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1974年发生在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开启了葡萄牙的民主转型，同时也掀起了席卷全球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这股浪潮由南欧及至拉美，再到东亚，然后转至苏联及东欧地区，至今余波未尽。由于既有的各种政治文化理论，包括现代化理论和结构理论都不能对这一现象进行充分解释，转型政治学由此应运而生。

在转型政治学中，精英选择理论为解释民主转型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动态模式。按照这种理论，鉴于一个国家从一种政治体系向另一种政治体系转变的过程中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民主转型就可以被视为不同政治行为体的博弈过程，精英们的道路选择和战略取向对社会民主转型的作用尤其重要。美国政治学家丹克沃特·罗斯托将民主的确立过程划分为预备、决定和习惯三个阶段。预备阶段往往表现为一种长期的、弥漫性的政治抗争；而在决定阶段，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博弈，少数精英就明确的政治条件和可能的风险进行讨价还价；到了习惯阶段，人们则在新的规则下进行理性的政治运作，在公共生活中体验民主的优越性。在这三个阶段中，最为重要的是决定阶段，精英在这个阶段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精英之间通过战略互动选择新的政体模式。但罗斯托也同时强调，民主转型的首要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它“必须先于其他所有民主化问题”。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充满了“戏剧性和反复无常的变化”，而这一转型进程因苏联的解体而变得更加复杂。戈尔巴乔夫所启动的政治改革只是俄罗斯民主转型的前奏，他倡导“民主化”和“公开性”的目的并非是要改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架构，而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他并非希望苏联解体，而且也没有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改革初期，苏共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出现像一些政治学家所说的“分裂”。他们认为，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前提是精英内部分裂出“温和派”和“强硬派”, “构成强硬派核心的是那些发自肺腑要拒斥民主的种种 ‘不治之症’ 和 ‘混乱失序’ 的人”，而温和派则“越来越认识到他们所协助建立并在其中占据高位的政治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需要采用某种程度或形式上的选举而使其正当化”。

苏共高层精英的分裂出现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虽然戈尔巴乔夫拥有的权力居于强硬派之上，而且社会上激进派的出现对强硬派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因自由化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接踵而至。首先民族问题的重新凸显不仅打乱了民主转型的步伐，同时也使联盟中央疲于应付，并逐渐对国内的局势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动用武力恢复秩序，致使高层的强硬派策划了昙花一现的“8·19”事变。此后，联盟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央精英和地方精英就是否保存苏联进行了多轮的讨价还价，由于联盟中央的权威因“8·19”事变的失败而丧失殆尽，联盟中央已经无力阻止联盟的解体。在这个过程中，地方领导人尤其是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的政治选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戈尔巴乔夫将苏联解体的主要责任推卸到叶利钦等人的头上。

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整个进程来看，苏联解体可视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大插曲。但是，苏联的解体并没有为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铺平道路。当叶利钦准备重新启动俄罗斯经济转型的时候，主导俄罗斯发展进程的民主派精英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没有达成共识，重新出现了分裂，顿时使俄罗斯政局陷入僵局，最后精英之间的政治争斗在1993年10月以武力流血的方式宣告结束。取得胜利的叶利钦一方，在俄罗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以强势总统制为标志的民主制度架构，完成了罗斯托所说的民主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了习惯阶段。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典型的由政治精英们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转型。一些政治学家将社会转型划分为“自下而上的变革”“交易型变革”“退出型变革”“撕裂型变革”和“自上而下的革命”五种模式，俄罗斯无疑选择了最后一种。对此，戈尔巴乔夫认为，当时除了“自上而下”之外，别无其他选择，“自下而上的变革”模式意味着内战。一方面这是因为苏联的极权主义比东欧一些国家的体制更严格、更僵化，可以说是“一个毫不留情的国家体制”，而国内的反体制运动没有形成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不具备政治基础。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虽然对社会的不满与日俱增，但这种不满还无法成为推进改革的正常“杠杆”，因为俄罗斯民族独具一种高度的忍耐力，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这种历史背景对于民主的塑造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民主化能否成功，但是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而是急于“移植”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另一方面，俄罗斯的民主转型是精英之间通过武力对抗，而不是通过协商谈判而形成新的民主秩序的过程，因此它的最大缺陷就是建立了一种不成熟的民主。虽然叶利钦总统在其后的执政期间加强了与其他精英阶层的协商，并在某些问题上与后者达成了妥协，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叶利钦的权威与合法性愈来愈受到质疑，在他执政后期不得不把很大精力放在选择接班人的事情上，最终提前离开了总统职位。无疑，对精英的政治选择和行为方式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俄罗斯社会转型进程的轨迹，加深对俄罗斯社会转型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也更能具体地了解精英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起的作用。例如，众所周知，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把恢复苏联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尽管这种可能性目前在俄罗斯已经绝无可能，但如果我们仔细了解一下久加诺夫在苏联解体中的表现，也许我们就可以看清，久加诺夫领导的俄罗斯共产党希望“恢复苏联”的真正政治目的是什么了。关于这一点，戈尔巴乔夫在他的访谈录中曾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道：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对决定联盟命运的别洛韦日协议进行投票表决时，在时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建议下，久加诺夫动员俄罗斯共产党的代表投票支持别洛韦日协议。投票结果，共产党代表中只有六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余的人都投了赞成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