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后发优势与技术赶超

一 认识后发优势与赶超的增长潜力

早期经济学家的很多著作和论文中蕴含了关于发展中国家后发优势的思想，但是更直接明确的表述来自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著名的《用历史观点看经济落后》（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一文中。格申克龙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技术优势的存在，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来实现经济的赶超，引进技术是后发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进而高速发展的首要保障因素。但是格申克龙的理论贡献并不限于他提出“后发优势”的概念和如何利用后发优势的问题，还在于他的论点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问题研究的兴趣与热情。格申克龙用19世纪期间相对落后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比利时和俄罗斯等通过引入鼓励投资和技术采用的经济制度迅速赶上当时较发达的经济体的事例，论证了“赶超”的历史和现实可能性。其实，可以从很多国家工业转型历史中发现“赶超”的依据，如在对德国、美国和日本的工业革命过程分析以及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研究中都可以找到来源。可以说，后发优势的命题为赶超理论奠定了分析的出发点，技术吸收与模仿在其中成为关键的变量。

后发优势理论的确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赶超战略极大的理论支持，因为其可以利用在别处已形成的知识存量，所以后发国家有可能比领先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但是，从反直觉的角度看，“赶超假设”暗示着一个国家对技术发展支持的越多，它赶超的速度可能越快。“领先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技术和生产力缺口越大，落后国家生产力增长的潜力就越大；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二者之间的技术和生产力缺口越大，落后国家生产力增长的速度也就越快。如果他们最初是落后的，他们将趋向于赶超的更快。”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经济缺口也能被看作对能够被后发国家利用的大量技术机遇的测度，一国生产率水平的落后为其之后快速领先创造了一种潜能。更确切地说，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与其最初的生产率水平成反比。于是，赶超也成为一个自我收敛的过程，因为当后发国家的生产率水平与先行发达国家逐渐趋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能也就逐渐趋弱了。

赶超理论假说的核心论点十分简单，但“二战”以后的经济史部分地证明了赶超理论的阶段合理性。而且，在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一种相似的现象：生产增长率随生产力发展水平增加而递减。一些工业化国家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经历已证实了这一假说，同样显示了生产率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即增长收敛的存在性。但是，趋同率却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趋同趋势表现最明显，之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普遍开始趋缓；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发达国家的生产率增长的领先地位得到巩固，同时，一般的收敛过程还伴随着生产率等级水平在各国之间频繁的交次更替，这再次凸显了关于生产率领导地位及其转换的历史难题。

以后发优势假说为出发点的赶超理论显然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即没有把赶超过程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因素纳入分析之中，这样赶超理论不可能具有更深刻的解释力。鉴于此，经济学家Abramovitz对赶超理论进行了重大修补，他提出：后发国家技术差距的存在，并不会自然形成增长潜力，而是技术缺口与社会能力二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经由赶超提高生产率潜能的大小。他同时提出，后发国家技术差距的存在，并不自然形成其增长的潜力，技术缺口与社会能力二者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经由赶超提高生产率的潜能的大小。从现实观察，后发国家技术上的落后并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惯性的社会特质也是技术落后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惯性的社会特质可称作“社会能力”。他指出，仅说一个国家因为落后就具有很强的经济增长潜能是不尽合理的，严格地说，一个国家因其在技术上落后但在社会能力上领先才会具有那样的潜力。其一，假如技术落后国家的社会能力足以允许其成功地吸收和利用那些已被发达国家开创的技术的话，那么，技术上落后的国家较技术上先进的国家而言，在经济快速增长方面有更大的潜能。其二，这些潜能在特定时期得以真正实现还要依赖一些条件，如知识的扩散、结构转变的速率、资本的积累以及需求的扩大等。其三，追随者的赶超过程趋向于自我收敛，但是，至少在有限的时期，这种趋势有可能被弱化甚至是被消除，这得益于后发国家与先行国家在生产模式上的趋同和一个内生的不断扩大的社会能力。

Abramovitz分别于1986年、1989年和1995年发表了关于赶超理论的文章。他的论述中含有一个重要的思想，即什么因素可以避免后发国家的快速增长潜能会随着它与领导者的趋同而逐渐减弱。他认为，这种情况也非必然就会发生，如果追随者国家的社会能力是内生性的话，随着技术缺口的缩小，其增长的潜能会变得更大，或者更小。一方面，社会能力的演化过程是与赶超可能性本身相联系的，追随者可能逐渐赶上甚至反超领导者。另一方面，先行者也可能落后或者是追随者的赶超速度放慢了。也就是说，无论是追随者或先行者国家，如果在国家追赶与超越过程中，其位置的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内生的社会能力的强弱，增长潜能利用与发挥以及增长潜能的强弱变化，实质上就是存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过程。但是，即便在赶超理论的论证与完善过程中，技术赶超自始至终具有核心位置，这一核心观点或多或少偏离了格申克龙认为后发优势发挥依赖于整个社会系统变革的思想。

二 把握技术赶超的性质与特征

为什么技术的发展在赶超过程中如此重要？普遍认为，经济增长需要由生产率的提高来获得支撑的力量，技术差距决定国家之间发展的差距，决定不同国家之间居民收入的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差距决定收入差距，技术发展成为增长来源。经济学家从多方面论证了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对跨国的收入水平的重要性，但这些论点的一个共同的中心思想是：所有的发达国家分享着不断推进的前沿技术，而欠发达国家可以依靠分享世界技术实现较快速增长。

技术的重要性的证据首先来自“后发优势”，即后发国家之所以比领先国家有优势，是因为他们可以利用领先国的技术、组织方法等，它们不仅可以学习先行者的成功经验，而且可以避免先行者国家曾犯的错误。一些经济学家利用实证方法论证了后发优势的存在，研究发现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的国家收入翻番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时间周期存在显著下降的趋势；其原因就在于后发国家就像拥有一个可以吸收的池子一样，可以汇集世界技术。另一个证据来自对索罗和丹尼森的增长核算的研究，尽管人们对增长核算中的被忽略变量存在争议，但是结论基本都认同技术变化是各国差距变化的主要原因。以后的研究尽管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了调整来减小索罗余量，其研究路径有所不同，但仍然强调技术变化的重要性。当然，跨国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因为国家之间的真实差异可能很大且差异范围较广，但这些差异在增长核算中并没有充分体现出来；全要素生产率（TFP）被认为就是索罗余量，通常存在被高估的问题。然而，在所有的研究中，技术的作用也只是相对减弱了而已，技术是跨国间收入差异的决定因素的结论依然成立。最后一个证明技术重要性的证据来自出现“增长奇迹”的国家，在此不作赘述。这些证明技术重要性的证据虽然来自不同角度的分析，但综合起来却能强有力地解释国际技术转移与溢出会减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差距，并且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技术赶超作为提供给发展中国家追赶更发达国家的机会的重要性。同时，联合国贸发会议也明确指出，新出现的技术正在日益影响增长的世界贸易总量、组成和方向，因此那些不能够成功利用和吸收这些新技术的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日益被边缘化。

然而，技术赶超是否给予发展中国家充分的机会？这涉及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方向与路径选择问题。学术界对经济发展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演化经济学的进展，为我们认识这些基本理论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一）关于技术发展的线性方式与技术赶超之间的悖论

一般认为，技术变化是一个缓慢的累积过程，是按照线性的和渐进的技术扩散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经历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在技术发展过程中，技术往往具有非线性变化的特点。有学者指出，只要技术被看作累积的过程，发展就可视为沿着固定轨道的比赛，那样追赶仅仅就只是一个相对速度问题，但也不乏从新方向起跑而成功赶上的例子。技术发展的不连续均衡的特征为发展中国家在进行技术模仿和追赶的同时，为一些领域的技术跨越提供了可能。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可以发现一些领域实现技术跨越的成功案例。总体上，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取决于两个因素：技术追赶是否能够加速；是否具备跳跃某些技术发展阶段的能力。一旦具备这两个条件，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赶超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这与技术发展的累积性质并不相抵触。

（二）关于技术赶超中的技术模仿和技术赶超关系问题

由于技术对生产率的决定性作用，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差异收敛，其实就是彼此技术差距相对缩小的过程；领先者总是倾向于加强创新优势，以便从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差距中获取利益；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追随者，则努力通过模仿或者技术扩散来缩小这些差异，因此，“技术赶超”就是国家之间生产率自我收敛的过程。阿罗认为，技术所具有的不可分性、非排他性、非专有性和技术外溢的性质，为追随者国家进行技术模仿提供了可能。但是，由于各国之间的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差异，并不是所有的先进技术均适用于后起的国家，技术模仿需要与追随者国家所处的经济条件和自身禀赋、社会能力相适应，如果后者不能从接受的先进技术中获得利益，或者成本过高，则技术模仿激励会出现递减。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依靠技术模仿进行技术追赶一直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通过技术选择解决技术适应性问题；二是提升对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消化的能力问题。同时，技术模仿是否为以后的技术赶超提供要素和能力的积累，推动技术模仿向技术创新环节转换，最终实现技术赶超，这些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的层次上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三）关于技术赶超的机会与时间窗口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世界科技的快速发展，产业升级的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其后果是，跨国公司和工业化国家通过高速的技术创新，正在迅速减少成熟技术在市场上停留的时间。这一后果直接挑战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追赶战略和路径，并不断侵蚀这些国家的企业先前建立的技术竞争力，而且使企业的技术能力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困难。换言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模仿努力，已经不大可能填补跨国公司和工业化国家高速创新产生的新技术缺口。伟大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毁灭性创新的理论分析成为现实，技术机会和时间机会窗口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种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早期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美国的技术赶超时的情况，也不同于东亚新兴经济体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技术赶超经历。国际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赶超的难度和复杂性都在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