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比较优势来源与动态化

一 比较优势的外生与内生化

我国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教授在评价增长理论发展时曾经指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可能一次性地在一个模型中把相关的重要因素内生化，任何新增长理论模型所进行的内生化努力，都不过是改变了原有的模型中外生给定的前提和变量的边界，一方面将原来模型中的外生变量转变为内生变量，另一方面又提出新的外生给定的前提和变量。因此他认为，增长模型永远包含着尚未内生化的因素，内生化的理论过程只能改变而不能消除外生给定的变量。以这样的认识作为出发点，有利于我们科学把握比较优势的外生与内生问题。

长期以来，比较优势理论一直以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为基础。一个国家生产和出口什么最有利，是由与对方的技术水平生产率差距决定的；赫克希尔—俄林模式尽管在规范地进行均衡分析的方向上迈进了一步，但是仍然假定不同国家的生产函数相同，劳动力和资源禀赋差异是贸易产生的根源。生产率水平差异构成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根本来源，而这样的差距是由外生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他们的比较优势理论可视为外生性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理论面对经济现实时缺陷就暴露出来了，由于没有把在国际竞争中决定一国贸易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纳入比较优势来源之中，例如决定交易成本因素，规模经济作为竞争力的重要源泉也没有进入其分析框架，于是依托新古典经济学传统所秉持的外生比较优势论而构造均衡完美的国际贸易模型，必然对国际经济长期竞争格局的演变缺乏完整合理的解释。在李嘉图模型里，只有技术的突变才会改变比较优势相对稳定的格局；而在赫克希尔—俄林模型中，由于比较优势由各国的资源禀赋决定，从而也否定比较优势可以创造，其实也否定了比较优势的动态化的可能性。

Sachs, Yang和Zhang于2000年发表在《中国经济评论》中的一篇题为“全球化、二元经济与经济发展”的论文，把很多没有纳入比较优势框架而在现实世界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内生化于比较优势理论之中。在此前后，扬格、克鲁格曼、卢卡斯等经济学家也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他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共同推动了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与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截然不同，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各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体系内在地决定的，不断深化的分工与专业化是其根源。这一理论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可作为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唯一源泉，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在内生的理论框架下，比较优势不仅仅源于技术差距和资源禀赋，分工与市场范围、交易成本、规模经济都是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由此也决定了影响这些重要来源的因素，诸如专业化程度、人力资本状况、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制度的效率、产业的空间距离、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等均构成了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显然，在内生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决定竞争力的因素更进一步贴近国际发展和贸易市场的现实。

其实，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反映的是人们对国际经济中各国竞争力变化和各国经济发展态势起伏的国家因素和变化的基本动因的关注。概括而言，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四大特点。

其一，内生比较优势是由多要素所决定的，要素的变化与积累必然影响比较优势，改变要素或者加快要素的积累，实质上就是推动比较优势的动态化。换言之，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比较优势，增加物质资本，加大教育投入，扩大研究与开发的支出规模，均可影响要素的积累，从而影响内生比较优势。总之，国家具有创造或者推动比较优势的能力。

其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与技术进步、专业化和分工一样，也可以使生产更有效率。同样，制度对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分工与专业化本身并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处在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结构中的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分工、专业化和企业规模发展的程度取决于市场范围与技术的限制，更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的限制。各国在分工与专业化方面的制度差距，会导致其比较优势呈现不同数量级的差距。制度可以创造比较优势，也可以毁灭比较优势。

其三，长期的开放，有利于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开放导致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人们之间的依存度加深；市场范围不断扩大反过来促进了专业化的深入。当生产率在国际范围比较，市场范围也就越出国界，于是国际贸易就随着各国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展开。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贸易利益并不是既定的，而是各国利用与发挥比较优势而创造出来的。

其四，Sachs, Yang和Zhang（2000）的论文论证了一个国家生产某一产品可能同时具有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劣势，当内生比较优势超过外生比较劣势时，产品同样可成功进入世界市场，但是贸易、经济的增长与贸易条件的恶化可能会同时发生。这表明，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可以同时存在，同样，内生比较优势与外生比较优势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共存。

事实上，中国尚未完成二元经济结构转型，很难用单一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或者内生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其实按照外生比较优势理论，我国在国际经济中属于资源禀赋方面的优势是有限的，类似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正在丧失。换言之，我国比较优势主要依赖于内生变量的积累和创造。在大国经济的范围内，推进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建立正确制度并提高其效率、增强产业的集聚、推进市场的一体化进程，都是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变量。这与斯密定理揭示的原理完全吻合。而推进以上过程，实际上就是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过程。

二 比较优势来源的演化逻辑

内生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客观上反映了人们对国际竞争和国家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识别的不断深化。但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构成比较优势的一些因素过去没有为人所关注而现在为人们所重视？相反，一些重要因素，例如自然资源及其发展对它的高度依赖，反而成为一种发展进程中的“资源诅咒”？这就需要分析比较优势演化的内在逻辑。从比较优势来源的发展阶段背景、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以及制度变迁对比较优势的兴起、衰弱和消失的影响进行分析。

究竟哪些增长的因素能够成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比较优势来源？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能否构成比较优势来源首先是由发展阶段来决定的。经济学家波特曾经把发展阶段划分为资源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来源是与当时的产业发展特征和国际经济中的主要竞争力量决定的。随着产业形态的演化与升级，国际经济格局变化，比较优势来源也不断发生更新。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大量从农业中转移的劳动力与机器生产结合，构成产业革命的基础，人力资源规模以及劳动力和机器生产的结合程度决定了生产率水平，各种商品生产中劳动的耗费差异决定了产品的相对价值，因此李嘉图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作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是合理的。但是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资本积累规模及其利用效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发展进入资本驱动阶段，资本要素成为一种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因此，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在各国技术水平相同的假定下，将生产要素从单一的劳动力要素扩充到资本要素，关注要素禀赋与贸易决定的关系，突出了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思想，其理论的政策含义就是一国应出口由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由其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产品。早期的比较优势理论，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工业化发展的特定阶段提出了符合时代背景的比较优势来源，但均认为比较优势是由外生的劳动生产率差异或者外生的要素禀赋差异决定的，由此否认了比较优势来源的内生性。

“二战”后的全球经济出现重构。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全球化加速、一体化快速进程彻底改变了整个国际贸易的格局，全球价值链深刻影响了国际分工和各个国家在全球竞争中的位置。国际生产分割直接导致了国际贸易的绝大部分是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产业内贸易成为主流的贸易方式。显然，产业内贸易形成与发展是在没有经过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此建立在产业间贸易基础上的标准H-O模型显然无法做出解释。产业内贸易的根本动因来自规模经济，即使在两国的初始禀赋完全相同的情况下，两国也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决定不同的专业化选择。马歇尔早就指出，行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来源于专业化供应商聚集带来的便利、共享的劳动力市场和知识外溢效应。可见，规模经济成为比较优势的新来源，具有现实和理论渊源的依据。

随着新工业革命的兴起，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等逐渐取代了资源、劳动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构成对增长驱动的主导因素，这表明技术进步与创新已经成为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在新的生产函数框架下，比较优势的来源必然发生与时俱进的变化。其一是在对增长核算中对索罗余量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认为“干中学”对知识和能力积累可以推进一国比较优势演进和稳定化；同时“干中学”效应及国际范围技术溢出的结合方面的差异，足以使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发生逆转。“干中学”效应能够影响部门特定的生产经验积累，提高技术知识的存量水平，从而决定了比较优势的演进和贸易模式的选择。同样，技术创新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推动了产品创新，直接扩大国家之间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且由于在创新过程中产生了知识的积累与外溢效应，大大提升企业组织对技术的吸收能力，从而成为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干中学”和技术创新两种类型的比较优势最终均取决于R&D投资水平。这意味着，提高R&D投资水平，是一个国家获取动态的比较优势重要途径。

不难发现，“干中学”和技术创新这两种重要的比较优势来源其实都建立在一国的人力资本基础上。人力资本能够增强吸收和应用技术或创造新技术的能力，从而促进生产率增长，被卢卡斯喻为“增长的引擎”。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拥有较高教育程度、专业化能力或者技术水平的智力禀赋将在人力资本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但是人力资本和知识的积累如何内生地实现？杨小凯认为，分工可以节省重复学习的费用，随着分工的演进，人们可以通过专业化的学习和熟能生巧快速地积累人力资本与知识，从而形成内生比较优势。从这一点看，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同样构成一个国家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内生来源。此外，基于国际市场竞争的激烈，进入市场所需要的固定成本对不同生产率制约下的企业竞争力产生了本质影响，企业的异质性作为新的比较优势来源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此不做深入论证。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自从比较优势成为国家之间竞争力重要分析工具以来，其来源一直是与时俱进的。然而，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些比较优势的来源大多仍然是潜在的，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对这些潜在的比较优势来源进行有效的激活，就成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关键。

一般认为，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基本准则和激励结构。但是，在以往传统的国际贸易研究中，强调的是要素禀赋差异和技术差异的作用，而制度仅被视为一种外生和隐含的变量，其在贸易决定中的重要性被忽视了。而制度对长期经济增长作为外部性存在，也没有被内生化在增长模型中，但事实上外部性正是通过影响经济当事人的激励发生作用的；诺斯曾经提出“制度启动国际贸易”的命题：制度是影响一国比较优势与贸易形式的重要因素。他认为，荷兰和英国早年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的关键，在于国家制度的变迁、法律的制定、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假如存在一种极端的情况，国家之间的技术水平、要素禀赋和消费者偏好是同质的，那么制度结构的差异可能是导致相对优势或者相对劣势的因素。

制度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影响了比较优势？哈耶克认为制度就是在规则系统基础之上的行动秩序，而一种赋予经济个体以自由的市场秩序及其价格体系构成了市场当事人之间交流和沟通信息的有效率的社会机制，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劳动分工和以分工知识为基础的协调运用资源的做法才有了可能，从而促进了专业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知识和信息的更有效发现和利用。显然，哈耶克认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为要素禀赋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提供基础。诺斯则肯定有效的制度安排会使个人的经济努力的收益率更接近社会收益率，制度是提高经济组织效率的一种激励。当然，产权制度的重要性始终贯穿在诺斯的分析之中。他认为，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任何个人从事经济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前提，没有一个能持续激励人们创新的产权制度，不可能出现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诺斯的制度观实际上强调了有效制度作为一种激励结构能够使外部的交易成本内部化，并由此创造出组织的效率。

在分析制度与比较优势来源动态化关系时，必须认识制度安排的适宜性与制度变迁有效性问题，实质上这是制度与增长的一致性问题。制度安排的适宜性，强调不同国家和产业的比较优势差异性对差异性制度安排的内在要求。在分工与市场体系需要大推进的国家，完善的法律制度环境能够保障契约实施的质量，这对激活来自分工与市场的比较优势来源就变得十分关键。在工业化已经需要大量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的国家，只有明晰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才足以激励自主创新的普遍发生，从而技术创新才可能构成国家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各个国家重大且有效的制度安排，总是要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轨迹而行，但是制度安排的时间与次序选择就成为战略性选择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各国的非正式的制度对一国比较优势的利用和发挥也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不同国度，文化背景、企业家精神、社会的契约与信任关系的差异，往往会形成人们对制度激励的差异性反应，因此好的制度安排必须与非正式的制度化传统因素有一个良好的契合。

与制度安排的适宜性相关，制度变迁的重要性在于比较优势的来源随着发展阶段演进方向一致而变动，因而与时俱进推动的制度变迁，可以从制度层面支持原来的比较优势得以强化，新比较优势得以凸显，潜在比较优势来源得以挖掘，从而实现比较优势的演进。根据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创立、变更以及随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体现了以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来替代原有制度并产生制度收益的过程。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这种变化通过影响再缔约给行为者所带来的收益而起作用。在世界经济史范围内，存在很多关于制度变迁充分启动一个国家增长潜力的实证研究；英国从工业革命前后，一直致力于系列的制度改革，构建起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分工与专业化体系，完成了建设世界工厂的战略，实现了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换。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依靠农村的制度变迁，创造了农业剩余，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此有可能离开土地，与新生产要素重组；因开放引进的国际剩余资本缓解了资本与技术的缺口，由此中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利用，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从而造就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石。这均成为最具有说服力的制度变迁的成功案例。

三 比较优势陷阱问题

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长期趋同，始终是赶超理论的逻辑出发点和论证的重点。依据赶超理论，后发优势的存在为后来者国家实现追赶提供了可能；对比较优势的遵循与利用则为后来者国家论证了赶超路径的选择；技术进步与社会能力的结合，为比较优势的动态化拓展了空间。但是在现实世界中，长期趋同只出现在有着共同经历的一组国家之中。“我们发现落后国家并不存在赶超发达国家的总体趋势；相反，平均来说，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世界银行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还在持续。

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与各国增长实现趋同或收敛？后发优势为什么没有眷顾这些国家？在赶超理论框架下，“比较优势陷阱”成为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类似“资源诅咒”概念和相关的实证研究，也从另外的角度肯定了“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对“比较优势陷阱”的认识，可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李嘉图贸易政策的批判，但是在全球价值链条件下，“比较优势陷阱”表现为产业长期依附在低附加值的产业链位置，分工的收益递增不仅没有出现，甚至还产生收入分配恶化和社会动荡。换言之，旧的比较优势来源丧失了竞争力，而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彻底摆脱“比较优势陷阱”的困扰。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状况表明，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并没有上升为我国比较优势的主要来源，我国与世界技术前沿还有相当的距离，这最终会拖累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真实回报率。

如何认识赶超进程中“比较优势陷阱”形成的原因？这一问题一直是发展理论争论的一个热点。梳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清醒客观地认识在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后发优势的难点。正因为“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存在，发展经济学一改早期对后发优势的乐观看法，而注重利用“后发优势”制约的因素分析，“尽管落后有时候是一种优势，但是落后同样存在不利之处，那些太落后的国家可能缺乏采用新技术的配套条件……一个国家可能由于过于落后而不能进入技术前沿”。

在不确定环境下的技术选择与技术适宜性导致的困境，是“比较优势陷阱”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不确定性一直是技术选择中的难题。无论是技术创新或是技术模仿的路径选择都无法回避不确定性的困扰。对技术追随者国家而言，全球化与新国际分工体系在引进技术机会增大的同时，自主技术发展的空间将受到挤压。由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复杂程度不断提升，随之上升的成本必须通过有收益的技术利用和不断扩大的销售来补偿。于是技术的生产者需要在更大范围内搜寻技术的应用者，以此维持技术提供者的收益。这种状况增加了追随者国家选择适宜性外来技术的难度，随之而来导致引进技术的专用资产价值不断摊薄，技术积累的利益受到侵蚀，最终影响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机制在追随者国家快速形成。一般而言，在开放的国际技术市场环境下，尽管技术可以从国外获得，而人力资本要在国内积累，只有二者结合才能为一国利用后发优势创造技术机会。但是如果市场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激励不确定性增强，形成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相互作用机制的难度将会增加。

社会能力的缺失或不足也是追随者国家落入“比较优势陷阱”的重要因素。以技术模仿代替先进制度模仿的模式，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后起国家丧失比较优势跌入“后发逆势”的根本原因。制度变迁是一个受到多重制约的长期过程，具有渐进的特点，而社会能力是在制度没有更新的条件下后起国家可以努力的领域。强调社会能力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意义就在于：即便没有新的基本制度变革，社会能力的改进也可以对技术模仿与吸收产生积极作用。通过“干中学”、技术创新和专业化分工等方式激活比较优势动态化来源，均与一个国家的社会能力紧密相关。例如，一个国家人口受教育的状况会制约其进行技术选择。事实上，不同国家利用先行者的技术取得进步的道路是相同的，但利用的程度等受制于它们的社会能力。Abramovitz指出，只要后进国家的社会能力足以支撑其利用发达国家已经使用的技术，它们会比发达国家更具增长潜力。尽管不同国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社会能力的发展水平将制约其对技术潜能利用的效应是同一的。从大量的案例中可以发现，由于社会能力薄弱，一些后进国家会进入恶性循环中：弱社会能力导致利用外来技术机会丧失，由于技术距离的扩大而进一步被边缘化，最终无法融入全球化与国家分工进程，成为全球化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十分低的国家。可见，社会能力的滞后性，必然会导致一些国家出现与潜在比较优势来源的动态性脱钩的趋势，形成另类的“比较优势陷阱”。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与不当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也会使“比较优势陷阱”持续。社会能力的改进与拓展存在制度的边界约束，因为一种制度无论其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其适用期是有限的。但是制度变迁总是有效的吗？诺斯否定了这一结论。他认为交易费用决定的市场不完全，以及报酬递增的存在会产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使有效制度不一定能够替代无效制度，低效或无效的制度可能会被“锁定”较长的时间。同时，技术引进、模仿或创新对后进国家利益格局的影响也会强化这一过程。制度变迁的滞后性，不利于后起国家对外部经济进行适宜性调整，从而丧失利用制度变迁激活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来源的机会。显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比较优势动态化性质存在冲突，尤其在全球经济存在高技术化趋势的今天，一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不能与产业升级趋势保持一致，将长期处于价值链的底端，从而陷入分工的锁定与“比较优势陷阱”。

在赶超的背景下，强制性地推行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这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曾经的经历。依靠人为的干预和计划机制，运用金融抑制、扭曲价格体系和控制市场准入等方式进行资源配置，推进产业或者某些行业的跨越发展，是强制性地推行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的标准模式，其直接后果是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效率的低下。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但是它不具备能够产生市场激励、保护现在和未来投资者利益以及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要素；即便在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下，强制性制度安排不可能使社会中居民与企业获得有效的激励以调整其行为，微观层次是一种无效率的机制；在宏观层面上，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扭曲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导致供给长期短缺，而短缺经济必然形成宏观低效率状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在短期会产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失衡；在长期，开放的市场力量将迫使“逆比较优势”的制度安排将不得不进行调整，通过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与战略调整，使扭曲的资源配置回归市场机制的框架；但是，这一过程必然会错过利用外部市场加速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