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记者的深入采访、作家的深入生活、史学家的详尽占有材料

为了追求和达到真实和深刻，用新闻界、文学界和史学界的行话说，记者需要深入采访，作家需要深入生活，史学家需要详尽地占有材料。说法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真正熟悉自己所面对的那一部分社会生活。

一 记者的深入采访

（一）采访的含义和采访的重要性

采访，又称新闻采访，它是记者为获取新闻事实对客体所进行的观察、询问、倾听、思索和纪录等活动。可以说，采访是一种特殊的调查研究。采访是新闻记者获取新闻素材、新闻资料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方法，是记者最基本、最经常的业务活动之一。采访是记者的一项基本功。采访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

新闻记者深入采访与作家深入生活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共同点是都要接触和了解自己的采访对象或生活对象，与对象交朋友甚至“共事”。中国著名记者范长江是这样说的：

一个记者应该在群众中生根，应该到处都有朋友。现在有些记者去访问有点类似办官差，采访的方式也比较生硬，而不是朋友相处。记者一定要善于交朋友。交朋友要讲求方式方法，要作大量的工作，要生活在他们中间，很熟，有感情，彼此有交流，互相给予方便，互相服务。不单是要朋友帮你的忙，你也可以给对方提供消息、情况，互通有无。做到这一步，你随时都可以找人交谈，人家非但不觉得麻烦，日久不见，他还想你哩！

“在群众中生根”“应该到处有朋友”“生活在他们中间，很熟，有感情”，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应该具备的条件。冯英子在回忆范长江时说道：

长江同志所交的朋友，如果给他排一排名单，分一分等级，那正是漪欤盛哉，蔚为大观，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从政府的部长，军队的司令，以至土司、活佛、喇嘛、教师、学生、纤夫、水手等等。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与普通人交朋友，而且与当地的土司等交朋友；他与他们之间，都能平等相处。如他在《路过中卫》的这段通讯中写道：“水手们知道记者要离开筏子的消息，他们一齐似乎堕入了冷寂的空气中。”又如在《杨土司与西道堂》的通讯中说：“杨氏晚间更对记者谈其处境之困难，请记者为之代办数事。”土司是明代在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所设的土官：武的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文的有土知府、土知县等，清代改土归流，始渐淘汰，但仍有少数地区保持过去的习惯。长江同志这里所讲的杨土司，当年受甘肃省政府管辖，其名为洮岷路保安司令。可见长江同志每到一处，见其采访对象，都可以成为朋友，有的依依惜别，有的托他办事。他常对我说，我们去采访新闻，不光是伸手向人家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也要给人家一些什么，这样人家才可以把知心话告诉你，保证你所得材料的确实可靠。

深入采访是记者新闻写作的前提，没有新闻采访就没有新闻写作。采访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新闻写作的深度和广度，采访的成败关系到写作的成败。新闻界有“采访决定写作”的说法，据说较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陈克寒。抗日战争时期，陈克寒在《献给敌后青年记者》一文中，提醒记者“采访确实重要于写作”。他写道：

几年以来，大家都在怨恨一件事，便是我们新闻通讯的一般化，并在写作上挖尽心机来加以补救。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可敬的，然而这真仅仅是写作上的问题吗？从一般原理说来是内容决定形式，那么从新闻观点上出发，便应该是采访决定写作。

此乃行家之见。

著名记者穆青也说过：“写作固然是个重要问题，但同采访比起来，后者是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手里没有好的素材，文字再考究，也弄不出好东西的。”老报人、《新民晚报》前社长林放在阐述采访与写作的关系时也说：

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一点体会：如果采访的时间是一，而写作的时间是十，就颠倒了新闻采访和写作的常规。应该是采访的时间是十，写作的时间是一，在写作之前，必须深入采访，下大功夫。

十比一说的是采访与写作各占时间的比例。新闻界还有“七分采，三分写”的说法。这个“七分”则不仅是指采访时间用得长，还包括采访在新闻采写中比写作更重要的意思。无论是十比一，还是七比三，都是强调采访的极端重要性。

最近几年提倡的新闻工作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简称“走转改”）活动，也体现了记者深入采访的深意。走基层就是深入基层采访，走基层是转作风、改文风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所谓深入采访，主要是指深入基层采访；走基层是深入采访的应有之义，一个“走”字体现了记者采访的特征。浮在上层、泡在会上的记者不会有大的出息。

在这一点上，新闻写作与作家创作是非常相似的。深入生活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前提，能否深入生活关系到创作的成败。表面看来，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是笔杆子的功夫，深刻体会了个中三昧的行家里手们，却点出笔杆子之外的功夫更重要。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示儿诗”中，劝自己的幼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诗外”的功夫，主要就是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中，达到对生活的深入了解、体验和理解。对于记者来说，“诗外”的功夫就是长期、深入的社会生活实践，在实践中磨炼出在采访中深入调查的精神，见微知著迅速捕捉有价值新闻的敏感等素质。

（二）采访的特点

采访要服从新闻报道的需要，因而，它具有相应的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快速出击”。新闻报道讲究时效，要争分夺秒。反映到采访上来，采访也要快速敏捷。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慢吞吞，不能跟在人家的后面拾人牙慧，不能把采访的过程拉得过长。要时时刻刻跑在别人的前头，争分夺秒，反应迅速敏捷。作家在深入生活时，很少有“快速出击”的情况。他们对生活素材的积累，是在日常的接触中，一点一滴完成的。

第二，对象广泛复杂。新闻采访的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经济、科技、体育、教育、文化，城市、农村，都有可能涉及。新闻采访的对象更是复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信仰、不同心理的采访对象都可能遇到，这就要求记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具有广泛的触觉，因时因地地开展采访。

第三，着眼于新闻事实。采访面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并不是巨细无遗地一一收罗。它所关注的、捕捉的，是新闻事实，以及与新闻事实有关的背景材料。对于采访来说，重要的是事实。如果说思想家、政论家、哲学家靠理论说话，文学家靠形象说话，那么，新闻记者靠事实说话。采访的任务，就是把公众欲知的、应知的、具有报道价值的新闻事实，迅速及时地找出来，并迅速及时地报道给公众。记者的采访，就是跟事实打交道。当然，他也会碰到理论，接触到形象，但这一切，都必须归入到事实中来。因此记者的全部工作，就是通过采访去发现事实，了解事实，选择事实，核对事实，体验事实，追踪事实，最后是报道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把新闻叫作“事学”。作家在深入生活中也面对事实，然而，他更加关注事实背后的人，尤其是人的心灵、人的命运。因此，有人把文学叫做“人学”。

第四，灵活机动。今天采访学校、市场，明天说不定就要去机关、机场。这次，采访个把小时、几十分钟，为的是写一篇几百字的短新闻。下次，说不定为了采写一篇长通讯，花上十天半个月。因为采写的文体不同，采访的深入程度就有所区别。采写消息，只要把基本的新闻事实弄清楚就行了。而通讯、调查报告之类的采访，就要尽可能深入、细致。因及时报道的需要，有的新闻可以等全部材料都采访到手后再写，有的则可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而分段报道、跟踪报道。至于具体的采访，则更需要记者采用灵活机动的方法。

在以上四个特点中，“快速出击”和着眼于新闻事实这两点是和作家的深入生活有明显区别的。

二 作家的深入生活

深入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基本功。因为深入生活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在生活中体验和观察生活从而形成对生活的认识，形成作品的主题。二是在生活中积累素材，为创作做准备。

著名作家赵树理在深入生活方面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共事”说。可以说，从事创作后，“共事”是他深入生活的主要途径，也是他积累素材的主要手段。赵树理多次谈过他的“共事”主张：

在工作中认识很多人，我很喜欢和他们共事。共事多了就熟悉人了。工作时，不要专门注意如何写这个人，而是和他们认真地工作。共一回事，知一回心，日久天长，人物自然而然地在你的脑子里出现了，那时，你想离开他们也离不开了。

我和别人共事，别人也和我共事。比如《三里湾》中的糊涂涂，和他共事中间，他也把我搞“糊涂”了。如果他会写作，他一定把我写得很坏；他会写小说，一定把王金生一家写成坏人。常有理也是这样，我也和她共事，她常常爱在家里评论别人。有些人物不是我去找他，而是他找上我，我非和他共事不成。

所谓“共事”就是与特定的群体一起生活和工作，尤其是一起工作，作为生活和工作中的一个成员真正参与到生活和工作中，不能仅仅是生活或工作的旁观者或局外人。自然在“共事”中就会与一起“共事”的人们发生利害关系，产生喜爱、厌恶等情感感受，产生是与非的判断。像赵树理在上边提到的糊涂涂、王金生等就是这样。

与“共事”说类似，中国新闻界也有“又做工作，又当记者”的做法。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不久，新闻总署就在要求报道城乡实际工作、反映和指导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指示中，要求新闻单位分遣一些得力记者，参加县委、分区委工作，或随工作队活动，并不要他们天天写新闻，但应限定他们每一个月写出一篇在思想上经过整理的典型报道。这以后，不少记者还用一定时间在工厂、农村、学校、商店等基层单位，担任一定职务，以加深对实际工作的了解，增长做实际工作的能力。这种做法对那些缺乏实际工作经验的记者是有好处的。但与作家到基层担任一定职务，从而达到深入生活目的的做法相比，记者这样做的时间不能过长，人数也不能太多，否则不利于记者的成长，也影响新闻单位的正常工作。

对于作家来说，并非只有通过“共事”才能达到深入生活的目的。曾经有文学理论家提出：处处有生活。这是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自己的生活圈子内认真观察和体验，处处留心，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到深入生活的目的。

作家深入生活重在体验。第5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阿来在谈到作家深入生活时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强调作家要到火热的改革开放第一线去当一个时代的“歌手”。“这提法本身没错，我们不少作家也这样做了，可为何出不来多少像样的东西？关键在于他们或深而不入，或入而不深，蜻蜓点水，走马观花，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这只能算是搞社会调查，而真正的作家却是需要生命体验的，需要你把全部的情感都融入到你脚下的那片土地。现在的文坛缺的正是这样的生命体验。”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包括生命体验——只有深度体验生活才能有好的创作。

三 深入采访与深入生活的区别

记者深入采访，与作家深入生活有一个重要不同。一般情况下，记者采访时都有特定目的，了解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记者注意的只是为大众所关心的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新闻采访用英文表达就是news gathering，意思是搜集新闻。可见，新闻采访的目的性非常强。采访之后要写出关于这些特定人和事的新闻作品。新闻作品写完发表后，这段采访也就告一段落。靠一两次采访获得的素材很难写成小说。赵树理曾说：

报道和小说不同。我认为对于一个先进生产者，事后去访问访问，只能写成报道。报道，一般只是记取生活中某一些事例加以主观的渲染。写小说就不是这样，不能只在访问上打主意。如果只根据访问所得，把一个先进生产者创造出来的事迹写成小说，是有困难的。如果只单纯地访问某个人创造先进事迹的经过，而不和他在一起劳动生活，那么访问一千个一万个先进生产者也没有用。访问多了脑中也可能会形成一个概念，会写出一个总结来，但也只会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文艺作品读后要对人的感情上起点作用，不是光让人家知道一件事，晓得一些概念就完了。比如访问张明山怎样发明反围盘，作为一篇报道，突出介绍他发明创造的经过是可以的，也能感动人，但作为小说，就很不够。因为发明创造仅仅是他生活中的一件事。一个人的生活面多得很，比如他怎样同人接触，他对领导的看法怎样，他对工厂或合作社的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哪些是他最赞成的，哪些是他最厌弃的，他每天对这些事情表示什么态度，他的私人生活怎样，他周围团结一些什么人，他最爱同人家谈的是些什么事情，他日常的生活风度又是怎样：在整个生活环境中给人一些什么印象……如果你同他在一起生活，把很多很多的“他”理解和熟悉到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一动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在什么会上他会站起来，说什么样的话，估计会后他会到哪里去，假如要找他，一定可以在哪里找到。你要熟悉到这样程度，你才能把他写得活起来，才能动人。

这里，对于报道“一般只是记取生活中某一些事例加以主观的渲染”是有明显错误的。《赵树理全集》中的这篇文章是据《三复集》排印出来的。而原载《人民文学》1958年5月号上的这篇文章，同样的地方，原文是这样的，“一般只是摄取生活中某一个片断加以描写”。这种说法没有什么问题。新闻报道最忌“加以主观的渲染”，如果曾经从事过新闻工作的赵树理对新闻报道这样理解的话，那就是对新闻报道缺乏起码的常识。而对于报道者的采访与小说作者深入生活获取素材之间的区别，赵树理是很在行的。新闻采访一次可以完成，但文学创作仅靠一两次采访是很难奏效的。文学创作需要对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有更全面、更细致的了解和体验。新闻采访与作家了解生活的侧重点也不大一样，作家更关注能代表人物性格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等。

作家深入生活时，不像新闻记者采访时目的那么明确，他们往往没有特定的写作目标，写长篇小说的作家更是如此。许多作家还不赞成作家像记者那样去采访和搜集材料。赵树理就说过：

你要写一个工厂里的英雄人物，你就跑到工厂里去找材料，去积累，这不是好办法。你抱着这样的目的去参加生活，碰上需要的就要，碰不上就不要，这哪儿行呢？你用一个框框（要写一个英雄人物）到生活里去套，合乎你的框框的就要，不合你框框的就不要，真正生动的东西，恰恰不在你的框框里。很多东西，可能现在不需要，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需要。所以，到生活里去，不能定什么需要不需要的框框。

“可能现在不需要，但说不准什么时候就需要”，点出了作家深入生活与记者采访的一个不同点。作家深入生活需要长期积累。“长期积累，偶然得之”，说出了作家深入生活和进行创作的一个特点。

女作家铁凝在20世纪80年代也说过类似的话：“其实，我最不习惯于从事迹入手，缠着人家没完没了地发问了。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抠出一些材料，也很少是有灵性的东西。我就喜欢在自自然然的状态下，跟她们平平常常地生活在一起，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脑子去体察、去思索。唯其大家都是在自自然然的状态下，毫无矫饰，彼此才能看得真，看得切，也才是大千世界的本来面目。日久天长，脑子里又确实储存了一些新的人物，新的矛盾。”“平平常常地生活在一起”，“日久天长，脑子里又确实储存了一些新的人物，新的矛盾”，这显然与记者采访不同。

作家可以长期生活在一个范围不大的地方，但新闻记者却不能活动地域太小了。作家可以长期生活在一个小地方，比如，柳青在陕西省黄甫村一住就是14年，他还说过，“我这一生再不想有什么变动，只想在皇甫村生活下去。”这对一个记者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与作家相比，记者在生活的“点”上，不如作家那么熟悉和深入；但对“面”上的了解，却比作家更胜一筹——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家不需要对社会作整体把握。记者除了对特定的地域比较熟悉外，更需要四处转、四处走。记者永远在追逐新闻，哪里有新闻，哪里就有记者。中国新闻界流行“七分跑，三分写”的说法。新闻界还常说新闻是跑出来的，新闻是“踩”出来的。有人不说写新闻，而说“跑新闻”。英文对记者有一种叫法，就是legman，称新闻采访为leglook。这两个复合词的前半部分“leg”，相当于汉语中“腿”的意思。Legman, leglook都强调了腿要勤，多往外跑。

当然，记者的采访有一种方式叫做“蹲点”，它是指记者较长期地驻在一个单位进行专题采访。这个“点”必须是具有重大新闻素材和具有集中、连续报道价值的单位。记者蹲点采写的一般是持续一个长过程的新闻事件。然而，这种蹲点，与“又做工作，又当记者”的做法不同。这种蹲点，记者一般并不参与被采访单位的实际工作，时间也相对较短，采访任务完成，蹲点也告结束。这种蹲点，与作家的蹲点也有所不同。作家蹲点，往往以所在地或单位生活和工作中的一员的身份出现，时间也较长。记者的蹲点采访，身份是记者，并不是所在单位的成员，蹲点时间也比作家短得多。

对时间跨度较长的重大事件的采访需要长期跟踪，没有时间长度就很难有纵深感。澳大利亚记者贝却迪在越南待了十多年，以第一手新闻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加拿大广播公司驻远东记者迈克尔·麦克利尔也在越南待了10年，写下了《越战10000天》。这些战地记者的敬业精神对中国作家徐怀中有很大的触动，他发自内心地感到钦佩。“我们与西方记者不同，我们只能集中时间做战地采访。他们是从始至终跟踪越战，追求历史观察，着重从战争各方领导层的决策谋篇加以宏观把握，对态势发展有透彻的了解，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战地采访团”式的短期集中采访固然能得到一些新闻素材，但要做纵深观察就需要长期跟踪采访调查。

记者采访需要技巧。有关采访学方面的书籍，多有介绍采访技巧的内容，而作家深入生活很难说有什么技巧。

职业记者采访一般都是“旁观者”，而作家深入生活在许多情况下可以是“参与者”。记者和作家在采访或深入生活时，都可以为其所面对的基层解决些实际问题。相比较而言，记者直接解决的问题或办的事比作家要多些。主要原因是记者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媒体直接披露有关问题，从而引起相关方面的重视，使问题得到解决。

四 史学家的详尽占有材料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他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他在谈到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收集资料的情况时说，“我有机会在二十一个月内从亲身的观察和亲身的交往中直接研究了英国的无产阶级，研究了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痛苦和快乐，同时又以必要的可靠的材料补充了自己的观察。这本书里所叙述的，都是我看到、听到和读到的。我的观点和我所引用的事实都将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否定……但是我要毫不迟疑地向英国资产阶级挑战：让他们根据像我所引用的这样可靠的证据，指出哪怕是一件多少能影响到我的整个观点的不确切的事实吧。”

史学家占有资料，与记者的深入采访和作家的深入生活有所不同。史学家占有材料主要靠查阅历史资料，周游历史遗迹，搞调查研究，到考古发掘现场进行考察等。即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表现为查阅历史资料，“行万里路”表现为周游历史遗迹、到考古现场考察等。司马迁年轻时，就漫游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名山大川和许多古迹，“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出游中他考察了许多历史遗迹，得悉众多历史人物的轶事、逸闻，亲身感受了不少地方的风土民情。后来他又随汉武帝多次出巡，并“奉使西征巴、蜀以南”，搜集了许多材料。

记者采访面对的是活生生的现实；作家可以同时面对现实和过去，但一般以现实为主；史学家面对的是“死人”，与“死人”对话，即使访问活人，方向也是指向“死人”。

但占有历史资料必须以熟悉自己所处社会的现实生活为前提，否则，即使占有再多的历史资料，也很难真正理解这些材料。正如史学研究者所说：“没有现实的影子，无所谓史学的全部价值，没有现实的感受，无所谓历史学家的深刻。”理解现实与理解历史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