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研究综述

笔者2013年3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发现，从1980年1月至2012年12月，篇名中含有“科技奖励”的文章（学术论文、研究报告、新闻通讯等）总共有1475篇。笔者把这些文章的发表年限按十年一个阶段进行划分，分布情况如表2-1所示。

从表2-1可以看到，国内学者对科技奖励的研究是伴随着科技奖励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而逐步深入的，相关研究成果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滞后于科技奖励工作。20世纪80年代，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开始蓬勃发展，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却刚刚开始起步，整个80年代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章才100多篇；到了90年代，由于科技奖励制度的不断改革，学术界对科技奖励的研究也更为关注，相关研究成果数量呈迅速增长之势，达到了500多篇，且以学术性论文居多。进入21世纪后，虽然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章数量有830篇之多，但学术性论文数量比90年代要少，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家科技奖励政策的逐步稳定与完善，学者们对科技奖励的研究兴趣开始下降。

从1475篇文章所涉及的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有科技奖励工作、科技奖励大会、科技奖励制度、科技奖励项目、科技奖励改革、科技奖励运行等，其数量分布情况如表2-2所示。

从表2-2可以看到，学者们在1980年1月至2012年12月发表的关于科技奖励的文章中，主题为科技奖励工作、科技奖励大会、科技奖励制度、科技奖励项目、科技奖励改革、科技奖励评审、科技奖励办法、科技奖励基金等政策发布、新闻通讯类文章占了绝大多数。纯学术性研究论文比例较小，其研究主题主要有科技奖励管理、科技奖励机制、科技奖励评价、科技奖励体制、科技奖励体系、科技奖励运行等，而这些主题正是学术界关于科技奖励研究的重点、热点和难点。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因此与本研究相关的主题主要有科技奖励运行、科技奖励获奖成果、科技奖励评价和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完善对策等，从上文检索结果可知，现有文献中，关于科技奖励运行的文献有14篇，关于科技奖励获奖成果的文献有127篇，关于科技奖励评价的文献有26篇，关于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完善对策的文献有240余篇。下面笔者主要对这些与本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献进行评述。

一 科技奖励运行的相关研究

科技奖励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方式，只有通过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科技奖励能否充分发挥其促进科技发展的功能，取决于科技奖励运行的绩效。

（1）科技奖励运行的机制

科技奖励的运行机制是整个科技奖励系统中最核心也是最复杂的部分，科学合理的科技奖励运行机制，有利于鼓励科研机构和广大科技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推动科技成果和成熟技术进入企业和市场，加快市场开发和产品更新。

科技奖励系统的运行主要包括两种要素，一是运行的持续性或连续性，二是运行的普遍性或有效性，前者涉及能否利用奖励制度实现科学共同体的自我控制，后者则强调该如何控制才能发挥其效用。为了解我国科技奖励的运行是否具有连续性与普遍性，王炎坤等（1993）对获得国家科技奖励的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我国科技奖励系统的运行具有普遍性，并产生了积极的激励效果，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科技奖励系统的运行与普遍性原则还不甚吻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科技奖励的运行机制是以政策驱动和利益驱动及双重约束为手段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科技开发诱导机制。因此，科技奖励的运行机制应该包括动力机制、利益机制、竞争机制和创新机制四个主要方面，这四个机制构成了科技奖励运行机制的完整体系。

（2）科技奖励运行的功能

当科技奖励的运行机制正常运转时，其相关功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不同，所归纳的功能也有所不同。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广泛认同的是导向功能、竞争功能、承认功能和激励功能这四大功能。张忠奎（1991）在《科技奖励》一书中首次对科技奖励的社会功能进行了系统归纳：当科技奖励用于实现上层的管理意图时，有着沟通上下的功能；对获奖者能力和贡献给予肯定的功能；形成良好风气、立志多作贡献、树立学习榜样的引导功能；对社会整体水平的提高有着促进功能。王炎坤等（1993）则把科技奖励的功能概括为导向功能、竞争功能和激励功能，与此观点相同的还有刘启玲、刘阳等人。

除上述归纳的几个主要功能外，学者们还从一些独特的角度对科技奖励运行的功能进行了研究。第一，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科技奖励既有利于鼓励发明创造，推动科技进步，又会导致科技人员协同联合攻关意识削弱，造成科研课题小型化、低水平重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第二，直接功能与间接功能。一是直接激励获奖人员，但这种作用是比较有限的；二是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间接激励功能的作用往往是不可估量的。第三，内部功能和外部功能，前者包括激励创造、优化分层以及内部控制等三种功能；后者主要包括外部控制手段、知识传播与应用手段等功能。

（3）科技奖励运行的效应

科技奖励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对科学共同体产生深远的影响，有人会因为获得科技奖励而产生越来越多的优势，也有人会因为未获奖而在科学研究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正是科技奖励运行所带来的多种效应问题。

国外学者提出的科技奖励运行产生的效应主要有增强效应、积累优势、马太效应、光环效应、回溯效应、棘轮效应和波敦克效应，国内学者认为还存在时间效应和整体效应。在科技奖励运行的效应中，“马太效应”是学者们研究得最多的一种效应，这不仅是因为马太效应的普遍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还在于其他效应都与马太效应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同时，马太效应还是把“双刃剑”，对科学研究有积极作用，如有助于学术带头人的成长、提高科研院所的知名度和推动科技进步，也存在消极影响，如会加剧科学共同体等级分化、阻碍科技新人的发现成长及催生学术腐败等，这些消极因素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客观现象。

除马太效应外，激励效应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张忠奎（1991）认为影响科技奖励激励作用的因素主要有奖励项目数、奖励的“平均主义”与“派生待遇”、奖励声誉、奖励强度等。徐顽强、李华君（2009）发现，科技奖励过程中存在边际激励效用递减现象，导致激励效果难以持久，使得科学家群体的积极性、创新性难以充分调动，而影响科技奖励的边际激励效用的因素主要有奖励层次、奖励方式、奖励环境、奖励过程等。

（4）科技奖励运行的影响因素

钟书华等（1997）认为，科技奖励的社会分层是指对科技奖励进行等级分类，根据一定的标准去判定社会生活中具体奖项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而把奖项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因此，从科技奖励的社会运行来看，影响具体奖项声望的因素主要有获奖者的工作质量、奖金强度、获奖者数量、奖励范围和奖励制度等五个方面，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造成了具体奖项社会声望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它们在社会分层中的不同位置。章廷兵（1999）把影响科技奖励激励效果的因素归纳为科学研究体制的完善程度、科技奖励评审的公正性、科技奖励体制与社会分配体制的配套程度等三个方面。曹裕波等（1999）在剖析影响科学奖励声望的若干因素时指出，科学共同体的普遍承认是科学奖励声望的唯一基础，因此集中评价的时间不应在这种承认的积累还没有达到稳定化之前进行，对其贡献已经证实了的成果的评价主要是一个事实的调研和审查过程，以科学家为主线的成果比以项目为主线的成果更适合于这种评价的要求。而授奖项数和奖金额度的稀缺性是科学奖励声望的必要条件，较高声望的科学奖励是维护社会科学系统良性运行、激励科研人员献身科学事业必不可少的导向旗帜。黄小珍等（2005）通过对中山大学医学部498名医学专业技术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后发现，影响科技奖励作用发挥的相关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排列依次为：奖励的公正性、获奖后的待遇、奖金的额度、媒体的宣传力度、奖励时机、授奖形式、奖励项数等。

二 国家科技奖励获奖成果的相关研究

获奖成果是反映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的重要载体，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重视，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获奖项目的统计分析、获奖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获奖人员的年龄结构分析、获奖项目的推广应用及跟踪研究等方面。

（1）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统计分析

学者们通过对获奖项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得到获奖项目的总量、完成单位来源、地区分布、行业分布、年龄分布、经济效益及推广应用情况等信息，从而进行横向或纵向的比较。较早对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进行统计分析的是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刘刚（2003），他系统地回顾了“九五”期间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基本情况，并通过与“八五”期间的比较，对获奖项目的数量和水平、行业分布、获奖人员性别及年龄分布、获奖单位类型和推荐单位的获奖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归纳分析。他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其他学者对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关注和研究兴趣。随后，邱均平等人（2006）应用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等科学研究方法，对我国2000～2004年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获奖总量、第一完成单位、地区分布和行业分布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国家科技奖励的获奖项目总体呈增加趋势，表明科技成果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和带来了显著效益；从第一完成单位来看，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汇集了大量的科研人才，是我国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主要策源地；从获奖单位地区分布来看，我国的科研实力地区分布是“东强西弱”，极不平衡；从行业分布来看，获奖项目都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中获奖比例最高的是制造行业，其次是医疗卫生行业，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也有显著提高。

（2）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是国家科技奖励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获奖项目必须在实施技术开发过程中，完成了重大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由于获奖项目经济效益数据获取难度较大，加上计算工作量非常大，因此仅有少数学者对获奖项目的经济效益进行了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科技部重点科技项目“国家科技计划对国家科技奖励的影响和作用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王福涛（2006）统计发现，国家科技奖励获奖成果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他对498项填报了经济效益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成果进行了计算，这些成果获奖前所取得的直接经济效益为2205亿元，获奖后又产生经济效益3323.7亿元，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随后，课题组成员危怀安、胡晓军（2007）又专门对2000～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获奖前后的经济效益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发现，从2000～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奖（民口）获奖前和获奖后经济效益的统计数据来看，在同时提供奖前和奖后经济效益统计数据的364项获奖成果中，有8个评审专业的157项（占43.13%）获奖成果是获奖前经济效益大于获奖后经济效益。但总体来看，获奖后总经济效益与获奖前总经济效益相比，获奖后效益增加了0.3倍，说明经济效益指标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评审中占有更大的权重，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成果与经济活动结合得更加紧密。

（3）国家科技奖励获奖人员的年龄结构分析

年龄是表征科研人员包括研究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分析国家科技奖励获奖人员的年龄结构，有利于发现我国优秀科研人员成长的规律，更好地实行有针对性的奖励措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科技奖励获奖人员的年龄结构都具有时代特点，正在向年轻化趋势发展。刘刚（2003）统计发现，“九五”期间国家科技奖励获奖人员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比例从36.32% 上升到了53.98%，中年科技人员的比例从58.86%下降到了38.12%，老年科技人员的比例从4.82%上升到了7.9%，反映了我国科技骨干人员年龄结构老化现象严重，中青年科学研究人员在科研工作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挑起大梁。五年后，危怀安、钟书华（2008）又对2000～2003年国家科技奖励（民口）主要获奖人员的年龄结构进行了统计，发现30岁以下的占22.89%, 30～44岁的占43.61%, 45～59岁的占25.54%, 60岁以上的占7.96%。因此，他们认为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主要完成人的年龄结构已由“八五”、“九五”时期的单峰独立结构（56～65岁占第一）转变为新的单峰独立结构（36～45岁占第一）。这说明获奖成果通过课题的联合攻关，形成了以中青年为主、老中青相结合的良好的科研梯队，一支以中青年科学家为中坚力量、老中青相结合的科研队伍正在加速形成。

（4）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推广应用及跟踪研究

获奖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应用，是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的重要环节，获奖项目只有经过推广应用才能最终体现其价值所在。王福涛（2006）较早对国家科技奖励获奖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国家科技奖励促进了科技成果的应用，获奖成果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国家标准、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农业、国防、国土资源与利用等领域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对获奖项目继续研究开发不仅有利于科研资源的利用、开发和再创造，而且可促使获奖项目取得更大的新成果，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因此，国家科技奖励工作不应是给获奖项目画上一个句号，而是应该成为获奖项目进一步研究开发、进入新循环的催化剂和助推器。杨兰蓉（2009）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000～2003年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进行了跟踪研究，发现获奖项目在继续研究开发的过程中，面临着解决资金不足、招揽更多更优秀的科研和开发人才、加强经济发展后劲的基础研究以促进基础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强获奖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具体需求。因此，国家科技奖励必须进一步做好获奖项目的继续研究开发工作，加大奖励力度，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快把获奖项目的科技价值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 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指标及方法

科技奖励的运行是一个动态过程，一般包括了推荐、评审、异议和颁奖等环节。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就是要考察科技奖励在各个运行环节中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但学者们对此的研究大多数是从定性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有部分学者建立了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

（1）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进行评价，首先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学者们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是从定性研究开始的，运用专家打分法、德尔菲法等来确定指标权重，后来逐步转向定量研究，采用非线性数学模型、模糊评判模型、层次评价模型等方法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龚建桥（1989）围绕科技奖励的评审方法及指标体系着重探讨了专家评审与评审方法、科技劳动与奖励分类、指标体系与权重分配、评价标准与评分等级、修正评分与综合评定等问题，较早对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与评价作了系统研究。但他没有建立一套具体的评价指标体系。郑孝国等（1998）针对国家科技奖励一级指标体系存在的不足，依据模糊数学原理，对一级指标进行量化并建立了科技奖励综合评价的数学模型，并以此选定了获得指标权重、指标权重修正、指标权重应用等统计方法对国家科技奖励进行了实际分析和评判，改进了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方法。蒋美仕等（1998）构建了我国科技奖励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一级评价指标体系是一般的指标体系，包括学术水平、社会/经济效益、技术难度、学术意义和适用范围；二级指标体系是一级指标体系的具体化、扩展和延伸，由此形成一个多层次和多级别的指标体系。

可见，学者们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99年之前，由于在1999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中对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指标有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减少了。毋庸置疑，官方的评价指标既吸收了学者们的前期研究成果，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者们的后续研究。因此，对当前正在实施的国家科技奖励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有待加强。

（2）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方法及模型

学者们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评价方法及模型的研究和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的。较早时，部分学者认为不可能建立科技奖励运行绩效评价的实体模型，只能建立类比模型。由于科技奖励系统是科研管理人工系统的一种，它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其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为基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不可能建立实体模型。建立数学模型也相当困难，一般多建立类比模型，即建立一种能对系统作出本质描述和合理抽象的曲线图、方框图或流程图。然而，很多学者后来都陆续建立了具体的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评价模型，主要有智能评审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法、模糊灰色关联分析法、未确知测度评分模型及结构方程模型等，这充分说明可以建立实体模型来对科技奖励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

①智能评审方法。这是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可实现对科技奖励的智能评价。金聪、彭嘉雄（2002）运用智能评审方法，以国家三大奖为例建立了科技奖励的综合评价体系，并采用人工神经网络来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以此克服人为因素及模糊随机性的影响，从而实现对科技奖励的精确评价。

②模糊综合评价法。该方法利用模糊数学原理，按照隶属度的确定、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和评价优劣判定三个步骤建立多层模糊综合评价模型，从而对科技奖励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量化，实现科技奖励评价的科学性、可靠性和简易可行性。关天云（2005）也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法把科技奖励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解决了原有方法中定性与定量不能很好结合的问题，并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实现评价，使科技奖励评价工作更加精确，达到既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又保证其易于操作的目标。

③模糊灰色关联分析法。这种方法实现了模糊综合评价法和灰色关联分析法的有机融合，通过把各分量均为三角模糊数的模糊矢量进行比较来对科技奖励进行评价。胡宗义等（2009）运用此方法把国家科技进步奖社会公益类项目的五个定性评价指标，即技术创新程度、技术指标的先进程度、推广应用程度、已获社会生态环境效益和对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全部转换成用L-R型三角模糊数表示的定量指标，有效地解决了专家小组的不确定的语义评价数量化的问题，有利于模糊多属性决策的顺利进行，使科技奖励评价更加简明直观。

④未确知测度评分模型。传统的科技奖励评价方法主观性较强，会造成信息失真，利用未确知测度模型能有效地解决这种主观性问题。王瑛等（2009）在借鉴未确知测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概率向量和等级空间向量的运算对其评价准则进行改进，构建了一个含有综合得分公式的未确知测度评分模型，并运用此模型对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社会公益类获奖项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未确知测度评分模型比传统的科技奖励评价模型更能减少由专家主观性所产生的信息失真，使得评价结果更客观、公平、科学、直观，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他们设计的未确知测度评分模型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⑤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可用于讨论观测变量与潜在变量关系及潜在变量与潜在变量的关系，能有效处理科技奖励评价过程中显变量与隐变量的复杂关系。王瑛、郝国杰（2009）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以国家自然科学奖为例，从定性与定量两个方面来实现对科技奖励的评价。一是隐变量通过一个或多个显变量进行测量，根据可观测的显变量，借助AMOS软件可计算出隐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路径系数，达到了既考虑到专家的意见，又不完全由专家来评价的目的，从而减少了由专家决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的影响；二是既可以用数学模型也可以用图形进行描述，因此可以更加直观、清晰地从大局上把握，易于对评价模型进行讨论与修正。

可见，学者们所设计的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几种评价模型，克服了以专家打分为主的定性评价方法所带来的主观性太强等弊端，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优势，对改进国家科技奖励的运行绩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国家科技奖励的评价指标及方法

姜笛（1988）运用模糊集理论中的综合评判法来确定国家科技奖励的等级，他对不同类型的科技成果划分出不同的评审指标，组成不同的因素集，并通过专家咨询，采用对比平均法分别求出不同的权数，然后根据其评审等级及相应的评语，组成不同的评语集，再逐类逐项分别确定不同类型科技成果的每个评审等级的隶属度，从而得出国家科技奖励的模糊综合评判结果。尹荣章等（1991）对国家科技奖励请奖项目效益的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把请奖项目的效益分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经济效益设置了新增总产值、净收益、投入产出比、内部收益率四个评价指标，对社会效益设置了推动科技的进步、促进人才的培养等20个指标，然后以信函、座谈会的形式广泛征求各行业专家的意见，以此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与评奖档次标准值，进而确定授奖项目。姚昌瑞等（1994）对国家科技进步奖请奖项目中的工业性成果的经济效益进行了计算及评价，他们只设计了总纯收入、生产性投入产出比、研究开发性投入产出比三个指标作为经济效益的子指标，并把三者的比例设置为0.7: 0.2: 0.1，据此设计了一份科技进步奖请奖工业性成果经济效益填报表，然后根据加权系数计算得到请奖项目的实际经济效益。查之玲等人（1998）设计的国家科技进步奖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科学技术水平和技术难度、创新程度、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推广应用程度和推广应用潜力、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和影响6个指标，并把创造性和效益作为获得科技进步奖的两个必须条件。在确定指标权重时，他们将评价指标的权重在平均意义下进行测试和处理，在比较不同的测试结果后，选择最合理的权重分配，从而确定授奖的4级7档。

四 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优化对策

学术界关于运行绩效的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但针对运行绩效的优化研究却很少，主要是定性研究，如目标管理法、“一图一卡一表”监控法、行动学习法等，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尝试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来优化运行绩效。戚涌、李千目（2009）在群组层次分析法的基础上，融合TOPSIS法的思想，给出了一种基于距离向量的绩效提升方法，可以有针对性地优化科技奖励的运行绩效，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依据。他们还把标杆管理和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提出的PDCA循环结合到一起，提出了基于标杆管理的PDCA提升绩效的方法。针对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优化对策，学者们基本上是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和思考，提出了一些参考性的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调整国家科技奖励的奖项设置

科学合理的奖项设置可以有效地优化科技奖励的运行绩效。针对国家科技奖励以项目奖为主的弊端，成良斌（1999）建议通过调整国家三大奖之间的比例，并增设国际奖，形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奖等措施来实现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与国际接轨；钟书华、王炎坤（2005）也建议继续增设政府个人奖，以顺应国际科技奖励的普遍趋势，从而完善我国科技奖励系统结构。针对科技奖励设奖层次过多的问题，尹邦奇（2002）认为国家科技奖励要坚持“少而精”的原则，建议减少设奖层次，进一步压缩授奖数量，同时聘请国际同行专家参与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刘刚（2003）也建议淡化等级观念，取消国家科技奖励的等级划分，同时增强对国家科技奖励获奖项目的质量考核，建立职责明确、分工合理、公平高效的评审体系，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奖励体系。钟书华、王炎坤（2006）还建议增设“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并重新界定国家三大奖的主要完成人，减少国家科技进步奖每年的获奖项目数量，以保证三大奖获奖人数的均衡。在实施新的科技奖励调整方案时，应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奖实行推荐制，对三大奖获奖者实行总量控制，建立申报奖励的“高门槛”，合理界定三大奖调整前后的关系。

（2）重点奖励自主创新成果

科技奖励制度对创新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可通过重点奖励自主创新成果引导创新型文化建设。王大明、胡志强（2005）建议在评奖过程中突出科技奖励的自主创新性标准，淡化科技成就的生产力标准，强调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和标准等，鼓励科研人员将科技成果申报专利和版权，鼓励制定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何科方、钟书华（2008）也认为，在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现实背景下，科技奖励的运行应以自主知识产权的取得为根本导向，加大在科技奖励中的专利考核指标，在科技计划、科技成果等管理工作中引入专利考核体制，加强与国际科技界的接轨和交流，尽量引入国际通用性的创新判别标准，避免孤芳自赏的奖励项目。

（3）构建多元化的科技奖励体系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以政府奖励为主导，以社会力量和用人单位奖励为主体”的科技奖励体系，这是优化科技奖励运行绩效的体制保障。因此，我国科技奖励系统需要经过合理的重建，奖励系统的设置应坚持科学共同体内外奖励的有机统一，体现层次性，在范围上应具有“点”“面”相结合的特征。赵万里（1990）建议确立规范化的运行机制，完善科学家同行评议制度，建立大环境交流与补偿机制，引入奖励竞争机制。张忠奎（1991）也建议进一步完善科技奖励体系中的奖励设置和奖励工作体系，大力提倡民间开展科技奖励活动。李程程（2009）则提出通过改进评审机制，调整奖励结构，完善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来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科技奖励体系。

（4）引入质量管理体系

为保障国家科技奖励的评审工作能够体现科学、公平和公正，优化科技奖励的运行绩效，刘刚、禾子（2007）建议把质量管理体系引入国家科技奖励的管理和评审工作，以推动国家科技奖励体制机制创新。通过引入质量管理体系，按照ISO 9000族标准建立奖项的质量管理体系，从过程的识别、方针目标的建立到管理职责、产品实现和持续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所有活动都有文件加以确定，都有记录作为证据，每个过程都可得到控制，每项工作都可以实现公开透明，从而使得科技奖励工作实现规范化、程序化和文件化的管理。