时期的许多遗址出土的陶器或陶片上就有类似文字的刻画符号出现。古文字学家郭沫若说：“彩陶上那些刻画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传说中黄帝时期造字的仓颉，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创造文字的代表人物。传说中的河图洛书，伏羲所作八卦，根据八卦的卦象而作的文化解读而形成的《易》，传说中的黄帝在鼎湖铸鼎、禹铸天下山川图形的九鼎，也都发生在河洛地区。四千多年前的夏代二里头遗址中，就出现有爵、觚、斝等青铜器，玉钺、玉刀等祭器，鼓、铃、埙、磬等乐器，商代早期二里冈遗址出土的刻字牛骨与有铭文的青铜器都表明中国早期有关政治、宗教、文字等文化内容都是在洛阳和其周围的河洛地区形成和发展的。

到了周代，周公旦在成周制礼作乐，创造了系统的礼乐文化。春秋时期，《诗三百》中所收录的周代民风民谣，大部分出自洛阳周围的中原地区，《诗三百》这部诗集就是在洛阳结集而成。道家文化的创始人老子，曾任周王室的柱下史。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曾到过洛阳，向老子问过礼，向苌弘问过乐。东汉永明时，佛教东传到中国的第一个寺庙就是洛阳的白马寺，并在这里译出了第一部中文佛典《四十二章经》。可以说构成中国文化思想的儒、道、释三大文化构架和以诗歌为主体的文学构架的形成，基本上都与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孔子是殷人的后代，其祖籍宋国，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核心是周公所创制的礼乐文化：“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儒家的经学在东汉时期的洛阳，有很大的发展，著名的学者如许慎、马融、郑玄、蔡邕，融古今文学派为一体，将儒学发展为汉代经学，使汉代成为中国儒学史上的鼎盛时代。他们在洛阳讲学授徒，对整理研究和传播儒家经典，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曹魏和西晋时期的洛阳，王弼、何晏等人将儒学玄学化，阮籍和嵇康又将玄学发扬光大，使玄学向哲理思辨的方向发展，使玄学思想蔚然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的主流。

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家。春秋时，左丘明为鲁史《春秋》作传，史称《左传》。又撰《国语》，分别为春秋各诸侯国作传。西汉时司马迁写成了中国的第一部通史《史记》。而中国的第一部断代史《汉书》，则是由东汉的班固在他父亲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写成。他十六岁时曾入洛阳太学读书，博览群书，奠定了一定的史学基础。在汉明帝时，曾任兰台令史，掌管国家图书，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努力，终将《汉书》写成。因此，他的《汉书》是在东汉的首都洛阳完成的。《汉书》除了继承《史记》的纪传体例外，还开创了正史中写《地理志》和《艺文志》的先河，对后世史学影响巨大。此外，班固所作的《两都赋》，对洛阳和长安的山川地理形势、城市布局、都城形胜都做了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对洛阳的历史面貌的描述，使之有了文献记载，有较大的史学意义。西晋时的杜预，是一个少有的儒学和史学大师。他所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代表了当时儒学和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杜预尚司马懿之女高陆公主，曾任河南尹，长期安家于都城洛阳，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基本上是于泰始年间在洛阳居官时著成。在唐时，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取代东汉服虔的《春秋左氏传解谊》（简称服注），为唐孔颖达《五经正义》所据，成为唐代科举士子的必读之书，服注遂亡。因此，此书对唐人影响是相当巨大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历任著作佐郎和左史等职，兼修国史。曾参与纂修《则天皇后实录》。入仕后数入史馆，得以博览群籍，又洞悉史馆利弊。因和监修国史的大臣宗楚客等屡相抵牾，不能自行其道，乃私撰《史通》二十卷以见志。《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著，书中认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对于“识”尤其强调。对于写史，他提倡“直笔”，主张“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要求做到“不掩恶，不虚美”，“不避强御”，“无所阿容”。刘知几长期在洛阳朝廷做史官，可以说继承了洛阳的史学“秉笔直书”的传统精神。

北魏时期，魏文帝迁都洛阳，提倡儒学和佛教，使鲜卑人汉化，将佛教当作国教，并在洛阳龙门开凿石窟，当时仅洛阳就有佛寺1300余所，城中“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序》）。武则天当政时期，尊崇佛教，在龙门修建了奉先寺，建造了当时最大的卢舍那大佛，造就了北魏洛阳佛教的兴盛和佛教文化艺术的辉煌。唐代尊崇老子为祖先，将道教作为国教，特别是在盛唐时期造就了道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儒学在唐代虽然没有更大的建树，但唐太宗命颜师古、孔颖达等人整理五经，编写《五经正义》，并以此作为国子监学子的教材和举子考试的主要内容，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使儒学走上正规的轨道。东西二京的国子监中，还有很多日本、朝鲜等国家的留学生和周边少数民族的学生。唐代儒释道三教并行。与此同时，外来的宗教如波斯的祆教、大秦的景教、大食的伊斯兰教，在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都有寺庙存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洛阳在唐代及其前历代经济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绝不下于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