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杜甫与中原周边晋赵地区的尚武之风
任何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都不是单纯的，除了主流文化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文化和习俗与主流文化相并而行。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各种流派的文化也有盛衰和起伏。由于先秦时代各诸侯国你争我斗、互相争霸或互相兼并，以及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的对立，尚武的风尚在各个地域都普遍盛行。到了秦汉大一统时代，特别是到了汉代，统治者出于社会和平和稳定的需要，提倡文治和思想的统一。汉武帝实行文治武功并重的策略，一方面打出独尊儒术的旗号，进行思想统治；一方面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打击匈奴，开疆扩土。到了唐代，也基本上是文治和武功并重的政治方针。特别是唐太宗这位一代圣君，文武并用，以武力统一天下，北击突厥、西和吐蕃，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在国内则提倡儒学，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他曾说过“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卷六《慎所好第二十一》）唐太宗在他即帝位之前就颇留意儒生，曾在秦王府置十八学士，讲论经史。在他即位的第二年，就立孔子庙堂为国学，又尊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在国学中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又置书学、算学博士，广召学生。唐太宗还数次临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经书，并对他们大加赏赐。于是，“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唐太宗对儒学最大的贡献，是命颜师古、孔颖达等人考定五经。儒家经典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因版本不一，文字歧异，注释分歧，常常造成理解上的混乱，为了统一思想认识，必须有统一的经典依据。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四年，“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颁其所定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疏义，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贞观政要》卷七《崇儒学第二十七》）从此，儒家的经典结束了南北经义歧异的局面，《五经正义》作为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所遵依的范本，达到了儒学思想上的统一，对统一全国的思想认识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唐玄宗在开元时期也是如此，他也是一个亦文亦武的皇帝。为了保护丝绸之路的通行和防止吐蕃的不断侵扰，他派重兵把守西域和北部各边关要塞，保障了中西商业和文化交流的正常进行，也保障了大唐人民生活的和平与安定。在开元时期，他也很重视儒学，开元十年为《孝经》亲自作注，并颁布天下。开元二十七年，尊孔子为文宣王，孔子称王自玄宗始。盛唐前期尚武与崇儒的国策，也使唐代的文化精神既具有儒家向上进取的理想主义，也有崇尚武功的刚健之风。
就儒家思想而言，儒家的经典不仅是崇尚文治，其中也有尚武的内容。《诗经·鲁颂·泮水》：“允文允武。”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孔子家语·相鲁》）孔子要求学生学习六艺，《周礼·地官·大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这六艺中“射”（射箭）和“御”（驾车，春秋时期列国打仗用的是车战）就指的是武事。所以儒家也并不是反对习武的。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是以武勇著名，受到后代人的赞扬。
杜甫早年游历过蒲州的郇瑕（今山西临猗），结识韦之晋、寇锡。这段历史旧的杜甫年谱不载，我们可以从他晚年的诗中找到此时游晋的记载。大历四年（769）夏，杜甫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听说韦之晋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曾作《哭韦大夫之晋》诗云：“凄怆郇瑕邑，差池弱冠年。……童孺交游尽，喧卑俗事牵。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诗中叙述了他在弱冠之年与韦之晋在郇瑕结交，如今这个少时的朋友却已去世了，为此感到悲伤不已。所谓弱冠年，即是二十岁左右。《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孔颖达疏：“二十成人，初加冠，体犹未壮，故曰弱也。”差池，这里是大约、前后、约略的意思。张忠纲的《杜甫年表》定杜甫游郇瑕为开元十八年（730）
。此外，杜甫还有在潭州写给寇锡的诗《奉酬寇十侍御见寄四韵复寄寇》：“往别郇瑕地，于今四十年。来簪御府笔，故泊洞庭船。诗忆伤心处，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黄帽待君偏。”诗中所说杜甫与寇锡游郇瑕时离大历四年已经有四十年，时杜甫已58岁，向前推四十年，即杜甫十八九岁时，正值开元十七、八年之时。
开元十九年（731），杜甫开始游历吴越，至二十三年回洛阳赴乡贡。因后面还要讲杜甫与江左地区的吴越文化之关系，此处从略。
杜甫在齐赵的漫游，是在开元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736～739）之间。他在《壮游》一诗中回忆道：“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鸧。苏侯据鞍喜，忽如携葛强。”诗中说，他开元二十三年在洛阳考进士不中，便到齐赵间与苏源明结识，一起在齐赵一带游历，过着“裘马颇清狂”的生活；他们一起在邯郸的丛台上放歌，在齐地青丘骑马打猎，呼鹰逐兽，纵马射禽，曾射中过云中的大雕。他那时并不像后来那样的一个柔弱书生，而是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武将。这说明杜甫一是受到盛唐时代尚武风气的影响，二是也受到燕赵当地的尚武文化传统及民风民俗的影响。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晋赵好气重侠，民风刚健。三国分晋之前，晋地因北接阴山，多与胡人接触，经常受胡人骚扰，故当地人民胡汉杂糅，受胡风影响，尚武成风，人多剽悍。《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为了强国，立意改革，学习胡人短袖窄衣，以骑射为主。他说：“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他本人身体力行，带头穿胡衣、胡靴，习骑马，练射箭，亲自训练士兵，使赵国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故能西退胡人，北灭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因此骑射尚武之风，一直是晋赵地区的风气之一。赵国在东方六国之中，是较强盛的一家。赵惠文王时，赵国的名将李牧，将兵一举消灭匈奴十万，使匈奴几十年不敢南向牧马，成为唐人崇拜的对象。李白曾作诗曰：“李牧今不在，边人饲豺虎。”（《古风五十九首》其十三）杜甫在参观游览赵国首都邯郸的丛台时，自然会想起赵武灵王和李牧这些古代的英雄人物，并受到当地侠风的影响，与友人骑马打猎，弯弓射大雕，逐兽云雪岗，一展豪情。不仅晋赵地区如此，即如齐鲁之地，也同样盛行任侠之风，与儒风并举。《山东通志·风俗志》济南府：“水道遒劲而急，故其民粗而好勇。”（引《管子》）青州府：“性缓尚儒，仗气任侠。”（引《文献通考》）登州府：“英雄豪杰之士甲于京东，文物彬彬而豪悍之习自若。”（引《舆地记》）这些都说明，即使在儒风盛行的齐鲁之地，也一样有任侠的尚武之风。就是在梁宋的中原之地，也有任侠之余风。如李白《侠客行》所云：“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李白笔下的侠客，都是些行侠仗义之人，他们乃重然诺、讲义气，而施恩不图报的英雄豪杰。杜甫在天宝三载与李白、高适同游梁宋之时，当时的睢阳郡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雠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遣怀》）这里当时仍是侠客的世界，他们可以因侠义为人杀人报仇，而立见行动。这与李白所写的侠士，可为表里。总之，整个北方在盛唐时代都盛行尚武之风，这与盛唐所提倡的尚武精神，是有很大关系的，但也与当地的崇武任侠之传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