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新闻中的“有闻必录”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
“有闻必录”是在旧中国新闻界曾广泛流行的新闻用语。它开始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是报馆为了保护自己的新闻报道，使其不受社会干预、解脱自己的责任而提出的。其主要内含为：只要有人讲过或见之于其他材料的事实，报纸就可以报道，采访人员也只需照录所见所闻即为尽责，至于事实本身的真伪曲直，可不过问。例如，1896年11月5日的上海《新闻报》，在一则新闻稿后面说明道：“人言如是，未知确否？始志之，以符有闻必录之例。”有时也含有报道或采写新闻务求详博的意思，例如有的报纸标榜“有闻必录，无言不详”“有闻必录，无奇不搜”等。
清末以来，此说时遭非议，徐宝璜的《新闻学》就曾对此论作过较详细的分析批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对这种说法进行了批判。但“有闻必录”在其提出之初，在当时报纸新闻虚构成风的条件下，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进步报纸也曾以“有闻必录”的口号为掩护，报道出一些不利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新闻。
就“有闻必录”中“无言不详”“无奇不搜”这个含义来说，它与文学创作上的自然主义（naturalism）有相通之处。
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实证主义哲学、遗传学、实验科学的影响下，法国文坛上出现了以龚古尔兄弟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创作方法。这一创作方法吸引了左拉。左拉在他后来的一系列理论著作如《戏剧上的自然主义》《实验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家》中，更进一步发展和完备了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左拉被公认为自然主义理论的创建者。自然主义着重描写生活的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追求事物的外在真实，忽视对生活现实的分析、概括。它表面上像现实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庸俗的现实主义。左拉在《戏剧上的现实主义》中说：
我已经说过，自然主义小说不过是对自然、种种存在和事物的探讨。因此它不再把它的精巧设计指向着一个寓言，这种寓言是依据某些规则而被发明和发展的。想象不再具有作用；情节对于小说家是极不重要的，他不再关心说明、错综或结局。我的意思是说，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从一块整布上再制成一件东西。自然就是我们的全部需要——我们就从这个观念开始；必须如实地接受自然，不从任何一点来变化它或削减它；它是足够美丽和伟大来提供一个开端、一个中间部分和一个结尾。我们无须想象出一场冒险事件，把它复杂化，并给它安排一系列戏剧效果，从而导致一个最后的结局，我们只须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
自然主义在对自然崇拜的同时，放弃了人的创造性。它要“事实”，但只要细节的琐碎的“真实”，不要典型化；要“纯客观”，不要对客观生活做出理性评价；只要“眼前”的真实，忽视想象，不要表现社会理想。这些就是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在自然主义影响下，只要生活中有的，都可以进入作品中，于是大量的暴力、色情描写便堂而皇之地在作品中开“展览会”了。
新闻中的“人言如是，未知确否？”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它既不符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还会带来不良的社会效果。邵飘萍曾对报业流行的“有闻必录”论进行了深刻剖析：
愚意我国报纸中时见有所谓“有闻必录”之无责任心的表示，乃最易流于不道德之“专制的”恶习。以革新进步自任之外交记者，万万不可沿袭之，以招社会之厌恶与轻视。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愿有志于新闻事业者，振起其责任心，凡事必力求实际真相，以“探究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此愚所不惜叮咛反复，冀学者能始终尊其职务，庶可以引起社会信赖之心。
至于“有闻必录，无言不详”“有闻必录，无奇不搜”则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很接近了。它表面看来全面、详博，实际上往往是大杂烩。我们已经说过，大千世界时时处处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写不尽、道不完的事，所谓“有闻必录”是根本办不到的；更重要的是，在众多的事情中能够成为新闻的毕竟是一部分或一小部分。所谓“有闻必录”不符合新闻采写的原则或规律。
新闻中的“有闻必录”与文学中的自然主义都有某种合理的因素，但在理论上都有其明显缺陷，在实践中也会带来某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某种思想方法的出现，往往在许多领域都有表现。历史研究讲究尽可能多地占有材料，但材料的罗列、堆砌，使人不能从这些罗列、堆砌中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把自己淹没在浩瀚史料中的史学工作者，也与新闻中的“有闻必录”和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尤其是当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历史的累积，各种历史材料浩如烟海，如果不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具有整体观念，也不会有多大的收获。“安德烈·马尔罗曾经提醒我们，在世界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能够同时研究有关过去的全部档案、人类的制造物、工艺品、考古文物和文件资料。由此开辟的前景应当是令人鼓舞和令人振奋的，但同时又可以使人气馁。历史学家怎样才能掌握住范围如此广泛、而且正在不断扩大的知识呢？如果像贝塔里达所说的那样走传统的老路子，即一丝不苟地、过分细致地探索独特性和个性，那充其量只能够写出一些专著来。这样一来，不但不可能从分散的资料中推导出‘规律’或坚实可信的结论，甚至连全面的整体观都无法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