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盛唐时期洛阳的诗歌创作活动

唐诗之所以成为唐诗，主要是因为近体诗出现，与唐以前的古体诗有了重大的区别。而近体诗的出现与创作，则与初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宫廷诗人集团有着重要关系。在高宗龙朔年间的宫廷诗人中，上官仪是最有贡献的一位。上官仪，河南府陕州（今河南陕县）人，贞观初进士，高宗龙朔二年（662）拜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当时高宗常来往于东西两京之间，而在洛阳时为多。上官仪常参与宫中宴集，奉和作诗。他工于五言诗，“其词绮错婉媚。及贵显，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新唐书》卷一〇五本传）。上官仪曾撰《笔札华梁》，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近体诗的格律建设，有重要贡献。后来的元兢对近体诗的创立有重大发展，即将齐梁时沈约、周颙等人提出的“四声”（平上去入），后来沈约又与谢脁、王融、范云等人一起所提出作诗应避免的“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等规则，加以简化。即将“四声”简化为平声与仄声（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两种声调，只要每句中平仄相对，一联中上句与下句的平仄相对就可以了。此外还提出了上联与下联相黏（即上联的下句与下联的上句平仄相同或相近）的规则。这样就极大地简化了作诗的声律规则，使其在创作中有了可操作性。上官仪的“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对偶的创作，也具有显著的创造意义，从而使近体诗的格律和对仗有了新的标准。在高宗和武则天时期的洛阳宫廷中，尤其是武则天时期，由皇帝直接提倡，下面群臣唱和的近体应制诗，就是对近体诗最好的实践和训练。在武则天朝，洛阳宫廷集团，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如珠英学士集团，就是写近体诗的诗人集团，其中有李峤、崔融、苏味道、杜审言等“文章四友”与沈佺期、宋之问等著名的诗家。他们对近体诗的形成和定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除了近体诗的创作之外，还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等“初唐四杰”在七言歌行和古体诗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尤其是陈子昂，高举提倡“汉魏风骨”的复古大旗，在诗歌内容和风格上力求摆脱宫廷诗只讲和谐声律和华美辞藻的弊病，为盛唐诗歌的到来，发出了有力的呼声。

武则天是洛阳文坛的盟主和支持者。史称她“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指武则天）君临天下二十馀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杜佑《通典》卷一五引）。由于武则天利用各种手段，极力提倡文学及诗歌，故洛阳宫廷文学，特别是诗歌的创作，蔚然成风。她曾多次亲自组织诗会，号召臣下应制作诗，如天册万岁元年（695）七月的上阳宫诗会：“我金轮圣神皇帝（指武则天）……乃望芝田，赋葛天，和者万，唱者千。”（宋之问《早秋上阳宫侍宴序》）圣历二年（699）春，武则天游龙门，命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旧唐书·宋之问传》）。圣历三年（700），武则天与群臣游嵩山石淙，赋七言律诗，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及从臣李峤、苏味道、姚崇、阎朝隐、崔融、徐彦伯、沈佺期、宋之问等，皆有和作（见《夏日游石淙诗碑》，《金石萃编》卷六四）。由于武则天的倡导，洛阳宫廷诗人所作多为五律、七律和排律，故律诗的创作在初唐便逐渐熟练和定型。据统计，“文章四友”和沈、宋的诗歌，五律和五排的合格率，李峤为85%，苏味道为53%，崔融70%，杜审言为94%，沈佺期为85%，宋之问为83%。七律的定型和成熟则稍晚些。武则天的石淙会饮，共创作有七律17首，合律的只有4首，合格率为23.5%。就连以创建律诗闻名的宋之问和杜审言，其七律的合格率仅能达到60%和70%。可见七律当时尚未达到完全定型和成熟的地步。

高宗和武则天还在洛阳开科取士，调露二年（680），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进士考试除试策外，另加帖经和试杂文，并“自后因以为常式”（《唐会要》卷七六“进士”）。永隆二年（681）八月诏云：“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严考试明经进士诏》，《全唐文》卷一三）此杂文即包括诗赋。宋人叶梦得云：“永隆后，进士始先试杂文二篇，初无定名。《唐书》已不记诗赋所起，意其自永隆始也”（《避暑录话》卷下）。明人胡震亨云：“唐进士初止试策，调露中……试杂文，谓有韵律之文，即诗赋也。”（《唐音癸签》卷十八，“诂笺三”）尚定先生经考辨后认为“杂文两首”实即“一诗一赋”。唐代的试题诗，一般是六韵的五言排律。因此，高宗和武则天通过宴会、诗会及科举考试，来推行律诗创作，使近体诗成为唐诗的一个异于唐以前的古体诗的新品种。其对唐诗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通过开科取士，高宗和武则天笼络了一大批文学之士。自显庆元年（656）至长安四年（704）五十年间，共录取进士1041人，数目大大超过了唐高祖、太宗和高宗初期的进士人数。像著名的诗人王勃、杨炯、杜审言、李峤、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人，都是经过科举或制举考试，被朝廷选拔出来的。

再一个选拔文学之士的途径，是修撰图书。如通过修撰《三教珠英》一书，圣历二年（699）至久视二年（701），“乃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二十六人，分门撰集，成一千三百卷上之”（《旧唐书·张行成传》附“易之昌宗传”）。这些“珠英学士”在编书的过程中，“日夕谈论，赋诗聚会”，切磋诗艺，以诗相赏，这个时期他们所作的诗被编汇成《珠英学士集》五卷。“珠英学士辈上承贞观、永徽之遗风，下启开元、天宝之新声，实为初唐文学转变为盛唐文学之关键人物”注1。

注1周祖:《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盛唐时期，曾为武则天洛阳宫廷诗人集团成员之一的张说，既继承了洛阳宫廷诗的近体诗的声律传统，同时又继承陈子昂发扬汉魏古诗的风骨传统，将两种传统的优点相结合，提倡既风骨健举又词彩华茂、声律协调的盛唐诗风。张说在开元间为相时，为文坛之主，提携了一大批文章之士，如徐坚、韦述、贺知章、徐安贞、孙逖、王翰、张九龄、袁晖、许景先等人。又有贺知章识拔李白，张九龄、王翰等人赏识王维、杜甫等人，初步形成了盛唐诗人的阵容。正如殷璠所云：“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见《河岳英灵集序》），使唐诗逐渐达到极盛的局面。

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几乎都到过东都洛阳。因洛阳是大唐的东都，武周时期又是首都，唐玄宗曾有五次驻跸洛阳，文武百官长期在洛阳办公。朝廷在洛阳的时期，全国需要铨选的官员，都要来此办理诠选事务。又有多次科举在洛阳举行，全国的举子必须来洛阳应试。开元二十二年（734）正月至二十四年（736）十月，唐玄宗在东都住了近三年。一些科举考试就是在洛阳举行的。如开元二十三年，杜甫从吴越漫游归来，参加洛阳的乡试和科举考试，杜甫与高适此次进士试均未第，而此年萧颖士、李颀、李华、赵骅、柳芳、李崿等二十七人登第。此外，因洛阳地处唐代华山以东地区和江南地区入长安的必经之处，这些地区到长安铨选的官员和应试的举子，也都经过洛阳或在洛阳停留、游览。可以说，盛唐时期凡入京求取功名或做官的文士，很少有不曾到过洛阳的。

唐朝大诗人孟浩然曾经六次到过洛阳。王维家居河东蒲州（今山西永济），蒲州距洛阳仅有一河之隔，早在开元六年（718）即游过洛阳。他早年中第，在济州和淇县做官，曾多次来往长安，路过洛阳。任满后回长安闲居。李颀是开元时著名诗人，河南府颍阳（今河南登封颍阳镇）人，少年时在家乡苦读，青年时漫游两京。由于其家距洛阳仅有百里，故经常到洛阳寻师访友。李颀于开元二十三年（735）在洛阳中进士，后曾与王维、王昌龄、岑参、高适、裴宽、乔琳、綦毋潜、刘晏、张旭、崔颢等人交游。他做过一任新乡尉，之后长期隐居于颍阳别业。其间多次来往两京，可算是一个京城诗人圈中的诗人。王昌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早年游历边塞，开元十五年进士，授校书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洛阳中博学宏词科，迁授汜水尉。他多次来往于两京之间，与李颀、綦毋潜、王维、孟浩然、岑参、裴迪、刘眘虚、常建、李白等人相交游。他被美国学者宇文所安定为京城诗人圈中的诗人，在洛阳期间曾与李颀、綦毋潜、刘晏等有诗酒之会。李白与洛阳的关系也很密切。据郁贤浩先生考证，李白先后五次入洛。其中以开元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入洛最为重要。此次入洛约有一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历抵卿相”，为寻找政治出路，到处干谒，曾向在洛阳驻跸的唐玄宗献《明堂赋》。他对洛阳宫室的壮丽，充满赞赏之情，并亲见文武百官在洛阳宫上朝的情景：“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古风五十九首》其四十六）、“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月落西上阳，馀辉半城楼。衣冠照云日，朝下散皇州。鞍马如飞龙，黄金络马头”（《古风五十九首》其十八）。储光羲，祖籍兖州，家润州延陵。开元十四年（726）中进士，曾做过汜水尉、监察御史等职。是一位田园山水诗派的诗人，多次来往于两京之间，曾在洛阳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与孟浩然、王维、綦毋潜、祖咏交游，所作田园诗多写中原风光。刘长卿，本河间人，青年时在嵩山读书，后来移家洛阳。开元二十一年中进士。作有《龙门八咏》、《夕次担石湖梦洛阳亲故》、《洛阳主簿叔知和驿承恩赴选伏辞一首》、《夜宴洛阳程九主簿宅送杨三山人往天台寻智者禅师隐居》、《上阳宫望幸》等诗。

此外像卢象、常建、祖咏、裴迪、崔兴宗、高适、岑参等人都曾在洛阳游历和居住过。这一批盛唐诗人，都与洛阳有着或深或浅的关系。因为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又是大唐东都，是唐代的中心文化区之一，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来过洛阳和长安。他们或为求取功名利禄，或为实现政治理想，来到洛阳寻梦。初盛唐时期，大唐为他们提供了一定的实现梦想的条件，故他们在洛阳演出了一部部失败或成功的悲喜剧。经过洛阳和长安文化的陶冶和熏染，他们将中心文化区域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观念，带到全国各地去，推动京城的主流文化向全国各地区进行传播和扩散，并促进了京城文化与各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

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派的几位重要诗人，都是两京诗人集团中的京城诗人，奉行着王维的亦官亦隐的中隐哲学，在朝为官，在京城附近大都有自己的庄园。他们接受了京城宫廷诗人近体诗的影响，有着良好的诗歌修养，并用城市诗人的闲逸和雅兴，在他们的庄园或京城附近的山林田野写山水田园诗。故他们的山水田园诗，大都有一种娴雅富贵气象，是穿着野老村夫衣裳的城市干部，到乡下走一走，看一看，欣赏一下农村山野的自然风光，或用野老村夫做一下风光的点缀，并不能真实反映农村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