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恢复行使台湾主权与美国的态度
1945年7月26日,盟国方面发表《波茨坦公告》,声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内。”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4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合会议上说:“我们国民革命最重大目标和最迫切的工作乃有三点:第一,首先恢复东三省的领土主权及其行政完整;第二,要收复台湾和澎湖的失地;第三,要恢复高丽的主权”。这显示了中国政府对收复失地的高度重视。中国战区的受降典礼于9月9日在南京举行。由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台湾地区的受降仪式迟至10月25日才举行。台湾当时驻扎的大量投降日军,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因素。又因为隔海,国民党政府缺少必要的渡海工具,接收需要美国的帮助。
9月1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在重庆成立。该项工作得到了美军的支持,警备司令部每周定期举行中美参谋会议,商讨占领计划及运送军队问题。该部设有机要室,第一、二、三、四处,副官处、经理处、军法处、调查室,并且辖有一个特务团、一个通信连、一个军乐队,除调查室由调查统计局自行调派人员外,其余为该部编制。该部一面积极从各有关机关调用干部,一面积极自行甄选干部。该部辖有的特务团是由闽省抽调强有力的保安部队团编组成立的,由朱瑞礼任团长,率领必要人员共7人,于9月下旬由重庆飞赴福建筹办。
9月14日,国民政府委派陆军上校张延孟为台湾接管准备委员,预先前往台北做联络工作。10月5日,接管工作先遣人员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范仲尧等搭美机前往台湾,在台北设立台湾前进指挥所。10月17日,在美国军舰与飞机的护航下,美军运输船运送中国军队170师抵达基隆港。
10月24日,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抵台,10月25日,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名为中山堂)举行台湾地区受降典礼。上午9时参加人员陆续入场,礼堂布置甚为庄严。中方代表有中国战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兼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上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前进指挥所主任葛敬恩、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70军军长陈孔达、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空军第22地区司令张柏寿、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前进指挥所副主任范仲尧、62军军长黄涛、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李翼中以及中央各部特派员、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各处处长等。盟军代表有顾德里上校、柏克上校、和礼上校等19人以及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林茂生等30余人,新闻记者有杜聪明、李万居、叶明勋等10余人。日方代表有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5人。参加受降典礼的人员约180人。由安藤利吉向陈仪提交降书。
典礼结束后,陈仪发表广播讲话,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岛正式重归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皆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主权之下。”
1946年1月12日,行政院发布《恢复台湾同胞国籍令》,令称:“查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对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台湾人民由衷欢欣,以各种方式庆贺。政府接收人员尚未去台,台湾民众即自动争挂国旗、争学国语,自觉维持社会秩序,以实际行动响应接收。中国官员和中国军队入台,均受到台胞欢迎,正如台湾学者王晓波所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台湾同胞仍在日本控制下,但都忍不住大肆庆祝,真可谓‘张灯结彩’”。1945年10月10日,台胞在岛上第一次庆祝中华民国国庆,10月25日受降典礼之后,“即台北40余万市民……老幼俱易新装,家家遍悬灯彩,相逢道贺,如迎新岁,鞭炮锣鼓之声,响彻云霄,狮龙遍舞于全市,途为之塞”。“家家户户,欢欣无比,家家户户,祭祖谢神,向先民冥中告知台湾已归回祖国”。渴盼回归祖国之情,溢于言表。
派往台湾接收的中国军队大多由美国运输。主力部队62军军长黄涛回忆:“62军是于11月16、17两天,分别在越南的康海、海防两地登舰出发的。前后分为三批(即三个梯队),每批约运输舰7艘。另有驱逐舰8艘,分别在前后护航。均属美国海军运输舰队,由派驻62军的美军联络组负责联系,到越南做运送部队的工作。”其后遣送近50万日俘、日侨的工作也是由美军担任的。陈仪在10月25日的受降典礼上曾表示“感谢协助我们光复台湾的同盟国家”。
美国积极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尽管主动权看起来还在国民政府的手里,但这却可以看作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的先声。战后,美国在台湾有120多人,这些人主要从事帮助遣送日军、寻找飞行员遗骨等工作。这些工作和陈仪的新政府产生了一些矛盾,矛盾主要集中在遣送日侨问题上。
日本刚败,美国希望日本人尽快离开台湾,以免引起后患(并非杞人忧天,在台湾的日军少将中宫悟郎与台湾闻人辜振甫就曾企图违抗投降命令而搞“独立”)。但是台湾在日据时期,行政、警务、卫生、文教等都控制在日本人手里,突然撤出这些人,势必产生技术上的真空,对稳定局面不利。因此陈仪暂缓了一部分技术人员的撤出 [全部日侨人数为322149人,被征用的日籍人员(主要是工矿、行政、卫生、邮电、铁路、船舶等行政及技术人员)有59586人]美国人对此表示不满,一再催促尽快遣返日本人,这件事甚至引起杜鲁门的注意,他说:“日军撤离之后,在台湾保留日本文职人员同样会威胁中国的和平与安全,而且会威胁美国的利益和安全。”后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中国政府承诺对留用日人的人数和留用期限加以限制。
杜鲁门的过问是出于防止日本东山再起的“大战略”考虑,似乎并不想了解实际情况。杜鲁门和美国政府喜欢“教训”中国国民党政府怎样工作,不只发生在台湾,整个中国都是如此。但是,这起事件却反映了陈仪新政府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南京的美国大使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尽快遣送日侨。南京得到的报告来自在台湾的美国军方人员,技术上的困难不会不清楚。但是,战后之初,美国急切地想迅速消除日本在中国任何一块土地上影响的愿望比中国还强烈。对陈仪的新政府来说,留用日籍技术人员对稳定政局有利,但却留下了后遗症,特别是伤害了那些以为翻身做主人的台湾本地人的感情,这后来成为抨击陈仪治台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陈仪主台后,一再向国民党中央报告所遇到的困难,声称缺乏足够的技术人员,很难开展工作,要求派美籍技术人员来台。1945年10月20日,蒋介石将陈仪发给他的一份电报转给了国民党中央设计局,电报说:“拟请协商美国酌派长于全盘计划,有远见、有经验之人才数人来台视察。并拟恢复及发展台湾之整个计划,然后,逐步进行。”10月24日,中央设计局回电拒绝了陈仪的请求,电文说:“至于请美国专家赴台视察,似暂无必要,如物资建设计划完成,即需付诸实施,则对各厂矿农场及交通线路为之具体计划,技术上恐确有需要美国专家协助,至于物资建设计划,则我国专家熟悉本国国情,并有设计物资建设计划之经验,较美国专家更为便宜。”蒋介石复电肯定了中央设计局的决定。
这里,国民党中央方面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台湾的现代化程度比大陆要高许多,即便是“物资建设计划”也缺乏足够的人才。几经周折,陈仪最后从善后救济总署要人,得到了蒋介石的同意。1945年底到1946年初,陈仪与设立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一再交涉,联系外籍专家赴台,但总署人手也不够,相互推诿,实际工作成效并不大。这件事看起来与国民党低效率的人事制度有关,但是国民政府不希望美国人过多插手台湾事务于此也可见一斑。
早在陈仪被任命为行政长官的时候,国民党军事顾问巴大维(David Barrett)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就提到,很多中国人对蒋介石的该项任命嗤之以鼻,这是日本投降以来最大的“桃子”。言下之意,陈仪没有资格获得这个职位。陈仪获得这个职位的原因是蒋介石还政治债,以报答陈仪在福建的统治。巴大维的信息来源于美驻台副领事柯乔治。1946年1月28日,柯乔治从东京给国务院发了一份关于台湾人对当前状况的态度的报告。报告中说,台湾人一开始希望回归中国,现在则满怀失望。公众对陈仪政府非常不满,而且普遍讨厌大陆中国人。柯乔治认为,大陆中国人和台湾人的矛盾很难解决。他向国务院透露,台湾人希望美国人介入台湾的政局。柯乔治对国民政府的指责极多,比如警察用人方面,大量起用外省人来取代本省人。
为了填满日本人撤离后的七千四百个职位,陈仪并不提升有经验的台湾籍警察,却起用毫无经验的新人递补空缺,无数新来的大陆人被安插进入……当所有日人遗缺被补满之后,政府便开始开革台湾人,好把职位让给更多新来的大陆中国人。
又如,柯乔治说陈仪政府压制行动自由:
政府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阻挠这些颇受欢迎的团体。报纸上有无数的论战。《民报》在这一点上领先发表社论,标题是“保护人民的自由”,对台湾在“光复”不久,便要采取这种自卫措施。
当时,柯乔治的说法并未引起美国高层的注意。1946年春,美国驻台记者牛顿(William Newton)对长官公署猛烈抨击:
(一)台湾之中国行政当局充满腐败散漫气象,毫无从政之能力。(二)重庆政府委派前往台湾之大小官员均竭尽其吸收贪图能力,现台湾全岛之血液几一滴无余。例如米食价格竟较战时高至十倍,其原因不外官方以二元之值向耕农强迫征购,而后以十八元之价售出。煤炭以二百元强迫购买,而以一千元售出,糖类及其他亦然。(三)劫掠恫吓没收及其他不顾人民权利之事件层出不穷,例如抢劫行人手表宝饰之行为。(四)岛上时常发现打倒主席(按台湾主席)之口号及标语。(五)台民台记者称美国对待日本较台湾为仁慈,何以对日本仅使用原子弹,对台湾竟使用华军也。
1946年8月12日,美国驻台领事给国务院发了一份指责陈仪政府统治的报告。报告中说政府官员们对接收日产非常随意,贪污腐化成风。特别指出军队的纪律非常糟糕,到处强买强卖。而且,他们也注意到台湾人甚至喜欢把现在的状况和日据时期的状况进行比较。9月18日,南京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台湾的利益集团起码贪污了300万美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