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内战爆发与美国对华政策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到抗战末期，国民政府的统治区收缩到了西南、西北，在华东、华北和东北没有它的军队，国民政府要到这些地方受降，一时鞭长莫及，于是蒋介石在11日“命令”朱德总司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积极支持蒋介石垄断受降权。8月12日，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说：“如果美国和联合国家允许中国的一个武装的政党接收日本投降，并缴获日本人的武器，那么，中国的内战便将是不可避免的”，他建议，日本须将所有在中国的武装交给国民政府，日本若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军队，应予以惩罚。也就是说，赫尔利为避免内战开的方子是不让中共军队受降。他的办法为美国决策者所接受。8月15日，杜鲁门向驻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发布了第一号命令，其中说，所有在中国（东北除外）的日本陆海空军都只能向蒋介石投降。前文已经提及美国积极帮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这是其帮助接收敌占区的其中一环。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在其正式宣布的对华政策中却仍然坚持一条：不支持中央政府打内战。参谋长联席会议在8月10日给魏德迈的指示中说：“美国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美国不支持中国中央政府进行内战”。

抗战末期，美国就想调和国共矛盾，建立一个以国民党为主但容纳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1944年8月赫尔利使华，其重要目的是调和国共关系。经过赫尔利斡旋，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7日赫尔利与张治中飞往延安迎接毛泽东，次日，他们陪毛泽东、周恩来抵达重庆，国共重庆谈判开始。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达成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协定规定了国共双方遵循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其具体的成果是决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但解放区政权问题没有解决，中共军队整编的问题没有落实，受降权、国民大会等问题也未达成一致意见，隐藏了引发内战的诸多不稳定因素。11月26日，赫尔利向杜鲁门递交辞职信。美国总统杜鲁门眼看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影响美国的在华利益，12月15日发表了对华申明，表示赞成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纷争”，并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内战。马歇尔于1945年12月20日抵达中国。12月21日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12月22日至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见面，后来他又接见了各界代表。马歇尔认为，国共双方的矛盾在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互不信任。但是，马歇尔的调停最终并未有结果。

马歇尔的努力促成了国共在关内的和平，而随着国共在东北斗争的日益激烈，马歇尔向蒋介石做出了让步，从此他的调处越来越多地偏袒国民党，逐渐失去一个公正调处人的身份。1946年5月，美国不顾中共的反对，为国民党空运了两个军到东北。中国共产党看清了马歇尔使华的本质，不再相信马歇尔的所作所为，至此美国的信用在中国共产党的心中降到了极点。

1946年6月26日，停战有效期刚过，国共两党的军队就在中原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冲突，长达三年多的全国内战就此开始。内战爆发后，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反共。但是，中共还是逐渐取得胜利。由此，美国决策层就对华政策展开激烈争论。美国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思考。前文已经提及，战后初期美国积极援助国民政府接收台湾，此时美国还没有预料到国民党将失败。但是在中共逐渐取得了战争的主动后，美国开始考虑中共胜利后的对台政策，并于1948年前后酝酿了一系列对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