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杜甫与中原地区的求仙学道和隐逸之风

中原地区，即唐代的河南道，不但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道家文化的开创者老子，代表人物庄子，都是中原人。老子就出生在春秋时陈国的苦县。《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其地在今河南省鹿邑县的太清宫镇。司马迁说老子是“楚苦县”人，这是汉朝人的说法，其实，老子在出生时，其地尚属陈国，不属楚。老子生活的年代虽有争议，但近代大多数学者如胡适、唐兰、张煦、马叙伦、高亨、任继愈、陈鼓应等都认为《史记》中所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事是可信的，他应与孔子同时，而长于孔子二十岁左右。在老子生时，苦县属陈国，而非楚国。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即孔子卒的那一年，“楚灭陈，杀湣公”。此年之后，陈国才属楚。若按老子活九十岁的话，老子生前陈国尚未灭于楚，因此老子算不得是楚人。唐兰说：“《礼记·曾子问》疏引《史记》作‘老聃，陈国苦县赖乡曲仁里（当有人字）也。' ……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陈国苦县历乡人’，正和《礼记》疏所引符合。”因此，司马迁说老子为“楚人”是错误的。从老子的生平来看，他曾为“周守藏室之史”，“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这说明老子曾为东周王室的史官，后来因周王室之衰而西出函谷关，他始终都没有到过楚国，基本上都是在中原地区生活的，怎能算是楚人呢？庄子是战国时期宋国蒙（在今河南省民权县）人，以织屦为生。他只做过蒙漆园吏的小官，后来隐居不仕，以著书自娱。《史记》说他“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他们都生于豫鲁之间，都是中原人，而孔子的先人是宋人，陈与宋相邻，这就是说，中国三大思想家和哲人，都是同乡。而他们的思想却相反相承，相辅相左。孔子主要讲的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有序的社会秩序，都是关于人伦伦理的，关于人类社会的。而老庄讲的是天人关系，探讨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孔子和孟子，为人们树立了一个人生道德的规范，而老庄却探索宇宙产生的本体意识和人在天地之中的位置和自然的本性的问题，也给人们了新的启发和思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老子是将人与自然天地同列的，把人看作宇宙的一部分。庄子则认为，人与物是可以相通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他的相对论也有人与宇宙为一体的哲理意识。孔子是现实主义者，只讲现实世界能看到的东西，六合之外，存而不论。他只讲人，不讲神鬼。有人问他关于鬼神之事，他回答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他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他尊重人的信仰，但却不讲怪力乱神。而老庄却有些神秘的东西，所谓“玄之又玄”，有些故弄玄虚的意思。老子的道是很神秘的：“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老子》第十四章）他又说过“谷神不死”（《老子》第六章）、“长生久视之道”（《老子》第五十九章）的话，这里面就很有神秘感和对死亡超越的神奇性。而庄子更甚，他讲的所谓神人、真人，都是些“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庄子·大宗师》）有神奇本领的人物，他们是居住在藐姑射之山上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而这些神乎其神的话语和寓言，就给以后道教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老子和庄子，对儒家的仁义持怀疑和批判态度，从一种反向的思维，来探讨儒教思想的复杂性，有思辨的深刻性。如“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庄子更甚，他甚至大骂那些统治者，都是“窃国大盗”：“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批判一些虚伪的儒生，几乎就是些盗墓贼。所以道家有很强的批判性。

在开元期间的盛唐之世，还流行一种隐逸之风。唐代的隐逸有多种，有真隐逸的，有假隐逸的；有先隐后出仕的，也有在仕途上不顺而后又隐逸的；还有边做官边隐逸的。其实，在初盛唐之世，真隐逸的隐士实在不多，而假隐逸之人则比比皆是。《新唐书·隐逸传序》把隐士分为三种：“古之隐者，大抵有三概：上焉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从之，虽万乘之贵，犹寻轨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持峭行不可屈于俗，虽有所应，其于爵禄也，泛然受，悠然辞，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怊然如不足，其可贵也。末焉者，资槁薄，乐山林，内审其才，终不可当世取舍，故逃丘园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风而不敢加訾焉。”古代传说中的巢父、许由、伯夷、叔齐，就是这样的真隐士。唐尧时有不受禅让而隐居箕山的许由和隐士巢父，周武王时有不食周粟而饿死守首阳山的隐士伯夷和叔齐，孔子时有躬耕不仕的长沮和桀溺及楚狂接舆，战国时的庄周其实也算是一位不愿意做官而闭门著书的隐者。汉魏以后，道教大行，而又有一批隐逸之士隐于道者。他们以道士的身份，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如梁代的上清派道士陶弘景，人称为“山中宰相”。初盛唐时期的几位道教大师，如王远知、潘师正、刘道合、司马承祯、吴筠、李含光等道士，都与朝廷有密切来往。司马承祯为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代帝王所尊崇，还亲为唐玄宗授过道箓，俨然是帝王之师。在他们的影响下，初盛唐的大部分隐士却是以隐逸为名，以邀时誉者，最著名的是卢藏用、李白。

以退为进的隐逸活动，以卢藏用最为典型。卢藏用，高宗时举进士，不得调，便与其兄卢征明隐于终南、少室二山，学辟谷练气之术，长安中被召授左拾遗。因其初隐之时有当世之意，被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新唐书·卢藏用传》）他后来果然被朝廷重视，做上了吏部侍郎的高官。李白在未被召入长安之前，在东鲁曾与裴政、孔巢父、韩准、张叔明、陶沔等人在徂徕山结为“竹溪六逸”，为的是以隐逸的方式邀高名，引起朝廷的注意，以便召他入朝。

也有人因官场失意，转而隐逸。如王维，他因在朝中不能实现理想，又不敢得罪李林甫和杨国忠等权奸，因此便隐居蓝田的辋川别业，过起了亦官亦隐的生活。还有些因种种原因绝于仕途者，便隐居乡间不出。如孟浩然，晚年隐于襄阳城外的涧南园和鹿门山，做起了隐士。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加上唐玄宗后来很热衷于道教，所以即使是在盛唐，隐逸之风也很盛行。从地点上来说，中原地区及其周边，因与京城不远，交通又很方便，所以以退为进、邀买声名的隐士多在此地区隐居。在离洛阳不远的嵩山地区、王屋山地区以及兖州附近的泰山、东蒙山、徂徕山等处，都是隐逸的好去处。又因隐逸常常和道士的出世之风有割不断的关系，一些隐逸活动又大多与求仙学道有关，道风所盛处，即隐逸所在之处。

天宝三载（754）杜甫与李白在洛阳相遇，此时正是李白失意之时，故辞京还山，归隐旧林，重拾旧业，游山访道。而杜甫此时闲居洛阳，他一方面仰慕李白的为人，处处都向李白学习，又因此时他的思想十分寂寞，想随李白到处走走，散散心。天宝年间，又盛行道风，杜甫对于求仙学道的活动，也颇感新鲜。故他向李白写了一首诗，表示愿意随他一道远游。其诗云：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赠李白》）

盛唐时期也是在唐玄宗日益强劲的崇道之风中度过，杜甫也多多少少受到道教文化的熏染，因此，当他遇到李白这样的一位有着“仙风道骨”的“谪仙人”时，他对道教和隐逸的兴趣一下子就被引发了。因李白要到齐鲁地区的安陵去找道士盖寰为他造真箓：“学道北海仙，传书蕊珠宫。丹田了玉阙，白日思云空。为我草真箓，天人惭妙工。七元洞豁落，八角辉星虹。三灾荡璿玑，蛟龙翼微躬。”（《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真箓归别留赠》）齐州的高如贵道士为他传道箓：“道隐不可见，灵书藏洞天。吾师四万劫，历世递相传。”（《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因此杜甫决定随李白一起去游济源、游梁宋、游齐鲁，拜一拜道士，访一访隐士。他们一同到济源的王屋山、东鲁的东蒙山去求仙学道：

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晨溪向虚驶，归径行已昨。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胡为客关塞，道意久衰薄。妻子亦何人，丹砂负前诺。虽悲鬒发变，未忧筋力弱。扶藜望清秋，有兴入庐霍。（《昔游》）

诗的前半首，是说杜甫与李白到济源王屋山拜访道士华盖君的事。可惜的是他们很不逢时，当他们到王屋山的小有洞天时，华盖君已经去世了。所谓能炼出金丹和长生不老药，全是靠不住的事情。他们又一道去东鲁的东蒙山去拜访董炼师，谁知道也和访华盖君一样，徒有虚名。丹砂难成，青丝渐变，筋力已弱，他想也许庐州霍山一带的南方尚有什么神仙高道可访，但此时也只是扶杖遥望罢了。他还与李白一道去探访隐士范十，看一看隐士的隐逸生活的真态和生活环境。

这次与李白一起去王屋山、东蒙山等中原和齐鲁各地，对道教和隐士的实际考察，彻底地破灭了杜甫对道教和隐逸生活的幻想。原来使人“颜色好”的“青精饭”，并不能使人延年益寿，原来所想象的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金匕药”“丹砂”，根本就找不到或炼不成，连得道的名道士华盖君也会死掉，成仙得道岂不是空谈？所以杜甫曾作《赠李白》诗，讥笑李白“未就丹砂愧葛洪”，这虽然是玩笑话，但也说明杜甫已对道教感到失望和怀疑。

但道家思想毕竟对杜甫是产生了相当影响的。杜甫的反战思想，主要来自儒家。孔子的“去兵”思想，如：“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论语·颜渊》）同时道家的“非兵”“慎兵”思想，也对杜甫起着同样的作用。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生活在春秋战国的战乱年代，史称春秋无义战，老子就是反对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的。他认为：“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庄子也认为：“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战争给人类造成极大的灾难，因此，老庄都是慎兵反战的。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老子》三十一章）。庄子也说：“兵，恃之则亡。”（《庄子·列御寇》）故“去兵”和“慎兵”，是儒家和道家都提倡的基本思想。杜甫接受了儒家和道家的反战思想，所以他对唐玄宗晚年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极为反对，写出了《兵车行》和《后出塞》等诗，对统治者“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进行揭露，对造成“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的边帅尾大不掉、骄横不法、心生异志的现象表示担忧。他衷心希望“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晦日寻崔戢李封》），人民能过上化甲兵为农器、一心耕织的太平生活。虽然杜甫反战，但他对保卫国土和平定叛乱的正义之战，还是拥护的。安史之乱后，杜甫对安禄山、史思明一类的篡国反叛的叛乱分子和民族分裂分子，是极端愤恨的。当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反叛集团被诛灭之时，杜甫高兴地说：“禄山作逆降天诛，更有思明亦已无。”（《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其一）杜甫将安史叛军称之为“逆胡”“反胡”“胡虏”等，对他们“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残杀黎民百姓，血流成河的滔天罪行，进行愤怒的声讨。而对平叛战争，则信心百倍：“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北征》）他对战乱中的中原父老兄弟义无反顾地参军参战表示鼓励，《垂老别》中的老翁“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身穿介胄，毅然从军的壮举；《新婚别》中的新娘子深明大义，鼓励丈夫“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前去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操，都在诗中表现了出来。就是《石壕吏》中那个为国献出三个儿子，又替夫上前线为战士们做饭的老妪，也是一个值得赞颂的具有爱国血性的老妈妈。这些都表明，杜甫对反对叛乱、反对分裂国家的正义战争鲜明的拥护态度。同时，杜甫对反侵略战争中的对立政权的异族人民，也表现了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希望唐军在打仗时对敌军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尽量要“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把敌人赶出国土就行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前出塞九首》其六），即打退敌军的侵略即可，尽量减少敌军士兵在战争中的伤亡。这种仁人之心，实是中国传统文化战争观中的可贵思想。

杜甫的守拙思想，也是受到道家文化影响的结果。老子说：“大巧若拙。”（《老子》四十五章）又说：“绝巧弃利”“见素抱朴”。（《老子》十九章）即是说为人做事，要宁拙无巧，守住自己素朴的本真和人格，绝去弄巧饰非和奸诈虚伪。只有守拙而行，脚踏实地去干，才能实现真正的“巧”。

杜甫的守拙和养拙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个是执着于坚定的政治理想和高洁品德，不愿意巧言令色，取悦于当政者，坚持独立的人格。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在此诗中，杜甫以儒家和道家所倡导的“愚”和“拙”立身。所谓的“愚”，就是自己的政治理想标准树得太高：“致身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而这个政治理想是儒家所谓的最高样板——尧舜之治。而这个理想在封建社会中，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就显得有些不切合实际，有些“愚”。再则是自己以古代社会中的理想政治家、尧舜的辅佐大臣——稷和契来自许和自期，这个标准也是难以企及和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以古代忧系黎民的圣贤来作为自己为人做官的标准和榜样，虽遭人嘲笑，但却坚守不改。这就是“拙”。这个“拙”表现为他的心高气傲，守志不移的高尚理想和崇高人格。

守拙和养拙的另一个意思是，在理想不能够实现或没有机会出仕的情况下，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艰苦生活的磨炼，守得住自己的操守，而不为外界名利和富贵所诱惑。杜甫说：

平生懒拙意，偶值栖遁迹。去住与愿违，仰惭林间翮。（《发同谷县》）

度堂匪华丽，养拙异考槃。草茅虽薙葺，衰疾方少宽。洗然顺所适，此足代加餐。寂无斤斧响，庶遂憩息欢。（《营屋》）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屏迹三首》其二）

从这几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用道家“守拙”和“用拙”的思想，安慰和开脱自己，去安心过一个远离政治舞台的隐逸生活，远离城市，幽居乡村，在桑麻中寻找生活的乐趣，与下层百姓为伍，去过安贫守道的隐居生活。当然，杜甫是不甘于此的，因此有时心情也较矛盾，即“去住与愿违”，时有于心不甘的意思，惭愧不能像天上的鸟儿，在林中自由翱翔。这与开元年间杜甫年轻时曾想求仙学道，高蹈世外，“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想法，是不完全相同的。那时的“养拙”是真心实意，是受李白等盛唐诗人的影响，而在安史之乱后，他辞官西走陇秦，漂泊巴蜀，都是为政治和生活所迫，不得不如此。这其中隐含了杜甫多少无奈和心酸。道家的守拙和隐逸只是杜甫一时的心灵慰藉罢了。再则，在动乱的年代里，杜甫也实在是无路可走，他不去隐居乡村，又能到哪里去讨生活呢？他说：

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其二）

养拙蓬为户，茫茫何所开。（《遣愁》）

杖藜寻晚巷，炙背近墙暄。人见幽居僻，吾知拙养尊。朝廷问府主，耕稼学山村。归翼飞栖定，寒灯亦闭门。（《晚》）

养拙江湖外，朝廷记忆疏。深惭长者辙，重得故人书。（《酬韦韶州见寄》）

杜甫虽“养拙江湖外”，实因为是“朝廷记忆疏”。他是多么想让朝廷记得他，并召他回到长安啊，但他这个老是顶撞皇帝的左拾遗，早已为皇帝所厌，而他那个由严武给争来的检校工部员外郎，不过是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空职，朝廷根本不需要他这个多嘴多事的小官，可杜甫却认真了，他的儒家入世之心，已超过了道家的出世之志。但是帝乡万里，君门九重，长安是回不去了，他只好在巴蜀荆湘的穷乡僻壤中，继续“养拙”，颠沛流离下去。这就是杜甫的悲剧。

“拙”在杜诗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杜甫不善于生计。杜诗云：“我衰更懒拙，生事不自谋。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又“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即杜甫在漂泊的途中，无以为生，连家小都养活不了。在同谷县时，无以为食，便扛着锄头在雪地里挖黄独，结果挖了一天，什么都没有挖到，回到家时全家人都饿得直哼哼，连话都不会说了：“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二）在初到成都时，要不是朋友的帮助，他不但无钱盖草堂，连吃饭都是靠朋友的接济。他曾写信给高适说：“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酬高使君相赠》）杜甫还会识药看病，在外采摘和在家种些草药，晒干了拿到街上去卖，换些粮食。他曾自豪地说：“晒药能无妇，应门幸有儿。”（《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二十）在长安时他穷得无衣无食，曾“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在成都和湖南，他都卖过药。有时家中无米下锅，就写信向朋友讨要：“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

杜甫的“拙”还表现在他不擅于处理人事关系方面：“我衰太平时，身病戎马后。蹭蹬多拙为，安得不皓首。驱驰四海内，童稚日糊口。但遇新少年，少逢旧亲友。低颜下色地，故人知善诱。后生血气豪，举动见老丑。”（《上水遣怀》）杜甫在严武幕中任幕僚时，与同僚的关系处得不好，因此只过了几个月，便辞职不干了。特别是那些举止轻狂的年轻后生，看杜甫既老且丑，有些不顺眼。杜甫当然也看不上他们，于是写诗对他们“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贫交行》）和“轻薄为文哂未休”的轻薄行为进行讽喻。杜甫与章彝等蜀中的军阀，也搞不好关系。因杜甫为人正直，容易得罪人，所以这也是他拙于官场交际的表现。他曾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应接丧精神。”（《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勒耕牛兼书触目》）他认为那些大小官吏都不好打交道，而杜甫是个性情中人，太率直了，对官场虚情假意的应酬不适应不习惯。相反，他与下层的百姓的关系却很好，很说得来，与他们交朋友，说话从不忌讳。这正是老庄率真之道的表现。

杜甫的宇宙意识，也受到道家宇宙观的影响。老庄哲学，是建立在人对宇宙认识的理论基础上的。老子认为宇宙的生成，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庄子说：“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庄子·天道》）《淮南子·原道训》：“横四维而含阴阳，纮宇宙而章三光。”高诱注：“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道家有比较宏观的视野，比儒家只论社会人生，六合之外略而不论的视域要宽大广阔。杜甫受此影响甚巨，在他的诗中，有一种宇宙宏阔的眼光。他很喜欢以宇宙、乾坤、天地、千里、万里，百年、千载等字眼。据统计，他在诗中用“宇宙”11次，“天地”34次，“乾坤”46次，“千里”22次，“万里”75次，“百年”23次，“千年”“千载”12次。其名句有：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咏怀古迹五首》其五）

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见，前辈复谁继。（《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夜闻觱篥》）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登楼》）

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发秦州》）

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五首》其一）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羌村三首》其一）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赠韦左丞丈济》）

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咏怀古迹五首》其三）

正是道家宏阔的宇宙视野，才开拓了杜甫眼界和诗境，宇宙、天地、乾坤、千里、万里、百年、千载等这样的大字眼，反映了杜甫的空前远大的诗人胸怀。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的批判意识，也多少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老庄有很强的批判意识。如果说，儒家的学说重在对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制度的正面建设，那么可以说老庄的学说，却是对儒家学说的批评和反思，起着一个相反相承的作用。它是反向的思维。儒家讲社会秩序，道家就讲自由，要超越社会正常的秩序。儒家讲仁义道德，道家就讲儒家仁义道德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儒家重群体人格，道家讲个体精神。它处处与儒家学说相对立、相砥砺，起着一种重要的补充作用。而道家的批判精神，给了杜甫锐利的思想武器。使他敢于与统治集团的错误政策与腐败现象做斗争。勇敢揭露和讽刺他们道德虚伪、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贪腐行为。早在天宝时期，他就写诗揭露“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立现象及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掠夺行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并讽刺杨氏兄妹“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生活奢侈腐化，败坏人伦。他在诗中明言指斥当今丞相，还在《兵车行》中对当今的“武皇”黩武好战、开边不已，造成土地荒芜、血流成海、白骨遍地的悲惨情景给以严厉批评。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对唐肃宗宠信皇后亲近小人的行为不满，并作诗讽刺：“关中小儿坏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其一）、“攀龙附凤世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其批判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可谓大胆至极。此外，他对官军和官府及各级官吏的横行不法及贪掠行为，也极为愤慨：“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其三）、“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即来自于孟子的儒家大丈夫精神，也得益于道家的批判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