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鸦片战争时期的“求变”思想
第一节 鸦片的输入与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对中国社会影响甚大，论述中国的近代法律思想也必以之为起点。
一 鸦片的输入与“弛”“禁”主张
19世纪以降，日益猖獗的鸦片贸易对中国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主要表现在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在经济方面，鸦片贸易使白银大量外流，令清王朝在财政上出现危机；在社会方面，吸食鸦片使社会风气败坏，也势必导致国民素质大为下降。朝廷和士大夫阶层对此十分忧虑，他们对鸦片的危害在认识上是一致的，但如何应付这种情况，当时的意见并不统一，其对策不外乎两种：“弛”与“禁”。
（一）许乃济的宽弛说
在严禁成为主流以前，主张宽弛者也有不小的市场，其代表人物是许乃济。1836年（道光十六年）4月27日，许乃济上奏朝廷，在对鸦片的危害及根源，以及相关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后，他提出对鸦片的危害要用宽弛的方法加以控制。其奏曰：“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仰祈圣鉴，密饬确查事：窃照鸦片本属药材，其性能提神、止泻、辟瘴。见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谓之阿芙蓉。惟吸食既久，则食必应时，谓之上瘾。废时失业，相依为命。甚者气弱中干，面灰齿黑，明知其害而不能已。诚不可不严加厉禁，以杜恶习也。
“查鸦片……乾隆以前，海关则例，列入药材项下，其后始有例禁。嘉庆时初，食鸦片者，罪至枷杖，今递加至徒流、绞监候各重典。而食者愈众，几遍天下。……嘉庆时，每年约来数百箱，近年竟多至二万余箱，每箱百斤。……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夷商向携洋银至中国购货，沿海各省民用，颇资其利。近则夷商有私售价值，无庸挟赀洋银。遂有出而无入矣。……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他提出，禁止吸食鸦片，历朝均同，且法律惩罚的力度在不断加大，但成效不大，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他说：“或欲绝夷人之互市，为拔本塞源之说。……贩鸦片者，止英吉利耳。不能因绝英吉利，并诸国而概绝之。濒海数十万众，恃通商为生计，又将何以置之？且夷船在大洋外，随地可以择岛为廛，内洋商船，皆得而至，又乌从而绝之？……是虽绝粤海之互市，而不能止私货之不来。”对于欲想靠禁绝与夷人贸易而拔本塞源的意见，他认为不太现实，他认为禁绝夷人贩卖鸦片，就现有的条件而言，难以杜绝。
“或谓有司官查禁不力，至令鸦片来者日多。然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此等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他认为，因为利益所在，许多不法之民甘愿铤而走险。查办越严，贩卖鸦片的获利就越大。从而，严禁的结果是适得其反。
“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今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夷人纳税之费，轻于贿赂，在彼亦必乐从。洋银应照纹银，一体禁其出洋。……或疑弛禁于政体有关，不知觞酒衽席，皆可戕身，附子乌头，非无毒性，从古未有一一禁之者。且弛禁尽属愚贱无职事之流，若官员、士子、兵丁，仍不在此数，似无伤于政体。而以货易货，每年可省中原千余万金之偷漏，孰得孰失，其事了然。……因见此日查禁鸦片流弊，日甚一日，未有据实直陈者。臣既知之甚确，曷敢雍于上闻？……再，臣更有请者。……今若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则烟性平淡，既无大害，且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船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此亦转移之微权。是否可行，合并陈明请旨。谨奏。”[34]
许乃济认为，那些吸食鸦片者都是些“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他们自甘堕落，不足为惜。只要官员、士子、兵丁不吸食，对于国家也没有什么损害。如果只是为了减少白银外流，不如弛禁征税，增加国家收入，甚至可以引入种植，以减少鸦片非法贸易带来的危害。
许乃济上奏后，道光皇帝下令广东官员议覆，虽有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人表示赞同，但反对者更众。
除弛禁之说外，亦有操模棱两可之说者，如卢坤奏言：“总之，势成积重，骤难挽回，屡经周咨博采，有谓应行照昔年旧章，准其贩运入关，加其税银……有谓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食者买食土膏……其说均不为无见。然与禁令有违。”[35]
（二）严禁派的主张
1837年初，许球在其奏章中力持禁绝，其曰：“弛鸦片之禁，即不禁其售，又岂能禁人之吸食？若只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能以预为之地？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其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至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若前私贩，潜来勾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计俩。”[36]许球之议光明正大，其“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之论，可谓掷地有声。同时，他也顾及到对外关系，可以说是有理有据，难以反驳。
许球的奏章在当时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不但无人再敢倡弛烟禁之说，且以后林则徐之类之禁烟办法，多本于此”[37]。
在林则徐之前，持严禁之说最坚决者是黄爵滋[38]。其于1835年（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九）即上《敬陈六事疏》，其中主张筹海防、禁绝鸦片，其言：“臣窃谓，夷人性情，本难恩感，当以威制。我示之弱则彼强，我示之强则彼弱。我畏其生事则彼益好事，我不畏其生事则且帖然无事。且如英吉利夷，远隔重洋四万余里，多寡之势，主客之形，彼何恃而不恐，我何为而不奋？然所以威制之道，不在临时之张皇，要在平日之振作。臣闻沿海水师，率皆老弱无用，军器率多残缺，并不修理。又战船率用薄板旧钉，遇击即破。并不计及夷船之凶利坚固，作何抵御。似此废弛，何以肃边威远？应请饬谕沿海督抚提镇大臣，认真操练水师，修理军器战船。费用一归实落，方为有备无患。再臣查粤海关之税，所入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而屡禁不绝者，则皆汉奸为之也。臣闻近来广东抢劫大案，大半以搜查鸦片为由，各关亦以搜查鸦片为名，实则需索客商。……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籍其党，立置重典。一面檄知该夷国王：嗣后夷船不准装载此物，如违即照汉奸治罪。若不如此严禁，臣恐此患竟无底止矣。”[39]黄爵滋之奏言，以塞源为主要办法，力主严厉打击外夷鸦片贩运者。且将这种行动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认为这是外国害民竭财，祸害中国之伎俩，必须重典惩治，以绝后患。同时，他也提到中国的海防薄弱，水师疲软，战船薄板旧钉，遇击即破，主张要筹备海防，可谓有远见卓识者。
第一次上疏以后，由于效果不显著，1838年（道光十八年四月初十），黄爵滋再次上疏，此即为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与三年前严防海口的主张不同，这次，他痛陈鸦片的危害，对禁绝鸦片的种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从国家的经济状况论起，认为眼下银价大涨的原因是“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其称：“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特设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使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渐漏至三千万两之多。此外，福建、江、浙、山东、天津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万两。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又如何能支，臣每念及此，辗转不寐。
今天下皆知漏卮在鸦片，所以塞之之法，亦纷纷讲求。或谓严查海口，杜其出入之路，固也。……或曰禁止通商，拔其贻害之本，似也。……或曰查拿兴贩，严治烟馆，虽不能清其源，亦庶可遏其流。……或又曰开种罂粟之禁，听内地熬烟，庶可抵挡外夷所入，积之渐久，不至纹银出洋。
然则鸦片之害，其终不能禁乎？臣谓非不能禁，实未知其所以禁也。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
伏请敕谕各省督抚严切晓谕，广传戒烟药方，毋得逾限吸食。并一面严饬各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具五家邻右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报，给与优奖。傥有容隐，一经查出，本犯照新例处死外，互结之人，照例治罪。……庶几军民一体，上下肃清。……如是则漏卮可塞，价银不至再昂。然后讲求理财之力，诚天下万世臣民之福也。……”[40]黄爵滋的这道奏章，较之前次，更为具体，对鸦片造成的危害，分析得细致透彻，令人震惊。同时，对于禁绝鸦片，他提倡不但要塞源，也要截流。
黄爵滋的奏章对朝廷触动甚大，道光皇帝下旨令大臣提出具体意见。“谕内阁：黄爵滋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一摺，著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直省各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41]
诏谕下达后，陆续有29个将军督抚呈奏了他们的复议摺。其中同意对吸食者处以极刑者为8人，其分别为湖广总督林则徐、两江总督陶澍、属四川总督苏廷玉、湖南巡抚钱宝琛、安徽巡抚色卜星额、湖南巡抚桂良、江苏巡抚陈銮、东河总督栗毓美。其中林则徐对严禁主张最主赞成，并成为严禁派的首领。
二 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态度
当西方工业革命使欧洲国家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其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由此，也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一种单向性的变化，以至于与其接触的其他地区国家感到极不适应。其一，在以往的国家间关系上，基于平等国家主体间的关系极为单纯，相互之间少有利益上的要求；而不平等的国家主体间一般有“上国”与“下国”的区别，其相互之间或有领土要求，或以朝贡体制以维持其相互间关系。其二，在国家间关系中，其交往的主体一般仅为国家（政府），而个人在其中的影响很微弱。而在新的国家关系中，商业利益的求得成为主要的内容；而且个体性利益集团对国家间关系会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于这种变化几无所知，这使它们在与西方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出现极大的偏差，以至于影响其自身的种种应对措施。
1793年、1826年，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George McCartney）、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来华。其目的在于建立外交与通商关系。而清政府依照天朝制度，将其当作“英咭唎贡使”来接待，结果不欢而散。[42]
天朝制度，是一种以“上国”的身份对待“下国”的朝贡体制，其形成源于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对外关系。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虽然屡遭外族入侵，并被其征服。但入主的外族，无不是生产力落后，政治制度、文化形态远未达文明程度的游牧民族。故而，中国的制度与文化未受到过真正的冲击，其“上国”的地位也未曾有过动摇。即作为国家形态而言的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周边国家的状态。
当16世纪西方人初至时，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7、18世纪，康熙和乾隆朝的文治武功，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盛世。即使是在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仍不低于西方国家，生产总值也远远超过之。但“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确确实实是落后了。但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英国最先进的事物，经过儒家教义的折光，顿时变为最荒谬不堪的东西。君主立宪，在皇权至上面前，有如大臣擅权；经商贸易，在农本主义面前，显为舍本求末；追逐利润，在性理名教面前，只是小人之举；至于女王主位、男女不辨，更是牝鸡司晨之类的‘夷俗’；即便令人兴叹的西方器物（钟表、玻璃、呢羽等），享用赏玩收藏之余，仍可斥之为‘坏人心术’的‘奇技淫巧’。无怪乎通海200余年后，中土的官僚士子们并未折服于西方，反坚信于中华文物制度远胜于‘西夷’，尽管他们在一个事实方面已经达成了共识：西方‘船坚炮利’”[43]。
的确，当时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对于这种本质上的变化，实在是浑然不知。即使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们的这种认识仍没有改变。如琦善到广东后奏言：“而今之在粤者，名为兵目，尤为野蛮之人，礼义不知，廉耻不顾，皆得在场惟（为）所欲言，纷纷藉藉，无非扛帮，肆其鬼域技俩。既不能以理谕，亦难以情遣。”[44]
琦善在致义律照会中，也表现出相当的傲慢：“查贵国来此通商，迄今二百余年，从无龃龉。只缘不肖商人夹带烟土，至绝贸易。本年贵国前来乞恩，事在情理。乃先占据定海，本不能不上干天怒。特缘本大臣爵阁部堂前往天津时，叠奏贵国情词恭顺，方简派本大臣爵阁部堂来此查办。否则大皇帝抚有万邦，人稠地广，添船添炮，事有何难？岂有因此定海一县，遽肯受人挟制之理？本大臣爵阁部堂之所以叠次照会嘱令交还定海者，亦正欲显有恭顺实迹，以便代恳恩施，冀行久远。兹犹喜贵公使大臣自天津以来，尚无滋扰，本大臣爵阁部堂方敢允为代奏。倘其间稍失恭顺，本大臣爵阁部堂已先获陈奏不实之咎，自顾不暇，焉能再为贵国筹画？而贵国既欲通商，若非处处恭顺，俟奉大皇帝恩旨准行，贵国有岂能安然贸易乎？事须从长计议，未可专顾一面。”[45]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今天看来实在有可笑之处，但在当时却很自然。以“天下共主”的身份对待远国蛮夷，这种态度已经很是怀柔了。而若要使其抛弃这种观念，实非自身认识能力所能达到。
“从世界历史来看，‘天下共主’的观念并非中国独有。在欧洲和西亚，大帝国的君主都曾宣称自己是‘天下共主’。这在地理大发现之前的时代是不新鲜的。中国的问题仅在于没有意识到，随着地理知识的增长，应该抛弃这种错误观念，反而千方百计地加以修补。至清代，这种‘天下共主’的观念已经是漏洞百出，但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仍坚持不放。”[46]
从以上引述中可以看出，鸦片战争的最终爆发，虽然以鸦片贸易为导因，但实质上是国家关系的一种重新定位，是世界文明形式之间的一种碰撞，是不同社会制度的一种交锋，是新型工业国家对旧形态下的农业国家的一种压迫。这种压迫以往也曾针对不同的种族和国家，但只有在中国它真正面对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明。而中国对此并没有深切的认识，即使是思想最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明显地对其认识不足，他们在旧形态下没有足够的能力看到世界大势，没有认识到西方国家自工业革命后发生的本质变化，没有看到“西人”与以往“夷狄”之间根本的不同。这种心理定位，必然会导致与西方国家武力冲突。可以说，如果没有鸦片贸易的导因，这种冲突也会以其他的形式出现，并最终会形成本质性的文化交锋。
三 鸦片战争的爆发
1836年，许球上奏以后，两广总督邓廷桢于同年10月28日曾宣布驱逐颠地等9名鸦片商出境，但实际上并未认真办理。
1837年，道光皇帝两次下旨，让邓廷桢驱逐停泊于虎门外的鸦片趸船，亦不了了之。
1838年10月25日，京城发现包括庆亲王、镇国公等在内的王室成员吸食鸦片，这令道光皇帝大为震怒。继而，11月8日，直隶总督琦善奏称：在天津查获大宗鸦片，总计达13万两，且来源为广东。在其次日，就有调林则徐进京之举。道光对林则徐一直十分器重，在浙江杭嘉湖道任上时，曾获道光的当面奖谕：“汝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朕早有所闻，所以叫汝再去浙江，遇有道缺都给你补，汝补缺后，好好察吏安民罢。”[47]1832年，林则徐任东河总督时，道光由于其尽职尽责，赞其“认真”“勤劳”。
1839年3月18日，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抵达广州。甫就任，即召行商要他们责成外国商人呈缴鸦片。21日，勒令外国商人交出鸦片1037箱；22日，下令传讯大鸦片商颠地（Launcelot Dent）； 24日，下令：中止一切中外贸易，并封锁商馆，撤退仆役，断绝对商馆的供应。3月28日，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义律代英国鸦片商交出鸦片20283箱。5月2日，林则徐撤销了对商馆的封锁，除颠地等16名大鸦片商外，允许其他外国人离开广州；5月22日，颠地等人具结保证以后不来中国后被释放。6月3日，在虎门销毁鸦片19176箱零2119袋，实重237万斤。
虎门销烟后数日，清政府颁布新的禁烟令三十九条，其中规定：“兴贩鸦片烟膏、烟土，发卖获利至五百两，或虽不及五百两，而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为从发极远烟瘴充军。”这比起从前最高处予充军、流放的处罚要严厉得多。
6月23日，道光皇帝批准了军机大臣穆彰阿等拟定的专条，规定外国商人贩卖鸦片，按开窑口例治罪，即首犯“斩立决”，从犯“绞立决”。
在中国方面进行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英国方面也在策划对华的战争。1840年4月7日起，英国议会下院开始辩论对华战争军费案和广州英国鸦片商人赔偿案，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内阁对华战争的提议。
实际上，在此以前，英国政府已做好了对华战争的准备。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已决定派遣一支舰队前往中国，并敕令印度总督予以合作。10月18日，英国外相巴麦尊密令义律做好准备，并于11月4日致函英国海军部，要求派出远征军。1840年2月20日，巴麦尊发出致远征军总司令兼全权代表懿律和全权代表义律的详尽训令，并《巴麦尊外相致中国宰相书》。
中国方面，虽也在留心英国方面的动态，积极备战，但内心并未真正意识到即将来临的战争的严重性。同时，也对英国能否真的对华开战持观望的态度。1839年5月1日，林则徐奏言：“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为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从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技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不肯舍此马头。”也就是说，林则徐认为战争也许是可以避免的，其理由有二，一是英国地处遥远，不敢随意开战；二是英国人不会为了鸦片而损失其他贸易机会。而在与英国对决开始后，林则徐及一批人都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西方对手了。
第二节 求变思想的形成
一 林则徐与其思想发展
求变思想的形成，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可以追溯到林则徐。这种思想是源于对现实的认识，是他从与西人对抗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所处的地位，发现了旧体制应该因时而变。他的这种认识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理论的初型，但对后进者的确具有启发作用。
林则徐，生于1785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福建侯官（今闽侯）人。他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望族。19岁中举人，26岁中进士。曾任学政、（江南道）监察御史、（浙江省）道员、（浙江）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史、（河东）河道总督、湖广总督等职。在其从政经历中，他以办事认真、清正廉洁而获好评。1838年底，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查禁鸦片。在此期间，他组织翻译了大量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料，对西方的情况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鸦片战争爆发后，因故被革职。次年，赴浙江筹划海防，后获罪充军新疆。以后复用为陕西巡抚、云贵总督。1850年，在前往广西任上途中病逝。留有著作《林文忠公政书》《信及录》《云左山房文钞》等。
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之时，出于知己知彼的目的，他在上任抵达广州后，便迅速展开了对自己面临的对手的研究和判断工作。据当时《澳门月报》的报道：“中国官府全不知外国之政事，惟林总督行事全与相反，署中尝有善译之人，又指点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处打听，按日呈递，亦有他国夷人甘心讨好，将英吉利书籍卖与中国……”他还聘请了精通外国语的人翻译外国的书报及《澳门新闻纸》《四洲志》《万国公法》等。这一切，虽然可以说从本初的目的上而言，只是一种“用兵之道”。但这的确可以说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端。
二 鸦片战争时期求变思想的形成
虽然中国最终将不得不被拉入世界大势之中，虽然西学东渐使中国的文化传统要做重新的检讨和更新，但如果没有时局的逼迫，传统的力量还是会使中国在原有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思想的变迁也不可能会自动出现。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正处在重重困扰之下。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100余年的兴盛之后，开始走向衰落。清王朝在政治统治、经济秩序、文化发展等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危机。遍及五省，历时9年的白莲教起义，使清王朝的统治遭受了极为沉重的打击，社会中的、制度上的弊病都充分暴露出来。在经济上，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极为严重，一方面，富者占有良田逾万顷；另一方面，举债破产、颠沛流离者的数目逐年增加。即所谓：“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雍。”[48]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使社会基础的稳定受到极大的威胁，社会矛盾急剧激化。
在政治上，封建专制制度也开始走向极端，皇权统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端程度，君臣关系等同与主奴关系。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吏治腐败，这种官僚政治的没落的典型例证为，大臣们以“多磕头，少说话”为做官的信条。阿谀奉承、因循苟且成为保证自己职位的最好方法。正如龚自珍所描述的那样：“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谗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49]清王朝政治的危机还体现在官员们贪婪地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贪污腐败的现象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当时曾任陕西巡抚的刘蓉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为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
法律制度是社会政治的主要内容，它的完善与否是社会稳定的关键。此时，清朝法律制度的基本状况是黑暗与腐败。不但皇权凌驾于法律之上，自上而下的各级官员也普遍任意枉法。加之讼师胥吏助纣为虐，玩法行私，包揽辞讼，或无端罗织罪名，或随意出入人罪，使得普通百姓把打官司视为畏途。另外，这种封建法律制度已无法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对外贸易中出现的新的法律关系而调整。
在文化上，由于清王朝采取的文化高压政策，不但民族民主思想被强力压制，就是一般的学术、文学创作研究也被无端地限制，正如龚自珍所言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读书只为稻粱谋。”由此造成了文化和思想的凋敝。知识分子只好埋头考据，形成了不问世事、脱离实际的学风。科举制度更成为压制人才、束缚思想的工具。从龚自珍、魏源到洪秀全、洪仁玕等人的科举历程，就能看出这种制度的深刻弊端。
在对外关系上，由于清王朝对于西方的冲击缺乏必要的应对措施，使得他们在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压迫下一筹莫展。帝国主义利用贸易，特别是非法的鸦片贸易对中国进行掠夺。龚自珍在1823年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在《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一文中写道：“粤东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扣关，狎之则蠹国备戒不虞，绸缪未雨，深忧秘计，世不尽闻。”[50]当时，他的担忧被认为是杞人忧天。而其后几年间，随着鸦片的大量输入，吸食鸦片不但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直接导致了对中国经济、财政、军事的极大危害。这一切，引起了社会的严重不安。正如林则徐所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早期求变思想家，在清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局势之际，在传统文化受到西方巨大冲击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他们的变法主张。他们的思想不同于以往封建制度下的变革思想。首先，他们不是仅仅拘泥于一时一事，而是从制度上对封建统治加以全面的检讨、揭露和抨击；其次，他们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态度，认真地思考对待西方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严峻挑战；再次，他们对于传统的儒家思想加以反思。如他们对传统的重礼轻法观念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纠正。
这些近代早期开明而求变的思想家是打破清朝沉闷、烦琐学风的先行者，他们以“经世致用”的态度面对社会的危机，他们试图用变法来拯救这种危机。他们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启蒙作用，开创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开启了晚清变法思想发展的序幕。可以说，晚清的变法思想家们都从他们的著作中汲取过有用的影响，甚至他们的一些观点，现在也未可言为过时。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
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求变思想家们的变法思想有其自身鲜明的时代特点。其一，他们的变法思想和主张的理论根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而西方的影响基本是被动的，也是相当浅显的，这是与当时西学影响的程度相对应的；其二，他们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封建制度自身的认识基本上还是表层的，对于两者的差距还是看作量上的差别。所以，变法主要是“变器”，而基本没有涉及“变道”；其三，他们的变法理论，还处于“形而下”的阶段，即变法主张多属于支离零散的“有感而发”或就事论事，尚未形成较完整的“形而上”的、有系统、有理论基础、有思想支点的变法理念；其四，虽然，他们更注意法律的状况，更强调法律的社会作用，但这种认识还很初级，远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学说。
有人认为，“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一个伪命题，言称中国人并非从鸦片战争时期才知道外国。笔者认为，这种判断更是一种伪判断。因为，实际上从来没有人认为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不提源远流长的中外交通史，就以台湾与澳门的问题为例也可以知道，中国当时不唯知道外国，知道西方，也大致对其有所了解，而所不知的是他们的真正的实力与制度，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军事上制胜的先机。从这个方面而言，中国当时确实是闭着眼睛看世界的。
第三节 龚自珍的法律思想
一 龚自珍生平简述
龚自珍，生于1792年，又名巩祚，字瑟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书香之家，祖父为举人，父为进士。龚自珍幼年从学于其外祖父、著名学者段玉裁，打下了牢固的学术功底。他虽富有才学，但直到38岁，历经5次会试落第后，始中进士。据《定庵先生年谱》记载：“道光六年，其三十五岁时，会试不第。是科刘申受礼部与分校，领房有浙江、湖南二卷，经策奥博，曰此必仁和龚君自珍、邵阳魏君源也。亟劝力荐，不售。于是，有伤浙江、湖南二遗卷之诗，其中有曰‘那知锻羽投边尘，文字辽海沙虫鸣’之叹。”[51]他从小就有经世济民之志，注意研究“东西南北之学”， 21岁刻印《怀仁馆词》，段玉裁在其序中称：“自珍见余吴中，年才弱冠，余所观所业，诗文甚多。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慨。”并在读了龚自珍的《明良论》后，更赞叹：“吾且耄，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但段玉裁也已看出龚自珍不循正统之端倪，在深嘉其词之工的同时，指出其：“有害于治经史之性情，为之愈工，去道愈远。”[52]叮咛教诫，欲其锐意于经史。
龚自珍后师从“公羊学”大师刘逢禄，更深研经世致用之道。其对刘逢禄的今文经学一见倾心，有“从君烧尽鱼虫学，甘做东京卖饼家”之慨叹。这种师承关系，使他在学术上形成兼重“汉”“宋”的倾向，在《江子屏所著书叙附笺》中，他表述了这种观点：“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53]
龚自珍抱掩世之才，具先见之识，危言高论；自负其才气，敢为出位之言。
但其一生宦途不畅，没有获得过较高的官职。48岁以礼部主事弃官归，“不携眷属兼从，以一车自载，一车载文集百卷以行，夷然，傲然，不以贫自馁也。”[54]1841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享年50岁。后人辑有《龚定庵文集》《龚自珍全集》等。后人对于龚自珍之评价或褒或贬，但均无法否定其对于近代思想的巨大影响。
二 龚自珍思想简述
（一）求变的根本宗旨
龚自珍政治法律思想的最显著特点就是求变。龚自珍所生的年代，正值思想转型之时。钱穆先生称其为开风气之先者：“嘉、道以还，清势日陵替，坚冰乍解。根蘗重萌，士大夫乃稍稍发舒为政论焉，而定庵则为开风气之一。”并言：“定庵之学业意趣，乃亦一反当时经学家媚古之习，而留情于当代之治教。于是盱衡世局而首唱变法之论，其意见于《乙丙之际著议第七》。”[55]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称赞龚自珍：“文章环诡……近世霸才也。……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也。”[56]
龚自珍的时代，正是清王朝开始走向衰败的阶段，龚自珍比世人更清楚地看出这种衰败的苗头。当众人还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浑然不知，沉溺于盛世遗绪之时，他已经看出中国正处于重重危机之中。他在其《丁亥诗》中表达了他深深的忧虑：“……看花忆黄河，对月忆西秦。贵官勿三思，以我为杞人。”在这种状况之下，清王朝的统治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芨芨乎皆不可以支岁月，奚暇问年岁？”[57]从而，变法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他还对鸦片的危害深恶痛绝，建议用刑罚手段加以制止。其称：“鸦片烟则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昼夜；其食者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脰诛！此决定义，至无疑义。诛之不可胜诛，不可绝其源；绝其源，则夷不逞，奸民不逞。”[58]
龚自珍的思想，源于他对现实的关心，对社会的批判。他洞悉社会的隐患和世事的不平，从而在诗文中努力道出自己忧世忧民的心志，试图唤醒国人认清眼前的危机。他努力摆脱当时经学家的烦琐、媚古和空疏。力图另辟蹊径，但终归不得志而终。他曾自叹：“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但时事很快验证了他的预言，在他逝世前一年，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终陷于巨大的危机之中。
如何拯救这个濒临灭亡的王朝统治呢？早期求变思想家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变法”，只有“变法”才有出路。龚自珍还殚心竭虑地为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寻找理论基础。其论证说，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化之中：“万物之数括于三：初异中，中异终，终不异初”。人类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也概莫能外，“自古至今，法无不变，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龚自珍告诫清政府应该迫切地“思变法”，而不能一味“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就是说，不变法，只能是等待被推翻的结局。所以，当政者应该从速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59]
（二）对现实的批判
在龚自珍看来，清王朝的社会基础已经出现了难以愈合的裂缝，社会上“百业废弛，贿赂公行，吏治污而民气郁。”如此社会制度上的弊病已经不是简单的修补可以去除的。这种制度上的黑暗突出体现在其对人性的束缚上。龚自珍以形象的比喻对这种状态加以描述，他认为，在这种制度之下，人们“手欲勿动不可得”， [60]而在苛政陋法中，更似“卧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61]。在龚自珍的眼中，在清王朝的统治下，现实的图画完全是一幅末世的情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龚自珍还把矛头直指封建专制制度，他认为，这种制度本身就使得君主必然要采用使人丧失廉耻以屈从自己的统治方式。他在《古史钩沉论·一》中阐述了这一观点：“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崇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在这样的策略下，臣僚们只能以奴才自居。他们最好只“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62]。其结果就是“万马齐喑”，世无可用之才。
龚自珍特别对现实的法律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认为，朝廷的那些律令条例不过是束缚人们手脚的“长绳”。“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动辄得咎，繁文缛节使人精力尽耗于无用之事，“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 [63]法律成为束缚官员能动性的枷锁。在龚自珍看来，司法的黑暗腐败是封建法律制度的必然结果。他对于司法官吏在判案时的主观臆断，用法畸轻畸重，随意出入人罪等现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还对于胥吏把持辞讼，操纵刑狱的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指出，在全国范围内，这种由幕僚、刑名师爷们把持诉讼的情况，是造成吏治败坏、司法黑暗的重要原因。
（三）变法的方式
根据现实的情况，龚自珍认为，变法应是多方面的。其称，典章制度是亟待加以改革的重要内容。他的“更法”措施主要有：其一，修改繁杂的礼仪制度，使君臣可以从容地“坐而论道”，以培育廉明的朝廷；其二，改革科举制度，“改功令，以收真才”，改造八股取士制度和用人制度，不拘一格地选拔和任用人才；其三，加强内外大臣的职权，改革对官员的奖惩制度，实质上要求君主能够有条件地放权。
对于变法的方式方法，龚自珍主张“仿古法而行之”。在《乙亥杂诗》中，他写道：“霜豪掷罢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也就是说，他并不想改变以往的君主统治方式。
龚自珍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是对政治有独立认识的人，所谓：“民之识立法之意者，谓之士。”他还极为厌恶知识分子猥琐谄媚的习气，强调必须知耻，其言：“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64]
龚自珍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具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不但在思想上影响了晚清的思想形成与流变，也实在地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李鸿章在《黑龙江事略序》中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轫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就可以说是开雄伟非常之端的人。
第四节 魏源的法律思想
严格地说，魏源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变革者，其学术主张、研究方法都比较彻底地超出了传统学术的范围，开启了一种新型的学术方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一 魏源的生平简述
魏源，生于1794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少年聪颖，15岁中秀才后，始“究心阳明之学，好读史”。20岁时，随父进京，得识林则徐、龚自珍等人，更得以拜于刘逢禄门下学习《公羊春秋》，由此形成经世思想。28岁中举人，其后会试屡不中。32岁时，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聘其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李慈铭言：“此书名为贺制府长龄所辑，实出于邵阳魏默深一人之手。魏君博学有霸才，近宋人陈同甫[65]，此书大旨欲就儒之不适于用，而其时当汉学极盛之后，实欲救汉学之偏，以折衷于宋学。故其去取不免左袒于宋，而又欲合洛闽之性理，东莱之文献，永嘉之经制，浃漈之考索为一，其志甚大，用亦甚要。”[66]《文编》共辑文章2235篇，分为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7个门类，作者有702人。学术大家俞樾称：“刊行后，数十年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于家有其书。”后魏源捐得内阁中书一职，就此更得以熟悉清政府的典章制度。这一切经历，对其形成经世思想，影响甚巨。其后，他曾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人结宜南诗社，共论时事；1841年，魏源48岁时，入钦差大臣裕谦幕府。同年5月，林则徐与邓廷桢被发配新疆伊犁， 6月，途经江苏，魏源迎于京口，两人晤谈终日，议论时局，感慨万千。林则徐将他在广东所译的《四洲志》《澳门月报》以及粤东奏稿并其在浙东搜集的船炮模型图样等尽付于魏源，嘱其撰写《海国图志》。同年8月26日，英军攻陷镇海，裕谦投水而死，魏源时为其幕府，对此深受刺激，激愤之下，埋首撰写《圣武志》，次年书成。其后，立即开始撰写《海国图志》。50岁中进士后，官任江苏东台、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职。晚年潜心著述，著作甚多，但其最为重要的仍为《圣武记》和《海国图志》。这两部书，均是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后的发愤之作。其意义在于告诫国人，中国不可再行闭关锁国之策，而应进入一个崭新的“海国时代”。而后者在中国近代史上更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他曾多次重修、增补二书。在《海国图志原序》中，魏源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67]的思想是早期改革派的思想和行动的纲领，也是后来为洋务派、维新改良派所推崇的行动纲领。
魏源生于动荡的时代，也深切感受到这种动荡。他在《圣武记》中自叙：“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适筮仕京师。京师，掌故海也。得借观史馆秘阁官书，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传说。于是我生以后数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迄国初数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晚侨江淮，海警飚忽，军问沓至，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
魏源晚年耽喜佛学，法名承贯，曾辑有《净土四经》等佛学著述。魏源一生著述甚多，2004年，岳麓书社出版的《魏源全集》，计有20册之多。
二 魏源的政治法律思想概述
（一）“变法”是拯救王朝统治的唯一出路
迄道光朝，康乾盛世已成过往，但社会政治与经济仍依旧惯。官吏、士人粉饰太平，仍似身在繁华之中。魏源则从种种社会现实状况中看出社会基础已趋腐朽：“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鹾以比日敝，官民以比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训诂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他同样对清王朝的吏治腐败加以揭露和抨击。他嘲讽那些文武官员“儒臣鹦鹉巧学舌，库臣阳虎能窃弓。”而满朝的大臣们多是“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鄙夫”。他们“以晏安鸩毒为培元气”，“以养痈贻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鉴于这种社会现实，魏源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思想主张。
魏源认为，时代的发展是必然的规律，“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68]。既然不同，其治法也必然不同，“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69]魏源称：“天下无数百年不敝之法，也无穷极不变之法，亦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亦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他还通过列举事实的方法证明法律是在不断进步的，而不是越古越好。他写道：“后世之事胜于三世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变为郡县何异？”[70]他认为，社会是发展的，“执古”和“泥法”的人不过是“读周、孔之书，用以误天下”的庸儒。他坚持认为：“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71]
魏源认为，变革必须从变人心开始。“革虚”“祛虚患”，从而解决“人心之寐患”“人材之虚患”。他主张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72]，他建议必须改革吏治，兴利除弊。其言：“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所以，在任何时代，必须因时制宜，“虽古之圣王，不能使甲兵之世复还于无甲兵；而但能以甲兵止甲兵；不能使刑狱之世复还于无刑狱，而但能以刑止刑狱也”[73]。魏源认为，法律的施行必须以信为基础：“法信令必，虽枷杖足以惩奸；法不信令不必，虽重典不足儆众。饮食不已，酿为讼师；小刑之刀锯不肃，酿为大刑之甲兵。圣人垂忧患以诏来世，岂不深哉！岂不深哉！”[74]
魏源主张因势变法，他声称：“变古愈尽，便民愈甚。”[75]只有彻底地对社会加以变革，顺乎民情，以“便民”“利民”为宗旨，百姓才能安乐，王朝才能兴盛。但他认为变法应在不改变“道”的基础上进行。他还主张国家要以培养人才为急务，“国家之有人才，犹山川之有草木”。但人才的养成必须有必要的环境，“蔚然明仪，而非山麓高大深厚之气不能生也”[76]。魏源认为，在国家立法层面，一定要以现实社会条件和个体的认知能力为根本，他说：“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77]
（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务实主张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攻夷”“伐夷”之说，而从来没有“师夷”之谓。魏源提出“师夷”之说，表明他比别人更早地认识到：此夷绝非彼夷，情势已在变迁，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处于落后的情况。
面对“西人东来”的现实状况，魏源敏锐地感到必须用新的眼光、新的策略来应付目前的局面，而不能沿袭以往对待“蛮夷”的方法。此前林则徐通过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了解敌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的军事状况和政治制度。他聘请了当时对于西方最有了解的一些人，这些人对于他“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定控制之方”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其后，魏源撰写《海国图志》，也是林则徐委托，并为其提供大量资料的。而魏源在他的著述中，不但完成了林则徐的委托，把有关西方国家的情况汇编出来，为世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提供了最初的材料，而且他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御敌的方略，这就是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认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海国时代”，闭关锁国只能使自己永远处于落后和挨打的境地，只会重蹈鸦片战争失败的覆辙。而要达到“制夷”的目的，不能仅仅依靠自身的能力，而要从对手那里获取有用的东西，这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有着实际的内容：其一，了解西方国家的基本情况。他在竭力介绍西方情况的同时，批评那些保守、目光短浅的人物“徒知侈强中华，未睹寰瀛之大”。其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不但要掌握军事上的“船坚炮利”，还应该学习一些其他的工业生产技术，如建议准许兴办新式船械厂局。可以说，这种形式的生产已经具有一些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性质。其三，介绍并赞许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如他着重介绍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认为这种制度“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并且“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他甚至对美国的总统制大加赞赏：“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
对于如何对抗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魏源认为要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应对。当其时，社会上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基本上属于茫然无所措的状况，在采取何种方法意见上有分歧。魏源认为，要想有效应对，必须知夷情，造边才。魏源曾谓：“今日之事，苟有议征用西洋兵舶者，则必曰借助外夷示弱，及一旦示弱数倍于此，则甘心而不辞。使有议置造船械，师夷长技者，则曰糜费；及一旦糜费十倍于此，则又谓权宜救急而不足惜。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及一旦有事，则或询英夷国都与俄罗斯国都相去远近；或询英夷何路可通回部。甚至廓夷效顺，请攻印度而拒之。佛兰西、弥利坚愿助战舰，愿代请款而疑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汉用西域攻匈奴，唐用吐番攻印度、用回纥攻吐番，圣祖用荷兰夹板船攻台湾，又联络俄罗斯以逼准噶尔。古之驭外夷者，惟防其协寇以谋我，不防其协我而攻寇也；止防中华情势之泄于外，不闻禁外国情形之泄于华也。然则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欲造就边才者，必先用留心边事之督抚始。”当然，魏源的建议并没有完全地加以实施，他自己也深知其中必有阻碍和难行之处，他感叹：“国家有一傥论，则必有数庸论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故圣人恶似是而非之人，国家忌似是而非之论。”[78]魏源的许多建议，实际上到二十年后，同文馆成立才得以实施。
魏源的思想，真正触及了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本之处，即直面来自不同文明的挑战，把西方作为真正的挑战者、真正的对手。他真切感受到了“西人”物质文明以及在这种物质文明背后的制度优势对中国旧体制的巨大压力，并意图变革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旧体制，认识并借鉴西方的先进制度，以应对西方的挑战。他与以前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倾向于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而非一个民族。……当西方人还没有弄懂中国人看待事物的方法便强要他们步入世界时，中国人就或只能在慌乱中闭上眼睛，或为这种冒犯无礼的邀请所震怒”[79]。从而，可以说，魏源已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不再仅仅停留在简单拒斥与应付的层面上，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有实质内容的变法思想主张，建构了一种新型的思想框架，尽管这种思想主张还是一种体制内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魏源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