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述评

第一节 国外研究综述

在国外，科技奖励一般称为“科学奖励”或“奖励系统”，最初属于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后来与科学技术结合产生了科学社会学，现在又进入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国外没有专门针对科技奖励的研究成果，而是散见于科学社会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研究中。据笔者2013年3月在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学术期刊图书馆）以“science award”为论文名称的关键词检索得知，国外学者从1986年1月至2012年12月所发表的关于科学奖励的文章共482篇，其中发表在学术性期刊上的有43篇，发表在一般杂志上的有26篇，发表在报纸上的有186篇。当然笔者所收集的这些文献仅是国外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献的冰山一角，大量关于科技奖励的研究成果隐藏在其他相关文献中。笔者对这些文献进行了充分挖掘，在此仅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和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早在17世纪初期，英国思想家培根就对科技奖励活动从规范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他首先提出要对在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进行奖励的设想，包括丰厚的物质报酬、高规格的荣誉性奖励等。到了20世纪初期，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开始把科学作为一种职业，并首次把从事知识活动的人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来研究。但直到20世纪中叶，才陆续有学者从理论上对科学奖励制度进行系统阐述，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默顿及其学生，被称为“默顿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有罗伯特· K．默顿、Jerry Gaston、Bernad Barber、Jonathan R. Cole、Stephen Cole、Harriet Zuckerman以及Warren O. Hagstrom等。默顿及其学生长期、持续地关注科学奖励研究，并且逐步扩充和发展了科技奖励理论的广度和深度，构建了具有浓厚社会学意味的理论研究范式，发展成系统的“默顿理论”，是当代科技奖励研究的经典理论基础。

与“默顿学派”同时期的J. D. Bernal则注重从科技社会功能的角度来思考科技奖励制度，其理论被称为“贝尔纳路线”。这一理论强调要准确地把握科学研究的必要性，必须把科学发展置于社会大系统中，从科学的社会建制和科学的社会功能来解释科技活动的多样性和动态性。“贝尔纳路线”是有别于默顿学派的另一种科技奖励理论，尽管不具备默顿学派那样明显的团队效应，也没有针对科技奖励提出明确、系统的论述，也未明确就有关如何实施科技奖励等问题提出现实路径与具可操作性的建议，但对促进科技与社会互动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其密切地关注如何发展科技和激励科学家做出科学成就等问题对突破默顿学派的局限颇有启迪。

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潮对科学技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西方一些学者试图超越以往对科学的现代性解读，开创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时代。此后，西方科技奖励理论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转向，默顿所开创的功能主义研究范式以及贝尔纳路线都受到了很大挑战，而新兴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以Michael Mulkay、Alan Pickering及Steven Shapin等为代表的学者都曾深入探讨过这一新的研究范式，极大地推动和发展了科技奖励理论的研究。此处笔者仅对国外研究成果中与本书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进行简单评述。

一 科技奖励的运行

科技奖励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措施，必须在运行中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国外学者对科技奖励的研究正是从关注科技奖励的运行开始的，因此很多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献都涉及了对科技奖励的运行及功能的论述。

默顿（1957）早在“Prioriti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一文中就研究了科学活动的运行问题，提出了四条著名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件的怀疑主义，这四条原则被称为科学活动的规范结构。在此基础上，Jonathan R. Cole和Stephen Cole（1973）对科技奖励的运行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认为“科技奖励制度的良好运行取决于整个社会给个人地位安排的方式、报酬分配的方式、给杰出科学家提供奖励的方式，以及给具有非凡才能的人创造机会的方式等”。Bernard Barber（1957）指出，由于科学共同体内部具有等级明确的社会分层体系，因此以科技奖励制度与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而言，对社会角色的评价是进行科学界分层的必要条件。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对影响科技奖励运行的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决定科学家在科学界地位的核心因素是科技奖励的荣誉等级。Jonathan R. Cole和Stephen Cole（1973）研究发现，科学家到达科技界的上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种是由于作出了开创性的非凡贡献，第二种是由于科学家个人具有突出的管理水平。但是，“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第二种贡献也许很快就会被后人遗忘，而那些获得过高等级荣誉奖励的科学家却能被后人持续记住”。

Zuckerman（1977）研究发现，诺贝尔获奖者的论文发表率很高，平均每年3.9篇，最多产的获奖者平均每年10.4篇，这充分说明获得科技奖励对科学研究具有重要影响。Jonathan R. Cole和Stephen Cole（1973）还发现：“在人类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只有对知识做出了极大的独创性贡献才能得到科学共同体的认同，而科技奖励制度对科学家的激励作用在奖励的增强效应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这些文献充分说明，科技奖励的运行对科学研究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科技奖励的功能

学者们一致认为，科技奖励的本质是对科学家的工作给予承认，并由此衍生了一系列其他功能。默顿（1957）曾精辟地指出：“承认是科学王国的通货。”大多数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否受到同行承认甚为关心，而获得科技奖励是对科学家重大科学发现的优先权给予的权威性承认，能使某位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迅速被整个科学共同体所熟知，而获得最高荣誉等级的奖励甚至能使某位不知名的科学家一夜之间为全世界所认识，因而成为广大科学家最渴望得到的激励方式。Jerry Gaston（1978）认为，科学奖励系统的功能在于对科学家扮演其科学角色的好坏与获得相应报酬的关系，金钱对科学家而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科学研究同行对科学家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的承认与荣誉。Souder（1985）在对工业研究机构研发人员的奖励方式进行研究后发现，和物质奖励方式相比，研发人员更重视精神奖励，希望能由一个技术人员转变为高层管理人员。Griggs和Manning（1986）认为对一个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企业而言，传统的奖励和承认方式比只给予金钱奖励的效果更好，他们认为对其工作成就的承认就是最大的奖励。

三 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科技奖励

Ben-David和Teresa Sullivan（1975）系统回顾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但尚没有提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个概念。不过，时隔六年Ben-David（1981）就出版了一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专著，正式提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概念，引起了学术界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广泛关注。如H. M. Collins（1983）以1969～1981年的当代科学为研究对象，讨论了当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和策略，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与传统的科学社会学是科学哲学与科技史的关系，即前者注重运用哲学方法研究科学，后者主要从历史角度研究科学。Steven Shapin（1995）通过探讨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学术文化、社会学、文化调查形式、科学知识转型的关系，认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科学界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它描述了科学研究的不同标准及传播范式。Mariana和Gideon（2008）设计了一个科学知识学时代划分的框架。他们通过对20世纪有影响力的新科学理论，即科学方法论、运筹学、系统论、控制论、复杂论和知识管理学进行归类，把科学知识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基础科学时代，第二个时代是工程科学时代，第三个时代是管理科学时代，第四个时代是人文科学时代。

四 科技奖励研究的定量分析

著名管理学家桑戴克说道：“凡是存在的东西，皆有数量，凡有数量的东西，皆可以测量。”那么，科技奖励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活动，是否能进行定量研究呢？这一直是学术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上，很多国外学者在对科技奖励进行研究时，已经引入了一些定量分析方法。

Stephen Cole和Jonathan R. Cole（1967）最早在科学奖励研究中引入了定量分析方法，并且多次使用了定量分析方法。他们在研究科学家的科研产出与科学奖励之间的关系时，就向美国120个大学的2036名物理学家发放了问卷，收回了1333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81份，问卷主要设计了四个方面的信息：发表的论文数、论文被引用数、机构排名、获奖数量。然后通过问卷的大量数据对120个大学的物理学家的科研产出数量和质量的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有的物理学家发表论文数量少，但质量很高，而有的虽然数量多，但质量不高。而对科学奖励的评审来说，科研产出的质量比数量重要得多。因此，科学奖励系统就是要激励科学家创造更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然而，尽管科尔兄弟将定量分析方法引入到了科学奖励的研究中，但只是简单的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定量分析技术还很不成熟，不过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范式。科尔兄弟在《科学的社会分层》中进一步研究了若干变量与科技奖励知名度的关系，发现获奖者工作质量与奖项社会声望的相关系数是0.52，这说明获奖者工作质量高的，奖项的声望就可能高；工作质量低的，奖项的声望就可能低。Gaston（1978）也对英美科学界的奖励系统进行了定量研究，他从英美科学家中各抽取300名作为研究样本，其中物理学界、化学界和生物学界各100名，应用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考察了他们所获奖励与出版物数量、引证次数和当时任职机构的声望四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Zuckerman（1992）发展了科学奖励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据她统计，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科学奖励蓬勃发展，仅在北美就有3000多项奖励，是20年前的5倍多，而且奖励力度也越来越大，由此她提出了三个问题：为什么科学奖励会大幅增加？它们对科学奖励系统是否带来了明显变化？这将对科学和科学家产生什么影响？然后她对诺贝尔奖及其获得者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科学奖励的大幅增加主要是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社会对科学研究的重视。科学奖励的大幅增加一方面让更多的科学家有机会获得奖励，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又存在重复授奖的情况。一个著名科学家往往获得两项以上奖励，这又抑制了其他科学家的科研热情。但是，科学奖励的大幅增加并不会对科学和科学家产生显著影响，因为奖励只能影响那些可能获奖的科学家，对其他科学家则没什么影响，同样也只能影响这一部分人的科学研究。

Sandra和Linda（1993）对高技术企业专利产出实行物质奖励还是非物质奖励效果更好地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对57家高技术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企业规模和奖励方式对专利产出有显著影响。认为小企业应通过物质奖励增加专利产出，而大企业可以运用非物质奖励增加专利产出。Aleksandr（2007）给出了基于能力视角的科学社会学的探索模型。他首先对知识、能力、工作环境三个自变量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可能使用的方法模型，并请专家对这些变量的权重打分，再运用探索模型进行分析，由此发现了三个规律：第一，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可获得信息数量的增加，科学知识容量将大幅增长；第二，在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中，知识创新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三，科学界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有利于科学社会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