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第一节 家庭代际支持领域的研究

一 代际支持的机制研究

代际支持研究最初源自西方公共政策角度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它从经济交换角度根据代际交换的动机和规则区分不同代际支持模式，用以描述代际财富资源流动，为国家制定社会财富再分配的福利政策提供参考。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和平均寿命的延长，不同年龄阶段的代际资源交换问题成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宏观经济学、公共政策和法律等学科注重关注公共社会保障、养老金和医疗保障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公共资源从年轻一代到年老一代的转移；而微观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为微观层面扩展家庭（Extended Family）内代际交换动机的解释提供了互补的视角。对代际交换的动机和行为的认识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启示，其目标是：借助公共资源的转移为老年人提供有效的养老保障的同时，又不至于消减家庭内的代际交换。因此，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代际交换和转移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Ihori, 1994）。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本章后面的综述集中于微观层面上扩展家庭内的代际支持。

来源于古典微观经济理论中理性选择的交换模型假定个体行为倾向于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Becker, 1974）。在有关代际支持双方的经济收入与交换水平之间关系的讨论中，依据不同的行为准则构成了代际支持的几种不同模式。在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家庭内的代际支持往往被视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更广泛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的一部分，同时也作为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和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的一部分加以讨论，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除了家庭代际交换动机和机制外，更多地关注代际支持如何影响支持提供者和接受者的福利后果以及家庭关系。这些研究中，利他性（Altruism）和交换行为（Exchange）被视作两类最主要的交换动机。除了西方学者建立的理论模型之外，中国学者也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有关理论，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对中国家庭养老方式下的代际支持动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代际交换所涉及的“资源”主要包括三种类型：金钱、时间和空间资源。其中，“金钱”这一资源类型中除了现金外，还包括实物、财产或遗产。该类经济方面的代际交换是早期相关研究的主要内容（Glick, 1999;McGarry和Schoeni, 1997）。而“时间”这一资源类型则包括两类：器械支持和情感或心理支持，但不同的研究对此所涵盖的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例如，Walker和Pratt将时间作为一种资源类型，测量了成年女儿和母亲之间的器械和心理支持（Walker和Pratt, 1991），在此研究中的器械支持包括以下八种类型：购物、家务、金钱管理、做饭、家庭外事物、个人照料、财务及机构交涉方面的帮助；而心理支持包括三种类型：心理支持、休闲活动和联系（Contact）。而在另一项涉及时间资源代际转移的研究中，支持类型被划分为五种类型：做饭、购物、交通、洗衣、打扫和情感支持（Veevers和Mitchell, 1998）。“空间”资源是指家庭成员间和代际间能够共享的房屋或居所。有关空间资源代际转移的研究集中在对于代际同住和居住安排的内容上。研究表明，老年父母搬去与子女一起居住和子女搬去与老年父母一起居住这两种情况都存在，但子女的需求和状况是决定代际是否同住的主要因素，父母倾向于为经济状况不好或离婚的子女提供住处（Ward等，1992）。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代际支持的理论研究在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展开。结果表明，合作群体和交换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农耕社会或者父权特征明显的社会（宋璐、李树茁，2011）。在中国大陆以及中国台湾的城市（Sun, 2002b）和农村（Lee和Xiao, 1998）所开展的相关研究，结果均支持了该模型对于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交换方面，针对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严重的现实状况，结合中国家庭养老文化和中国农村独特的社会背景，学者们对传统的代际交换合作群体模型进行了改进（张文娟、李树茁，2004c），并进而以性别角色和分工补充了养老责任内化对子女养老的约束机制，建立了家庭代际支持的性别分工模式，完善了已有的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的合作群体模型（宋璐、李树茁，2008b）。这些研究结果均表明家庭代际支持是权力-协商、互惠动机和利他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Secondi, 1997; Silverstein等，2007b）。

上述总结的研究主要是以“代”模型为基础进行的静态机制的研究，模型中所纳入的均是主体的属性变量或其变化。代际模型是当代社会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工具，它的出现促进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化和社会适应的研究，同时也被大量运用于社会、家庭的变迁方面。上述这些关于代际支持机制的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代之代之间为什么会通过资源的交换提供相互的支持，代际支持为什么是这种水平和为什么出现一种水平向另一种水平的变化，以及父母与子女特征、居住安排与家庭结构等影响因素对代际交流的作用。但是，由于代际模型主张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一种代际的重复，有固定的周期和转折点，但不能够反映和解释家庭代际支持水平的历时性变化规律。因此，无法反应代际交换行为时间维度上的特征和其动态的发展规律。

二 家庭与代际支持历时变化的研究

按照Merton的划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构成了对家庭变化进行研究的两大“总的方向”（Merton, 1957）。从20世纪起，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提出，兴起了对家庭变迁动态过程的研究热潮，取代了之前的研究将家庭视为静态实体的做法。最初关于家庭发展的研究源自针对贫困及其政策等问题的研究。20世纪初，Rowentree（1901）和Loomis （1934）对大萧条期间高失业率的研究，证明了家庭人数和年龄构成的变化会带来其陷入贫困的风险的变化，在养育孩子期间及孩子离家后留下老年父母的阶段，家庭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最大（Aldous, 1990）。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是从家庭发展的视角来对家庭单位及其从建立到解体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研究，其为家庭的变化过程建立起时间表，有助于从个体生命和家庭自然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家庭结构变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起，生命历程理论由个人角度出发对家庭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的路径为学者们所广泛推崇，对上述家庭发展研究策略构成了挑战。生命历程的时间观考虑到了家庭成员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背景，适宜20世纪西方国家所面对的越南战争以及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运动高涨下动荡的社会背景，使得研究从对家庭周期的简单观察转为对家庭成员个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其重点是在家庭或其他组织背景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去研究个人、家庭和社会三个层次变迁的关系。这种由家庭需要出发的不规律的个人生命周期到由个人决定与自己的年龄相适应的生命周期是很大的历史性变化，而过去几个世纪的最显著变化正是生命周期的日益个人化。其研究也重点考察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不同的生命事件及其在个人生活中发生的时间是如何影响家庭的。

家庭周期理论开启了家庭研究中对家庭的历史阶段进行研究的新视角。根据研究者研究目的的不同和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家庭生命周期划分的一般标准包括：家庭规模、最大（最小）子女的年龄、家庭经济供给者的工作状态、家庭成员面临的主要发展任务等（郭平，2009）。例如，Duvall 和Hill在研究家庭贫困风险时，就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将其最初提出的“家庭生命周期”的9个阶段进行了时间维度上的修正，将家庭中年龄最大的孩子入学以及家庭经济收入者的退休考虑在内（Duvall和Hill, 1948）。在对孙子女照料的研究中，Cherlin等提出，在祖父母的生命周期中照顾孙子女的行为可能消退和再次出现，孙子女成年后会逐渐脱离其祖父母的生活，但当孙子女结婚和有了子女之后，双方的关系会再次得到加强。这种模式表明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的关系可能在整个生命历程中遵循一个循环模式，早期的紧密联系会在这种关系的后期得到重建（Cherlin和Furstenberg, 1986）。Stoller比较了子女的婚姻状况和为父母提供照料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已婚的子女比未婚的子女提供的照料要少（Stoller, 1983）。在国内，伍海霞以中国农村已婚妇女为研究对象，利用初婚、第一个孩子出生、第一个孩子离家、最后一个孩子离家和丧偶时妇女的平均年龄依次确定家庭形成期、抚育期、收缩期、空巢期和解体期的始末时点，对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家庭生命周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伍海霞，2010）。杜鹏研究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农村家庭生命周期经历了一个逐步缩短的过程（杜鹏，1990）；徐安琪、叶文振通过对微观入户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揭示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夫妻冲突的实际影响，结果表明：在婚姻生活不同时期，夫妻冲突的发生率呈倒U形曲线变化（徐安琪、叶文振， 2002）。在对河南省东部农村地区婆媳关系与年龄相关关系的研究中，学者王德福提出一个“角色预期-人生任务-生命周期”的框架，以此展现婆媳关系形态与时代变迁及其生活场域的关联（王德福，2011）。虽然截至目前，直接使用该理论对代际支持行为在家庭各生命阶段间的变动进行量化实证的研究并不多，但其内容中按重要的生命事件划分家庭的生命周期、强调各个周期内家庭及其成员有不同的发展任务、满足不同发展需求的思路可以为代际支持的历时动态研究所借鉴。生命周期理论从诞生之日起，至今仍受到不少学者的质疑，主要包括：①该理论的提出是跨学科的产物，由于生命周期这一概念是从儿童和个性心理学借用而来的，因此包含了再生产和世代的含义，带有不可避免性、无差异性和决定论的内涵。②家庭生命周期的分析单位是家庭，更确切的是与群体，而非与个人相联系，掩盖掉了家庭成员个体的影响，因此存在分析层次上的问题（李强等，1996）。③该理论仅仅用人口学的框架去构建家庭时间表，因此未能将家庭事件受到历史背景的影响考虑在内（Aldous, 1990）。因此，在今天，多数研究者更倾向于使用生命历程的理论分析范式。

与上述家庭变化的研究视角相适应，针对家庭及微观代际关系和代际支持历时变化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从宏观的家庭结构、社会变迁影响的讨论，到个体家庭层面再深入至个人层面的过程。就宏观层面的讨论而言，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和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离婚、再婚、非婚同居、跨国婚姻等现象的增长带来法律意义上家庭纽带的扩张，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家庭”的定义，同时伴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和生育率的降低，给家庭代际关系结构带来以下三种类型的扩张（Antonucci等，2007）。首先，代际关系结构在垂直方向上的扩张。总体上说，家庭结构变动的趋势是同一时间存在的“代”的数目在增加，但每一“代”中的成员数目在减少，Bengtson等学者将之称为“瘦杆型家庭”（Beanpole Family）[对应于“金字塔形家庭”（Pyramid Family）]。一个家庭同时可能包含着三代到四代人，造成代际价值观距离的拉大，可能带来更多的代际冲突。例如Ajrouch研究了家中有教育程度更高的子代（孙代）对代际支持和老年人福利的影响（Ajrouch, 2007）。其次，代际关系结构在水平方向上的扩张，指各代人的婚姻、离婚和再婚使家庭网络中包含了更多数目的非血缘亲属。Ruiz和Silverstein 指出，在这类单亲家庭中祖父母提供的代际支持对于孙子女而言是重要的资源（Ruiz和Silverstein, 2007）。最后，全球化给代际关系结构带来的扩张。全球化的增长通过人口迁移流动的增加、跨洲的收养行为及跨国婚姻的增加等方式给代际关系带来影响。尽管许多有关扩展家庭的研究已经表明家庭联系仍广泛存在，父母和子女有经常的联系和相互的支持交换（Mancini 和Blieszner, 1989），但家庭支持已经“解体”的观念仍然存在于西方世界大众和专家的意识中（Aboderin, 2004）。由于概念测量和数据的困难，国内外直接体现社会变迁对代际支持影响的直接实证并不多，学者Silverstein等人利用1990～1995年收集的英国威尔士地区和美国洛杉矶地区以及全美的有关老年人与成年子女的代际关系数据进行了跨国家、多样本的研究，老年人样本是针对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与美国相比，威尔士被认为是更加传统和乡村化的地区，预期的威尔士和美国父母之间代际关系的差异将被用于证实现代化理论。可是，与预期的相反，研究仅观测到很少的不同（Silverstein等，1998）。荷兰学者利用1992年和2002年所进行的纵贯调查数据，基于生命历程视角分析了荷兰宏观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中老年父母（平均年龄60～70岁）与子女之间的接触频率和代际支持交换的影响。结果表明，较晚出生队列的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更多的接触频率和支持交换，表明家庭的重要性并没有随社会变迁而下降。而从时间纵向上来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接触频率和支持交换水平下降了，表明处于家庭“空巢”期的父母与子女在代际关系上投入了较少的时间（Pas等，2007）。

随着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脚步的加快，从20世纪末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人口学、社会学在家庭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的突出标志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的变动及其给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曾毅、梁志武，1993；王跃生，2006a, 2007, 2010b）；家庭作为经济单位生产功能的减弱，情感满足功能的增强（柴定、程启军，2002；廖小平，2005）；家庭关系从亲子主轴转向夫妻关系主轴，女性权力上升，性别间趋向于自由平等（柴定红、程启军，2002；胡亮，2004；潘鸿雁、孟献平，2006）。王树新在《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一书中，将中国的社会变革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文化、人口和生育政策的变动、性别角色的变动、家庭类型的转变、居住方式和婚姻形式的变动、代际在受教育水平上的差异、老年人健康状况和人口迁移方面的变动，并分别讨论了这些方面的变动给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认为代际关系的新走向的特点是：分而不离、更加民主平等和理性化以及重心下移（王树新，2004）。针对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大规模迁往城市的现象，不少学者研究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造成的影响，认为社会变迁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可获得的养老资源减少，弱化了家庭养老的功能（Cogwill, 1974; Goode, 1970; Silverstein 等，2006; Silverstein 等，2007b；杜娟、杜夏，2002；乔晓春，2000；张文娟、李树茁，2004a, 2004b；张烨霞等，2008）。

真正做到在个体层面上探讨家庭与代际支持的历时变化的是生命历程理论，其主要的创立者埃尔德（Elder）对生命历程的定义是“个体在一生中会不断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和事件，这些角色或事件的顺序是按年龄层级排列的”（Elder等，2003）。显然，它基本是个体层次的概念。同时，埃尔德也强调：“年龄、成长和死亡这些生物意义在生命历程中是由社会建构的，年龄层级表达的也是一种社会期望”（埃尔德、葛小佳，1998），也就是说生命历程虽然是一种基于个体水平的定义，也与家庭、经济、政治中的社会过程相联系。已有的研究从内容上来看，与本研究相关的实证研究大部分是以代际关系的质量（Kaufman和Uhlenberg, 1998; Shapiro和Cooney, 2007）、心理状况（Miech和Shanahan, 2000）和观念变化（Gans 和Silverstein, 2006）为主题，而直接针对代际支持行为进行的研究非常少见。Lynn White利用全国性的面板数据，对影响兄弟姐妹间的互助行为的老化（Aging Effect）和家庭生命历程效应（Family Life Course Effects）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两种效应共同发生着作用（White, 2001）。Wethington等研究了父母-子女关系质量与婚姻历史和生命历程阶段的关系问题，重点讨论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的质量如何随父母生命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以及“婚姻转变（如离婚、同居、分离）和随之产生的家庭结构的变化对父母子女关系质量产生影响”这两个问题，该研究对家庭生命阶段（Family Life Stage）的划分包括四个阶段。①开始阶段。有至少一个学龄前儿童。②早期阶段。最小的子女在小学年龄。③后期阶段。最小的子女在20或20岁以下。④子女成年阶段。“空巢”或者只有一个超过20岁的子女在家居住（Wethington和Dush, 2007）。Cooney和Uhlenberg运用全国家庭调查的数据，对子女从成年早期到中年期的接受父母代际支持的变化情况进行研究，关注对代际支持和其主体的年龄之间的关系的同时，也关注了与子女接受代际支持的变化相关的父母和子女的生命历程因素。总体上，子女在20多岁时从父母处所得到的代际支持量没有很大变化或轻微上升，子女30岁之后所有类型的代际支持都在下降。然而下降的模式随代际支持类型的不同而不同（Cooney和Uhlenberg, 1992）。Crosnoe 等应用两期纵贯数据，对孙子女的上大学、结婚、生育和工作这四项生命转变（Life Transition）的发生对祖父母和孙子女之间代际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讨论（Crosnoe和Elder, 2002）。已有的研究对个体层面因变量的历时变动轨迹的研究同样较为忽视，少数的几项研究包括Spanier等对比了美国妇女的婚姻及生育事件所发生的年龄在队列、教育、种族之间的差异（Spanier等，1985）。Silverstein等从生命历程视角强调了代际交换中互惠行为的动力因素，利用历时26年的纵贯数据所建立的多层线性发展模型（HLM），探讨了父母在子女十几岁时的感情、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投资如何影响子女到了中年时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倾向性（Silverstein等， 2002）。在他的另一项研究中，利用同样的数据和类似的模型，讨论了个体的发展与成熟、历史与家庭代际位置（Generational Position）对成年子女对照料其老年父母责任观念的影响机制，在模型结果基础上描绘出了成年子女18～88岁的孝道责任观念的发展轨迹（Gans和Silverstein, 2006）。

三 研究概况评价

总结本节对家庭代际支持领域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个体层面代际支持动态发展规律的研究方面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当前，国内外家庭代际支持领域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代际支持动态发展机制的研究不足

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代”的模型，致力于寻找代际静态的资源交换动机和因素。这种讨论固然重要，但也造成目前的代际交换研究对时空位置与重要性不够敏感，限制了在剧烈变迁的社会中，对代际交换的多元性和丰富性的发现。

（二）对个体层面的代际关系和代际交换的规律把握不足

目前的研究过分强调了家庭的结构及其集体性，人口学家偏重对普查等大型数据库加以开发，以便把握老年人的基本生存状况，但总体上仍是以宏观层面上对社会变迁和家庭结构的讨论为主。这一问题在国内的研究中尤其明显。学者们已经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的政策和体制的变迁摧毁了传统的家庭和私人生活结构，促成了农民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的变革（阎云翔，2009），非集体化之后的中国农民从未像现在这样作为个体彰显自我的主观能动性，书写独特而与众不同的个人经历。虽然研究中国老年问题的成果汗牛充栋，但长期以来，“家庭”往往是相关研究的最小单位，个人只是构成“家”的面目模糊的基石，个体层面上的深度分析受到限制。

（三）对代际支持发展动力机制的认识缺乏宏微观视角的整合

目前的研究对社会、家庭和个体几个层面的代际支持发展动力的解释已得出部分的经验总结，并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但缺乏相关的理论框架对这些视角加以整合，达到对代际支持整体发展动力机制的系统认识。

（四）对代际支持行为变动的实证研究不足

总体上看，已有的研究内容上偏重家庭结构、文化、观念上的变动研究，国外的研究在生理和心理健康、观念变化等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功的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应用，但仍然缺乏对代际支持行为的实时发展规律的认识。国内的学者近年来开始重视对“变动”议题的讨论，但研究路径和内容多集中于：①以普查数据为主对家庭结构、家庭功能和居住形式的分析。②使用个案访谈、田野调查和定性研究的方法，揭示农村老年人生活状态和场景的细部特征，探讨社会文化、个人价值和孝道责任观的变化。③利用小规模局部调查考察当代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基本表现、代际关系特征和变动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